艾晓明 | 历史的伤口与弥合：黄政家事寻踪

艾晓明 | 历史的伤口与弥合：黄政家事寻踪podcast（上）

艾晓明 | 历史的伤口与弥合：黄政家事寻踪podcast（下）

作者按：黄政（1935.10.01-2025.09.29），这个名字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身份：“最可爱的人”——志愿军战士、右派、劳教分子、林昭同案、苏州疾控中心退休干部……

在他生命的晚年，是兄弟姐妹们敬爱的大哥。为纪念去年9月29 日离世的黄政，我写过一篇访谈录《三个月交往、十五年重刑、永远的怀念》，还写了《线人政治与诗人往事——朱红与林昭、黄政冤案》；作为这个纪念系列的第三篇，本文写的是他的家人往事。

为什么会在访谈冤案之后，还会去寻访家史？通常，人们会认为这些是私人生活，没有那么重要。而我的出发点是这样：黄政的厄运，是从他父亲黄尔恒在肃反前被审查开始的。父亲的过往，仿佛是一种原罪，他因此被抛出生活常轨，被开除团籍，被划右派……他对现实的疑问由此开始。那么，他父亲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其次，黄政的父亲被关押至死，没有结论，黄政亲自去处理了他的后事。当他遇到林昭时，他们两位都是失去了父亲的人。他们怎样看待父亲的死？父亲和其他亲人的非正常死亡，对他又有哪些影响呢？

还有，如果说那个时代的家庭出身是原罪，那这种“罪”是怎样设定的？我觉得，相对于五七幸存者的叙事文本，在一九五七之前的政治运动中被扫荡的人，除了如“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案”等显著大案，留下的记录很少。但普通人的遭遇同样是这些运动的直接后果，他们的故事应该浮出水面，而不是在历史上消声。

当我问及黄政的弟妹有关其父的情况时，我也认识到，他与儿女们关系并非简单。你难以用好人或坏人的标准去解释，也难以用政治上的红与黑去判断。但是，就像那些在镇反、肃反中被网罗的许多年长者一样，运动的决策者，并不在乎他具体的经历是非。当他作为曾在旧政权的警察机关工作过的官员被立案拘捕，他身后的妻子和儿女们，在时代的巨潮席卷过来时，怎样存活下来呢？

有关当代史的正统叙述通常是围绕事件展开，在官网的编年史里，可以读到高层的决策、政府的作为、国家的利害得失；至于政治运动的代价——被批判或清理出局的人，在其中常常被数字符号取代，消失在无名的百分比里。而当家庭的支柱被拆毁，长辈沉入政治的黑洞，他们的后人命运如何，这是我想知道的小数点后面的故事，也许，这应该算是历史的生命纹理。

黄政劫后寻亲的故事，是在这个层面上感动了我，他找到失散数十年的弟妹，向父亲奉上为人子女的纪念，他用自己对和平与安宁的感受，鼓励后人要成家，要有子女。他的故事有助于我们，从维护人性和亲情连接的角度回看时代、社会与家庭的关系。同样，即使社会的正义迟迟未到，个人、家庭仍可以努力在先，去抚平创伤，重建记忆。这是他弥合历史伤口的努力，也是他留给亲人的精神遗产。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我想通过这样的写作来表明：每一个蒙难者，都值得一份人生档案。

引子

2025 年9 月5 日，黄政去世的二十四天之前，他的弟弟妹妹和亲眷来到他病室床前，砀山的三弟黄钦及上海的小弟张建中拉着他的手，小妹杨志琴用手机录下了这样的场景：

病重的黄政，气力不足，说话很慢，我听到他说：……大哥没有能力啊！

小弟努力安慰说：你是最好的大哥。

长长的鼻胃管，从他耳边绕过，在鼻孔边固定。他心里可能明白，这是此生的诀别。他回答小弟说：……我想她呢……我小妹……最后你们，能够找到……这也是我做人的本分，其他我没有力量……

妻子陈淑玉安慰他说：……挺幸福的，兄弟妹妹年纪这么大了，都赶过来……

这段视频仅有四十六秒，却浓缩了一个大家庭儿女们悲欢离合，我对黄政家事的寻访，也是从这段视频开始的。

一《牧马人》式的情缘

1985 年春，黄政刑满释放已近六年，而他的冤案还没有平反；他自己还是单身一人。

1982 年，电影《牧马人》在全国上映，引起轰动。年轻的朱时茂扮演了片中主角许灵均，面对那阴差阳错而要求留下的四川姑娘，他别过脸去，艰难地吐出四个字“我－是－右－派”。当他回过头来，一个时代的劫后余生者，经历了一场泪水的昭雪。一时间，影片比任何政策文件都更强烈地传达出一个信息，右派清白无辜，有权利重返社会，享有婚姻权利。

