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不暗｜双面雅努斯：美国政治的两副面孔

编者按：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结束，民主党重新赢得国会两院。一方面，第二任肆意妄为的特朗普被挫败，另一方面，民主党新人带来新气象，是本次中期选举的重大特征。然而，一些评论者据此宣布，美国政治终于“恢复正常”，理性再次战胜民粹主义。这恐怕只看到了美国政治的一面。特朗普的选举挫败，并不意味着右翼民粹主义及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已经消失。本文借用古罗马双面神雅努斯的形象，重新审视美国政治的两副面孔：一面是宗教复兴、社会运动与政治激情，既推动社会变革，也可能走向极化与狂热；另一面则是宪法、法治、选举与权力制衡构成的制度理性。两者并非简单的善恶对立，而是始终并存、相互冲突又相互制约。2026年中期选举的意义，不仅在于特朗普遭遇挫败，更在于选民再次通过选举，对可能失控的政治激情施加了制度约束。本文根据“西门看天下”视频录音整理、书评编辑而成。

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结束后，民主党重新赢得国会两院。不少人如释重负，认为美国民主制度再次实现了自我纠正，一切终于“恢复正常”。围绕选举结果，网络上更出现了种种奇怪的论调：有人迫不及待地宣布民粹主义终结、理性全面复辟；有人抱怨选民素质低竟然因为油价和通胀就抛弃执政党；还有一些建制派人士为此沾沾自喜，仿佛狂热民粹时代已经过去，精英政治终于可以重新掌握美国。

这些论调看似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的误判：民主党赢得国会，不意味着民粹主义已经终结，更不意味着美国政治所谓“恢复正常”。

古罗马神话中的雅努斯（Janus）拥有两副面孔。美国政治同样如此：一面是以宪法、法治和分权制衡为基础的制度秩序；另一面则是充满宗教激情、民粹主义、激进思潮与社会冲突的政治世界。

我这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恰好经历了美国最为光鲜的年代。我们从书本和电视中了解美国的分权制衡、法治精神与民主制度，也在不知不觉中为美国蒙上了一层理想化的滤镜，以为这就是美国政治的全部——一个制度完善、秩序井然的民主国家。

然而，这只是美国政治显露在外的一面。如果将目光转向长期被忽视的另一面，就会发现一个截然不同的美国：宗教激情反复兴起，激进的社会运动与保守主义浪潮交替出现，民粹主义不断挑战既有政治秩序，社会冲突甚至不时演变为公开的混乱与暴力。

这并非美国政治偶然出现的异常现象，而是贯穿其历史的另一种力量。只有同时看到这两副面孔，才能理解美国政治为什么会在制度秩序与社会激情之间反复震荡，也才能理解这次中期选举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宗教与狂热：美国政治的另一种传统

美国通常被视为现代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和自由民主制度的重要代表。然而，与许多西欧国家相比，宗教在美国公共生活和政治文化中始终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宗教不仅影响美国人的私人生活，还反复成为政治动员、社会改革乃至激进政治运动的力量。

在北美殖民地时期，宗教不仅是个人信仰，也是地方共同体的重要组织基础。18世纪30至40年代，北美殖民地出现了第一次“大觉醒运动”（Great Awakening）。以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和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为代表的传教者，强调个人的宗教体验、悔改与精神更新，挑战了部分既有教会的权威。

19世纪初，美国又经历了第二次大觉醒运动。随着西部扩张、人口流动和社会结构变化，福音派新教迅速发展。宗教复兴不仅改变了个人信仰，也推动了禁酒、教育改革、妇女参与公共事务和废奴主义等社会运动。

但宗教力量并不总是站在进步的一边。在奴隶制问题上，一些宗教人士积极参与废奴运动，另一些教会和神职人员却援引《圣经》为奴隶制度辩护。同一种宗教传统，既可能成为争取平等的道德资源，也可能被用来维护既有的压迫关系。

20世纪的民权运动同样体现了宗教与政治的密切联系。马丁·路德·金不仅是一位民权领袖，也是一位浸礼会牧师。他在争取非裔美国人平等权利的过程中，将基督教的道德语言与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所承诺的平等原则结合起来。黑人教会则为民权运动提供了组织网络、集会空间和社会动员资源。

与此同时，美国保守主义政治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宗教基础。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堕胎、学校祈祷、性别角色和家庭价值观等议题成为政治争论的中心，福音派保守主义者开始更加积极地参与选举政治。以杰里·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等人为代表的宗教右翼组织，推动了宗教保守主义与共和党的长期合作。

