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从新书看中期选举：美国政治正在发生什么？

编者按：1月3日，美国将举行2026年国会中期选举。这是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国会选举。选举结果不仅将决定未来两年国会的控制权，影响特朗普第二任期后半段的施政空间，也将为2028年总统大选提供重要的政治信号。对于共和党而言，这场选举将检验特朗普的政治影响力能否继续转化为选票；对于民主党而言，则是重新争取选民支持、调整政治路线的重要机会。

然而，这场中期选举涉及的问题远不止两党的胜负。近年来，美国的选民结构、政党政治和社会观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的阶层、族裔和教育背景与党派认同之间的关系不断调整，移民、生活成本、堕胎权、文化认同以及联邦政府权力等问题持续引发争论。特朗普改变了共和党的政治路线，但特朗普之后的共和党将走向何处仍不明朗；民主党则面临如何重新赢得工薪阶层和中间选民、建立稳定政治多数的难题。

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美国出版了一批政治回忆录、政治学研究和公共评论著作，为理解这些变化提供了不同视角。本期《从新书看中期选举：美国正在发生什么？》分为三个部分：首先从哈里斯、吉尔·拜登和万斯的新书观察两党政治人物对过去与未来的不同盘算；其次通过几部讨论选民、政党与政治极化的著作，分析美国政治联盟的变化；最后从最高法院、行政权力、移民身份和公民参与等角度，讨论选举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

这些作者的政治立场并不相同，提出的解释也各有侧重。但他们共同涉及一个问题：美国政治当前的困境，究竟只是两党的选举策略出了问题，还是政党、选民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更深刻的变化？11月3日的选举将产生明确的胜负结果，但无论哪一党获胜，这些长期问题都不会随之消失。理解这些变化，或许比预测一场选举的胜负更有助于认识美国政治的未来。

近期美国出版的一批政治新书，提供了几个不同的观察角度。从这些新书出发，或许可以更清楚地理解：2026年中期选举不仅关系到未来两年谁将控制国会，也将影响两党的政治路线，以及美国民主制度未来的发展方向。

三本回忆录：哈里斯、拜登与万斯的政治盘算

对于总统（包括政要）回忆录，有一句刻薄但也不失准确的话：绝大多数美国总统的回忆录，都是价值连城的废话。一方面，这些著作在商业运作上展现出惊人的变现能力。例如，企鹅兰登书屋在2017年购买巴拉克·奥巴马与米歇尔·奥巴马两人回忆录的合集独家出版权，成交总金额超过6500万美元。

但另一方面，与这些高额的商业利润相比，这些回忆录的文本价值却往往令人遗憾。总统历史学家罗伯特·达莱克（Robert Dallek）曾评论说：“历史上只有一部伟大的总统回忆录【笔者注：指美国第18任总统尤里西斯·S·格兰特（Ulysses S. Grant）在身患癌症、临终前为了给家人筹措生活费而咬牙写下的《格兰特个人回忆录（Personal Memoirs））》】，剩下的绝大多数都极其枯燥乏味，不过是充满党派偏见、为了自我辩护和自我美化的尝试罢了。”

出版界甚至还流传一句更为尖锐的评价：“大多数总统回忆录的价值甚至配不上印它们用的纸张。”例如比尔·克林顿那本厚达千页的《我的生活（My Life）》，被诸多评论家讽刺为“又臭又长”，甚至被戏称为《我的流水账》；即便是出版首日销售约88.7万–89万册、创下行业销售纪录的奥巴马回忆录《应许之地》（A Promised Land），也常被批评为极具才华的“自我辩护词”，缺乏真正的内省、深刻的反思以及核心权力运作的真实内幕。

毫不意外，近期集中出现的几部政客回忆录——卡玛拉·哈里斯的《107天（107 Days）》、JD·万斯的《共融：寻回信仰之路（Communion: Finding My Way Back to Faith）》以及吉尔·拜登的《东翼视角（View from the East Wing）》，似乎也没有逃出这个套路。虽然其他两本目前还没有销售数字，不过，哈里斯的回忆录在美国市场首周各版本合计销量便达35万册，其商业收益也引发外界关注。而其文本内容，更是被许多评论称之为“政治宣传书”、“自我辩护和自我美化的尝试”。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三本书的出版时间不仅卡住在2024年总统大选之后的美国政治大变时期，更是锁定了2026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以及未来的2028年白宫角逐。这三书显然不是单纯的私人心路历程记录，更像是经过公关团队包装后的政治宣传稿，并折射出三种不同心态：败选者的责任切割与政治再起、在职者的形象重塑与阵营野心，以及退场者的遗产防守与自我辩护。