我不知道那个年代，有多少女性受到影片的感召，接纳了被耽误了青春的右派归来者，但黄政的妻子陈淑玉却是这样。她在浙江丽水工作，有过中医的职业训练，是企业法人代表，独立开有诊所，此时还是单身。她说，看了《牧马人》就想到，右派都是知识分子，也不是刑事犯罪。如果我碰到这种人，哪怕他瘫痪了，我也要照顾他一辈子。

1985 年“五一”假期，陈淑玉经亲友介绍与黄政见面，黄政那时已在天命之年。淑玉不在乎他那些罪名，在她眼里，黄政是那样清清爽爽的一个人，个子高挺，模样端正；既有军人气质，做事情又很细腻。他给她寄东西，包袱皮都是自己缝的，针线活挺好。更不必说，这个人因言论入罪，有才华，有思想。

相识后，黄政对她倾诉了自己的经历，牢狱十五年，从不与任何亲人联系。她记得他说，多少人都受不了，绝望了，明明高墙下有电网，就那样跳下去了啊……

他们的婚礼很隆重，在丽水那边，亲友坐了十八桌。她的父母拿出自己的积蓄来办这场婚礼，在他们看来，那些政治舞台上的事情都是变幻不定的，一场“文革”下来，多少冤案！女婿一表人才，值得接纳。

婚后，淑玉辞去老家的工作，随黄政来到苏州，从此患难与共，相伴一生。

黄政的弟妹们一致认为，大嫂的到来，使黄政享有了后四十年的现世安稳。淑玉回想起来也说，黄政三岁丧母，好端端一个少年军人，却因政治变故，屡遭打击。幸亏他活得长，才算不枉人间岁月。

结婚后，黄政对淑玉说：我还有几个弟弟妹妹呢，我要找到他们。

二 一位父亲与他的四房妻妾和子女

黄政有多少弟妹呢？他们缘何失散？看到那段告别视频，我试图在一张纸上写下他们的名字，却发现他们中有四个姓氏，分别为黄、张、邱、杨。问及原因，又涉及黄政的父亲与四房女人的姻缘。志琴说我的本子太小，他们的故事要都说出来，一个本子也记不完。

还好，黄政生前有一份手书的家人名录，其中有父亲黄尔恒与他的原配和续娶的女人、儿女的亲缘关系。

黄尔恒（1906-1961），二十世纪初的1906 年出生于皖北砀山县东关外三里陈楼村。他与林昭的父亲彭国彦（1904年—1960 年）生卒年月相近，他们曾同为那个时代的官员，即1949 年后被新政权标记为“反动”或“担任伪职”的官吏；他们不可能知道，这一身份经历，会在他们去世之后，将两位儿女——黄政与林昭拉近。

根据黄政在2013 年接受采访时的讲述，父亲黄尔恒考取了南京中央警官学校第一期，这所学校跟黄埔军校相差不到两三年。

我根据他的说法在网上核查，先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与中央警官学校的关系。黄埔军校于1924 年2 月在广州创建，1927 年9 月迁到南京。1930 年夏设立宪警教导队，学员毕业期限为六个月。1930 年冬季，该队第一届学员毕业，停招第二期学员。1930 年年底，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受令附设宪警班，筹备就绪后，在1931 年3 月通告招生及投考资格。1931 年第一期学员的录取相当严格，考生分为“特准与考者”以及从黄埔军校毕业后自愿学习宪警者。如果黄尔恒进入的警官学校与黄埔军校关系密切，那他只能是宪警班第一期学员，此时他年二十五岁。

根据黄政在砀山的亲人回忆，黄政所说的“中央警官学校”，时间要推迟到1936 年。查唐恺《南京记忆：民国中央警官学校钩沉》一文，国民政府1936 年在南京栖霞区“五棵松”，建立了当时中国警察教育的最高学府——中央警官学校，它的前身是“警官高等学校”，1934 年从北京迁至南京。警校分正科和特科两种教育模式，正科要求有高中毕业资格，修业期为两年。特科则为学员班，学员均为各省市现任警官。

这种情形，有点接近于现在大学招收的正规生与进修生。1937 年11 月，警校西迁至重庆。此时，警校的第一期正科和第一期教育讲习班、高级班，交警训练班和战时警察训练班均已毕业。