1980年里根当选总统，是这一政治联盟发展的重要节点。宗教保守主义者不仅关注传统道德，也逐渐将自己的政治诉求与减税、反共、有限政府等共和党政策联系起来。到了小布什执政时期，宗教信仰继续成为共和党政治动员的重要资源。

美国经济史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illiam Fogel）在2000年出版的《第四次大觉醒与平等主义的未来》（The Fourth Great Awakening and the Future of Egalitarianism）中，尝试以四次宗教大觉醒解释美国社会改革和平等观念的历史变化。这是福格尔提出的一种历史解释，并非没有争议的固定分期，但它揭示了一个经常被忽视的事实：宗教激情不是美国现代政治的残余，而是推动美国社会改革和政治冲突的重要力量。

特朗普时代进一步显示了这种关系的复杂性。特朗普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政治风格，与传统福音派所强调的宗教道德规范并不完全一致，但他仍然获得了大量白人福音派选民的支持。对于这些选民而言，支持特朗普不仅涉及候选人的个人品德，还涉及最高法院法官任命、堕胎政策、宗教自由、移民政策，以及他们对美国文化变化的担忧。

在一部分宗教支持者眼中，特朗普甚至被赋予了拯救国家的特殊使命。政治竞争不再只是不同政策和利益之间的争论，而被理解为信仰与邪恶、正义与堕落之间的斗争。政治领袖可以因其所承担的使命而获得道德豁免，政治对手则可能被描绘成威胁国家和宗教传统的敌人。

这种倾向并不代表所有美国基督徒，但它足以说明，美国宗教政治最值得警惕的，并不是宗教信仰本身，而是政治被赋予了不容置疑的神圣使命。当政治领袖被视为拯救国家的使者，政治对手被视为邪恶的化身，民主政治所必需的妥协便很容易被看作背叛。

这样的狂热并不是美国现代化尚未完成的证明，而是美国现代政治自身反复产生的一种现象。

二、身份政治的狂热：当左右两翼都把对手视为敌人

如果说宗教激情揭示了美国右翼政治动员的重要来源，那么当代身份政治则进一步说明，政治狂热并不只存在于右翼。左翼的一部分激进力量，同样习惯于将政治分歧转化为道德审判，以身份决定立场，以立场判断人格，最终把公共讨论变成一场不断划分敌我的斗争。

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2018年出版的《身份：对尊严的要求与怨恨的政治》（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中指出，现代政治冲突不仅涉及财富分配和经济利益，也越来越涉及个人与群体对尊严、身份和社会承认的要求。

这一变化在当代美国表现得尤为明显。税率、福利、就业和收入分配仍然重要，但政治争论越来越容易转化为关于种族、性别、文化认同和群体地位的冲突。人们争论的不再只是如何分配社会资源，也包括谁的身份应当得到承认，谁的价值观能够代表美国，以及谁正在失去原有的社会地位。

近年来，美国左翼的一部分激进力量不断推动所谓“觉醒文化”（Woke Culture），强调种族、性别和其他身份差异，试图通过重新审视历史与社会制度来纠正不平等。然而，当身份成为衡量政治立场和道德正当性的主要标准时，原本旨在争取平等的诉求，也可能演变为新的排斥与对立。不同意见不再只是需要辩论的观点，而可能被视为一个人道德上存在缺陷的证据。

这种倾向不仅存在于社会运动和大学校园，也逐渐进入政府政策和行政体系。拜登政府在2021年通过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机构推进多样性、公平、包容与无障碍（DEIA）政策，将相关理念纳入联邦人事管理和机构规划。支持者认为，这是纠正长期不平等的必要措施；批评者则认为，政府以身份差异为基础推动政策，可能使政治理念取代个人能力与平等竞争原则。

问题并不在于政府是否应该反对歧视，而在于当某种身份政治理念成为行政体系的指导原则时，是否仍然允许对其合理性和实施方式提出质疑。原本属于公共讨论的政治主张，一旦获得行政权力的支持，便可能使不同意见面临更大的政治与制度压力。

右翼同样如此。面对种族、性别和文化观念的变化，一些白人保守派选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自身的文化地位受到威胁。他们认为，传统宗教、家庭观念和美国国家认同正在被不断削弱，由此产生的失落感和被剥夺感，成为右翼民粹主义动员的重要基础。