2024年总统选举结束后，卡玛拉·哈里斯几乎第一时间便开始写回忆录，于2025年9月23日推出竞选回忆录《107 Days》。书名便能看出其用意——拜登2024年7月退选后，她只剩107天对阵已经筹备多年的特朗普，试图把惨败从“个人能力不足”改写成“时间太短、遗产太重、意外太多”。哈里斯在书中复盘这段仓促的战役，强调边境移民等棘手任务被交给自己，却在舆论围攻时得不到白宫有力回护；辩论前夕等关键节点，拜登团队的沟通方式也令她不快。她将退出时机过晚、前任遗留困境和社会撕裂写成失败主因，从而把自己从直接责任中切割出来，避免对手和媒体把这场大败钉死在她身上。

与此同时，她放弃竞逐2026年加州州长，转而以全国巡演维持声量、维系捐款人与基层网络，面对纽森、布蒂吉格、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等党内新力量的挤压，提前锁定自由派基本盘，为2028年再参选或转向其他角色留下空间。毕竟，民主党如今仍看不见公认的领跑者，哈里斯仍试图将自己维持为2028年民主党的潜在候选人之一。

与哈里斯的回忆录不同的是，2026年6月2日出版的第一夫人吉尔·拜登的回忆录首次详细披露了拜登退选背后的家庭隐情，包括拜登的健康问题、2024年总统辩论失利，以及此后退选的家庭与白宫内部经过，试图用白宫生活的温情点滴，给拜登家族争取一个体面、公正的评价。哈里斯在书中，直接批评把“是否退选”完全交给拜登个人的决定是极其轻率（reckless）的，批评其被“个人野心与 Ego（自负）”所绑架；而吉尔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对哈里斯和第二先生任德龙（Doug Emhoff）大加赞赏，试图将四人包装为一个无缝合作的“顶级团队”。在 2026 年 6 月吉尔参加 Daytime 访谈节目《The View》宣传新书时，主持人当场念出了哈里斯书中关于“拜登团队将哈里斯边缘化、给她处理不可能完成的脏活”的刺眼段落。吉尔现场显得极为震惊，并回应称自己从不知道也不觉得存在这种隔阂，依然强调“我们当时是个团队”。

哈里斯还在书中大吐苦水，指责拜登的白宫通讯团队在面对共和党对其“边境沙皇”等议题的猛烈攻击时“从不澄清、从不保护”，甚至刻意打压她的光芒，奉行“哈里斯越亮，拜登就越暗”的零和思维。在哈里斯的新书摘要曝光后，拜登的前白宫高级幕僚迅速向 Axios 等媒体匿名反击，直言“哈里斯根本不适合那个职位”（simply not good at the job），并指责哈里斯在任期间毫无实质政绩，只会搞僵硬的拍照秀，现在把责任全怪在拜登身上是“过河拆桥”。

与败选者的切割和退场者的防守不同，6月16日出版的现任副总统JD·万斯的《共融：寻回信仰之路》记录其2019年皈依天主教的心路历程及宗教在公共生活中的角色，并展现出极为明确政治野心。若说《乡下人的悲歌》让万斯成功建立了“俄亥俄底层逆袭者”的阶级标签，那么在入主白宫核心圈后，这部以“皈依天主教”为主线的新著作，则试图打造自己的政治思想标签。虽然媒体多批评万斯将信仰物化，并非真正的灵魂反思，更像是一场政治公关秀。即便如此，万斯将叙事重点锁定在宗教信仰上，这不仅直击社会保守派、福音派和天主教选民的核心诉求，为2026年中期选举的右翼阵营提供了文化战争动员工具，更是为他此后政治生涯打下思想地基。至今，他依然被认为是202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最热门人选。

从这三本书，或许可以看出两党面对2028年总统选举时截然不同的处境。万斯正在尝试以宗教信仰和文化保守主义建立自己的政治形象，并为特朗普之后的共和党提供一种可能的延续路线。相比之下，哈里斯与吉尔·拜登的回忆录所呈现的，仍然是民主党建制派对2024年败选原因的不同解释。民主党不仅尚未出现公认的2028年领跑者，而且在进步派崛起、工薪阶层选票流失以及世代交替等问题上，仍然存在深刻分歧。2026年中期选举的结果，或许将决定这些分歧如何进一步发展。