如果黄尔恒属于警校第一期的学员，那么应该是在他本人三十岁那年，进入了特科班，而不是此前该校招收的正科生。因为高等警官学校1935 年招收的学生称为第二十二期，1936 年3 月招收的学生称为第二十三期，不称第一期。

黄政谈到，父亲曾在江苏盐城、昆山、江浦、苏州等地任职，担任过警察分局的局长、督查等。从照片上看，黄尔恒容貌俊朗，黄政长得很像父亲。有关黄尔恒的公职履历，我未查到有关他本人的记录，儿女们的印象也不完整。由于对阶级斗争的恐惧，长辈不敢细说在“旧社会”的经历；手稿、书信或证照这些私人文书和物件，经过抄家、搜捕，难以保存下来。在当代中国人的家庭中，这是普遍的情形，黄政家中也是如此。

根据志琴抄写的名单，我试图大体描绘出黄尔恒的生活轨迹。与民国年间的大多数男性一样，黄尔恒十八岁时结婚。他与原配夫人张氏（1902-1985）育有三女一男，长女黄碧云（1925-2009）出生时，黄尔恒年十九岁；一年后次女黄翠云出生（1926-1962），这两个女儿后来一直生活在老家砀山。三女黄瑞云（1931-2015），又名黄苏卿，她比黄政大三岁，后来嫁给一位南下干部，在浙江丽水安家。黄尔恒与张氏还有一个儿子黄君（1938-2020），他比黄政小三岁。

黄政是黄尔恒的第二位太太葛春华（1914-1938）之子，葛氏比黄尔恒小八岁，在黄政三岁时病故。家人记得她得的是“月子病”，月子病的范围很广，如果生育后在月子里落下病根，往往长久地影响母亲的身心健康。葛春华去世时，年仅二十四岁。

葛春华去世后，黄尔恒迎娶了第三位太太方英（1912-1973），原名方静怡，黄家姐妹称她“方妈”。方英与黄尔恒育有三男一女，不过，看纸上名单，有两个女儿的名字。原来，长女黄慕琴（1930-1949）是方英与前夫的女儿，进入黄家时年十岁。黄政的母亲去世后，抚养黄政的先是大娘张氏，五岁时他来到苏州，由方妈抚养。方妈的孩子们中，黄辰比黄政小六岁（1941-），黄强（1944-1975）比黄政小九岁，最小的妹妹志琴（1947-），比黄政小十二岁。在苏州的孩子们中间，黄政是名副其实的大哥。1950年，黄政考上军大离家，小弟建中（1951-）出生。

黄尔恒的第四位太太张素（1913-1989），原名张锦芙，常熟人，她与黄尔恒结合，时间在1941 年秋后。张素与上述三位女子不同的是，她很早就参加了新四军。朱红在接受林昭传记作者赵锐采访时说：“黄政的继母是被捕的共产党员，跟黄父结婚才活了下来，解放后开除回家，在居民生活

服务站工作。黄政回苏州后没地方住，经继母求人，居委会同意他在生活服务站里勉强摆个床铺安身。那生活服务站位于北局，是苏州的闹市区，离我家也不远。1962 年六七月间，我实在找不到工作，就把家里的旧书搜罗到一起，在那个生活服务站门口摆了个摊。”

在这个旧书摊前，发生了林昭-朱红-黄政的一段公案。

在黄政笔下，“母亲心善”这四个字，指的就是继母张妈。1962 年1 月1 日，他从劳教农场回来，没有出路，白天外出打零工，晚上借住在张妈做事的生活服务站里。

与朱红所述不同的是，张素没有入党，也不是“解放后开除回家”，而是在肃反中受黄尔恒牵连被捕，释放后失去公职。

张素与黄尔恒育有二女一子，长女张帆（1942——），比黄政小七岁，原名黄金枝。长子黄钦（1944-），比黄政小九岁，幼女邱复梅（1945-），比黄政小十岁。

总之，从1941 年到1945 年，在黄尔恒位于苏州的家中，一度曾有方妈和张妈这两位夫人同居一宅，这座宅子在老十梓街137 号，是一处两进的庭院，院内有多个房间，客厅外有蟹眼天井，有自家水井。黄辰记得，第一进正厅两侧的厢房东边住着自己的母亲方妈和他们兄弟俩，对面是张妈和她的女儿，第二进住着砀山老家的亲戚。