在这种政治氛围下，一边是激进身份诉求与“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另一边是围绕传统价值、白人身份和国家认同展开的保守主义反击。右翼政治也经常以反对所谓“觉醒意识形态”为名，要求限制学校课程、图书内容和有关性别、种族的公共讨论。

双方都声称自己是在维护自由，却可能在维护自身价值观的同时，要求压缩对方的表达空间；双方都宣称自己是在保护美国，却越来越倾向于把政治对手视为国家的威胁。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对立。复杂的社会问题被简化为相互排斥的身份标签，政治争论越来越容易演变为道德谴责和群体敌意。

当然，左右两翼的政治主张、行为方式及其对民主制度造成的影响并不完全相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看到一种共同的危险：当政治阵营确信自己独占道德正义，并拒绝承认对手参与公共生活的正当性时，民主政治便可能从制度内的竞争，走向无法妥协的敌我对抗。

美国的政治分裂，不会因为某一个政党在一次选举中失利就自行消失。右翼的宗教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以及左翼的激进身份政治，都有其社会基础。它们之间的冲突，仍将持续影响美国政治。

三、制度与狂热：美国政治如何在冲突中调整？

美国政治并非只有宗教激情、民粹主义和激进社会运动。与这些力量长期并存的，是宪法、法治和分权制衡构成的制度框架。它使激烈的政治竞争能够通过选举和权力交替得到约束，也使社会冲突不必每次都演变为制度崩溃。

没有制度框架的约束，政治狂热可能使美国陷入难以控制的冲突与混乱；但如果没有社会力量周期性的冲击，制度也可能逐渐沦为由政治精英主导、缺乏活力而又难以回应社会诉求的官僚体系。

美国历史上的许多重大变化，正是在这两种力量的冲突与相互作用中发生的。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1981年出版的《美国政治：不和谐的承诺》（American Politics: The Promise of Disharmony）中，讨论了美国政治理想与现实制度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他指出，美国人高度信奉自由、平等、民主和宪政原则，现实政治却始终无法完全兑现这些承诺。由此产生的失望与愤怒，会周期性地激发他所谓的“政治信条激情”（creedal passion），推动社会运动对既有制度发起挑战。

亨廷顿的分析说明，美国政治中的激进冲动，并非总是来自制度之外，有时恰恰来自美国人对自身政治理想的执着。当现实政治背离自由和平等的承诺时，社会运动便可能以捍卫这些原则的名义，向现有制度提出挑战。

从美国历史来看，这些社会力量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激进的政治动员可能加剧冲突，甚至威胁民主制度的基本规则；另一方面，19世纪的废奴运动、妇女选举权运动和20世纪的民权运动，也曾通过激烈的社会抗争推动法律和制度改革。

因此，不能把制度简单等同于理性与进步，也不能把所有社会运动一概视为狂热与混乱。制度既可能保护自由，也可能维护既有的不平等；社会运动既可能推动权利扩展，也可能走向排斥、敌意和政治暴力。

美国政治的矛盾正在于此：制度既要约束政治狂热，也必须允许社会力量挑战既有秩序。总统大选和中期选举，是选民重新分配政治权力的重要渠道。它们并不保证每一次选择都正确，却使执政者无法永远垄断权力，也使任何政治派别都不能把自己的胜利当作历史的终点。

过去十年的美国政治，正是这种制度与狂热反复冲突的集中表现。短短十年间，美国政治经历了奥巴马、特朗普、拜登、特朗普四次总统权力交替。看似是两党之间的轮流执政，背后却是不同社会力量、政治认同和文化价值观的持续冲突。

这种反复变化，同样是美国政治“双面雅努斯”的表现。2026年民主党重新赢得国会两院，是选民通过制度渠道对特朗普政府作出的又一次政治调整。新一届国会将对总统权力形成更强的制约，但这并不意味着右翼民粹主义已经失败，更不意味着美国重新回到了一个没有狂热与冲突的理性时代。

那些急于宣布美国政治“恢复正常”、理性已经战胜狂热的人，仍然没有摆脱对美国民主的理想化想象。他们仿佛认为，制度与理性才是美国政治的本来面目，而宗教狂热、民粹主义和激进身份政治只是暂时偏离了正常轨道。事实上，这些力量从来就不是美国政治的局外人。

这就是美国这尊“双面雅努斯”的真正面貌：一面是宪法、法治与制度秩序，另一面是宗教激情、身份冲突与政治狂热。美国政治从来不是理性最终战胜狂热的历史，而是两者长期并存、不断冲突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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