选民到底想要什么？

过去十年，美国政治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传统的党派身份越来越难以完整解释选民。一个人投票支持特朗普，并不意味着他认同特朗普政府的每一项政策；同样，一个反对特朗普的选民，也未必赞同民主党的政治议程。教育、阶层、种族、年龄与文化认同正在以新的方式重新组合两党的支持者。对共和党而言，问题是如何将特朗普的个人吸引力转化为长期的政党优势；对民主党而言，则是如何重新赢得那些逐渐远离自己的工薪阶层和中间选民。此次中期选举，更是体现美国选民这种特点。

9月18日，《纽约客》把两本政治背景截然不同的新书放在一起评论：共和党政治策略人士莎拉·朗韦尔（Sarah Longwell）的《如何吃掉一头大象》（How to Eat an Elephant: One Voter at a Time），以及民主党政治幕僚亚当·詹特尔森（Adam Jentleson）的《超级多数》（Supermajority: How Democrats Can End Republican Dominance and Build Lasting Power，）。

两人的政治经历几乎相反。朗韦尔长期从事共和党政治传播，特朗普崛起后成为「永不特朗普」（Never Trump）阵营的重要人物，目前担任《堡垒》（The Bulwark）的执行长兼出版人。詹特尔森则长期在民主党国会政治中工作，曾任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哈里·里德的副幕僚长，也曾担任参议员约翰·费特曼的幕僚长。两人都希望击败特朗普式的共和党政治，但对美国选民的理解，以及如何重建政治多数，却有不同的答案。

过去八年，朗韦尔主持了数百场焦点小组，访谈数千名共和党人、民主党人、独立选民以及没有固定党派归属的人。她最重要的发现是，真实选民远比华盛顿政治评论所描述的复杂。许多人并没有一套完整、自洽的政治意识形态。他们可能支持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却不认同他的某些经济主张；也可能支持堕胎权，同时在其他社会议题上持保守立场。这些看似矛盾的选择，对普通选民而言却并不矛盾。

朗韦尔因此主张，反特朗普力量不能只依靠民主党原有的支持者，而应当建立一个包括传统共和党人、独立选民和民主党人的「亲民主联盟」（pro-democracy coalition）。但她的问题也正在这里：这个联盟主要依靠对特朗普的反对而形成，当特朗普不再出现在选票上时，它还能依靠什么维持团结？一个由不同政治立场的人组成的反特朗普联盟，是否能够进一步发展出共同的政策目标？

詹特尔森的答案则更接近传统政党政治。他在《超级多数》中回顾美国20世纪的政党重组，指出今天这种每次总统选举几乎都由几个百分点决定胜负的局面，并不是美国政治不可改变的常态。从罗斯福的新政联盟到后来的共和党政治重组，美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能够持续多年的政治多数。

詹特尔森认为，民主党不能满足于在少数摇摆州和摇摆选区争取微弱优势，而应当重新建立更广泛的社会联盟。为此，民主党必须更加重视普通选民的实际关切，而不是让利益集团、活动人士以及党内高度政治化的群体主导全部政治议程。

两本书的共同点，恰恰是对当前美国政党政治的一种不满：政党领袖和政治活动人士往往以为自己理解选民，却可能只是把自己的政治立场投射到选民身上。两人对如何形成新的政治多数，仍有不同判断。

但即使政党重新理解了选民，另一个问题仍然存在：美国人是否还愿意把政治对手当成可以共同生活的人？

犹他州共和党州长斯宾塞·考克斯（Spencer Cox）在9月8日出版的新书《出口：如何在蔑视的时代成为和平缔造者》（Off Ramp: How to Be a Peacemaker in an Age of Contempt，Penguin Press）中，提出的正是这个问题。「Off Ramp」原本指高速公路上的出口。考克斯把它用作政治隐喻：当政治冲突不断升级时，一个社会是否还能为彼此保留一条离开对抗的道路？

考克斯并不要求共和党和民主党放弃自己的政策立场。他所担心的是，美国政治正在从「你的政策是错误的」，逐渐变成「你这个人，以及你所属的群体，本身就是问题」。当政治对手被视为敌人，妥协就不再是一种民主政治的必要能力，而可能被自己的支持者视为背叛。

2023至2024年担任全国州长协会主席期间，考克斯曾推动「更好地表达分歧」（Disagree Better）倡议，试图鼓励不同党派的政治人物降低语言上的敌意，寻找有限的合作空间。