三 家庭聚散之一：方妈和她的孩子们

1945 年抗战胜利前后，由于战乱、政权更替和世事变迁，黄尔恒在苏州与两房太太同居的多子女家庭逐渐解体，未成年的孩子们全然不知自己会被命运的巨掌拨到哪个角落。

抗战胜利前，黄尔恒已离开汪伪时期的警察部门，失业数年。孩子们接连出世，经济上无法支撑。据黄辰回忆，父亲这时让他在砀山与张氏所育的长女黄碧云来到苏州，嫁给了一位财务官员李德普。但战后货币贬值，大家庭聚居一处已难以为继。大概在1947 年，黄家位于苏州十梓街和五卅路交汇处西北角的两进院住宅卖掉，方妈和张妈分两处居住。方妈带着黄政、黄辰和黄强三个男孩住到五申弄的房子里。从1945 年开始，先后出生的三个孩子都送给了其他家庭收养，这里先说方妈和她的儿女们。

1947 年，黄尔恒与方英的女儿志琴出生，大约周岁时，她被送到姨母家，此后从姨父杨忆春改姓杨。

姨母是方英的姐姐，家在方英的老家昆山。此时家里已有独子杨志衡，志琴喊他大哥，他比志琴年长十八岁。

志琴保存了三页文字材料，其中说明了她亲生母亲的经历和她到杨家的情形。

第一份材料有两页，写于1971 年9 月23 日。志琴在“文革”期间高中毕业，1968 年下乡插队务农，到这年已有四年之久。1971 年，知青第一次有机会上调工作；这意味着摆脱农民身份，得到一份固定收入。

在那个时代，志琴属于所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个说法是给“黑五类”子女的一个政策性标签，意思是如果思想、劳动表现好，可以得到与“红五类”子女同样的待遇。志琴的养父，此时的身份是劳改释放犯，这对子女来说，几乎断绝了他们的前程。如果不填养父，她又该如何填写生父生母的情况？大哥杨志衡，时任苏州二中教师，他写了如下文字，作为志琴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证明。这段文字上加盖了苏州二中的公章，以示情况属实。

关于方英和黄曙东（方英丈夫）的情况

方英最早跟随其丈夫住在南京，黄曙东当时在南京警察训练的机关里工作（系汪伪时期），是教官一类工作。抗战胜利后不工作迁居苏州（迁居在胜利前或后记不清），当时有四个孩子，二男二女，大女儿在解放后不久病逝，小女儿杨志琴年仅周岁给我家抚养。原因在于经济较困难，也由于我并无兄弟姊妹，所以剩下两个男孩。解放后方英与黄曙东离婚，当时方英在乐群社做管理工作，以收入抚养孩子。以后这个教堂由于开支不够退去一部分职员，方英也被退出。以后一直在做保姆，最后在苏州工专一个教师家当保姆。由于工专迁校西安，所以随同前去西安。以后又转到陕工大一教师家当保姆，两个孩子大的一个在大约1956 年由政府分派到新疆，以后经过短期训练后当小教。小的一个由于哥哥的关系，随后也到新疆，在岸泉县红旗公社参加劳动。杨志琴到我家后，生活一直由我负担，我来苏工作后，也带来苏州，直到68 年下乡插队劳动。

（注）离婚时间大约在解放后不久，（可能在51年），那时黄曙东还有一个小老婆，他们二人另住一处，生活上基本上互不负担。另外听说黄在老家徐州还有一个妻子并有孩子，这孩子一段时间与方英住在一起，解放后这孩子参军去的，以后情况不知。

杨志衡

1971.9.23

以上材料系杨志衡老师所反映，供参考。

苏州市第二中学革命委员会（公章）71.9.23

从这段文字里可以看到：

第一，1949 年以后，黄尔恒有过一个曾用名——黄曙东，这个新的名字与东方红是一个意思，表现出他对新政权的拥护。如今，黄尔恒的其他孩子们都不知道父亲的这个曾用名，但杨志衡这样写，应该有他的依据（杨志衡已经去世，难以与他查证了）。

第二，方英“在解放后”与黄尔恒办理了离婚（信中所述二男二女，是把1949 年病故的黄慕琴算上，计入了黄辰和黄强兄弟俩，没有计入在杨志琴之后出生又送人的胞弟张建中）。

第三，方英离开黄家后，连同她的两个儿子，远离故乡，最后在新疆定居。

志琴保存了生母方英的一页文字，是她亲笔所写。据志琴的胞兄黄辰回忆，此件写于1963 年。那些年里，中学生毕业升学或就业都有政治审查，其审查的首要事项就是家庭出身，如果想要参军入党，还发展到上查祖宗三代。虽然报章上不断宣传说：党的阶级路线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大量所谓“剥削阶级家庭”子女，也都寄希望于后面两句，但在现实生活中，前面一条鲜明而具体；后面两条抽象而空洞，有很大的随机性。在政审表格上，还专门有一栏，即直系亲属与社会关系中有无属于“杀”（如土改或镇反运动中已被处决）、“关”（正在关押中）、“管”（戴有四类分子中某一种类帽子，交群众管制）者，无论“杀、关、管”者里有多少冤假错案，在那些年里，其子女所受限制最为严酷，他们直接被归入“四类分子子女”“反革命家属”，在升学和就业时首先被排除，各地都有青年因绝望而发生的非正常死亡事件。

在方英留下的这页纸上，折叠处有多处破损，数行文字不完整，我以省略号表示。

我解放前未结婚教过两年小学，解放后你姐姐死后，在乐群社干了两年多事务员（五一年至五四年），解雇后就给人家当保姆直到今天。辰哥56 年初中毕业去新疆乌鲁木齐第一师范学习，57 年就派到小学当教员，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米泉县三道坝公社韩家庄小学工作。强哥因身体有病，小学毕业后停学在家（*数字不清）……报考初中……61 年到新疆参加农业生产，现在米泉县红旗公社畜牧场工作。

杨家祖父是成（此处有漏字）工人，做了一辈子，不写了，下次再谈罢。

（*此处因纸页破损，丢失一行字）

妈英字

三、十

方英以寥寥数语，草草概括了自己的一生，从“不写了”三个字里，能感觉到她的无奈。在当时，只有从事公职的工作才会被承认，私人雇佣的保姆，流动性大，没有福利保障，更谈不上社会地位。

方英晚年到了新疆投奔儿子，黄辰，现年八十四岁，他对母亲的回忆，比上面写得更具体一些：

母亲是幼师毕业，相当于中专。1951 年底，母亲在乐群社找了一份工作，1952 年，小弟中中断奶以后，因为养不起，经教堂张牧师介绍，送给了耶稣教友住在金太史巷3 号的张家。我上学的市二中也在那巷里，每天必从那里经过。那时候，妈、我、强，我们住在宫巷附近的颜家巷43 号，母亲去教堂做礼拜，我们常常跟着去，也在那里玩耍。

1954 年母亲下岗，没收入，去到工专蒋教授家当保姆，照看年幼丧母的一个男孩蒋长安。1956 年8 月苏州工专迁到西安后叫陕工大。

1966 年，母亲到了新疆。她说是因为蒋教授被关起来了，她给蒋家夫妻两个传递信息。陕工大的红卫兵不让她留在学校里，她只能到新疆投奔儿子了。

1966 年“文革”开始，我在学校被打成黑帮，到农场劳动。妈是在黄强那里住的，一直到1973 年她去世。“文革”十年，我因为家庭成分屡屡遭难，自顾不暇，根本没有能力照顾母亲，都是黄强在管。

从前面杨志衡为志琴写的证明，到方英自述，加上黄辰的补充，我们可以看到方英的生活道路。在民国和新中国这样两个时代，作为一位受过教育的女性和单身母亲，方英经历了很多坎坷。

首先是多子女的养育艰难，从1941 年到1951 年，黄辰、黄强、志琴、建中连续四个儿女出生。此外，她还要带大10 岁的长女慕琴和5 岁的继子黄政。旧时代的婚育文化讲究多子多福，有调查显示，即使在知识女性中，实际拥有避孕知识而施行节育的女性很少。一般女性尤其是陷入贫困的女性，在意外怀孕又无法养育婴儿时，只有将婴儿送给亲友或转送缺子女的家庭；在有育婴堂的城市，送去那里也是一个途径。仅从怀孕、生产到哺乳、养育，对于一个母亲的十年，六个儿女必然是超负荷劳作。不是一位女性如此，绝大多数女性都受到这种婚育传统的约束。

1948 年，方英将一周岁的女儿志琴送到昆山的姐姐家，两姐妹一直保持往来；志琴因此知道生母和两个哥哥的下落。1951 年，幼子建中尚在襁褓中，不久被送到教友张氏家庭，从此随张姓。领养家庭，一般都不愿意与婴儿的原生家庭保持来往，张家后来迁出苏州，在上海定居。骨肉别离，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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