不过，考克斯的主张同样面临一个问题：如果两党在移民、堕胎、总统权力和选举规则等问题上确实存在根本冲突，仅仅要求政治人物更加礼貌，是否足以改变政治极化？民主政治需要政治克制，但如果克制被理解为回避实质分歧，又是否会使政治问题更加难以解决？

如果说朗韦尔和詹特尔森关心的是普通选民，考克斯关心的是政治对手如何相处，那么政治记者雅各布·韦斯伯格（Jacob Weisberg）则把目光投向了美国政治中的另一群人：政治、商业、法律和媒体精英。

1956年，约翰·甘迺迪出版《勇气群像》（Profiles in Courage），讲述政治人物如何在压力下坚持自己的判断。七十年后，韦斯伯格有意把这个书名倒过来，出版《懦弱者群像：特朗普时代的附和研究》（Profiles in Cowardice: A Study of Collaboration in the Trump Era，Penguin Press，2026年9月15日）。

韦斯伯格曾长期担任《Slate》编辑，也是播客公司Pushkin Industries的共同创办人。他在书中选择八位来自政治、商业、法律等领域的人物，考察他们如何在特朗普政治影响不断扩大的过程中选择妥协、合作或退让。《金融时报》9月18日的书评提及律师布拉德·卡普、亚马逊创办人杰夫·贝佐斯以及共和党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等人物。

当然，这些人的选择可能涉及商业利益、法律判断、政党策略或机构责任。韦斯伯格将某些行为解释为恐惧、机会主义和制度性的退让，是他自己的政治判断，而不是唯一可能的解释。但这本书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美国政治的变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由普通选民推动，又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些掌握制度资源的精英如何选择？

这四本书的作者有着各自的政治立场，但他们共同指向一个问题：美国政治真正的困境，或许不只是两党谁能赢得下一场选举，而是政党、选民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一场选举能够改变多少？

美国中期选举最直接的意义，当然是重新分配政治权力。选民将决定435个众议院席位以及部分参议院席位的归属，进而决定未来两年由哪个政党控制国会、总统的政策能够推进到什么程度，以及白宫将面对怎样的立法、预算和国会调查环境。

但如果把美国政治仅仅理解为选票与席位的竞争，显然远远不够。美国最高法院可以推翻国会通过的法律，总统可以透过行政命令和行政机构改变政策，移民制度可以决定非公民实际享有的权利，而企业、律师事务所、大学和其他社会组织也在政治冲突中扮演重要角色。

因此，2026年中期选举除了回答「谁控制国会」，还提出另一个问题：在美国这样一个权力分散的政治制度中，一场选举究竟能够改变多少？

9月15日出版的《司法至上：法院之治如何取代民治》（Supremacy: How Rule by the Court Replaced Government by the People），便从美国最高法院的权力出发，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尖锐的质疑。

本书两位作者尼古拉斯·鲍伊（Nikolas Bowie）与达芙娜·雷南（Daphna Renan）都是哈佛法学院教授。鲍伊主要研究宪法、地方政府法与美国法律史，雷南则研究总统权力、行政国家和美国政府制度。两人都曾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法律助理。他们在书中挑战的，并不是法院可以审查法律是否违宪这一原则本身，而是美国政治中逐渐形成的「司法至上」观念：最高法院对宪法的解释，是否必须成为国会和行政部门都无权挑战的最终判断？

鲍伊和雷南特别区分两种司法审查。一种是「垂直审查」（vertical review），即联邦法院审查州和地方政府的法律是否违反联邦宪法和法律；另一种则是「水平审查」（horizontal review），即最高法院推翻作为同等联邦权力部门的国会或行政部门的决定。

他们主要质疑的是后一种权力。透过重新考察美国废奴运动、劳工运动、妇女参政权和民权运动的历史，两位作者认为，美国宪法并没有像今天许多人想像的那样，明确赋予最高法院对宪法的最终解释权。司法权力在美国政治中不断扩大，并不是一个完全不受争议的历史过程。

这是一个具有明确政治立场、也必然引发争议的主张。支持强司法审查的人完全可以提出相反的论点：民主政治不只是多数人的统治，还必须保护个人权利和少数群体。如果国会或总统侵犯宪法权利，独立法院恰恰可能成为最后一道制度保障。美国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等民权案件中的历史作用，也为这种观点提供了重要依据。

但无论是否赞同鲍伊和雷南，这本书都提出了一个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在民主制度中，究竟应当由谁拥有解释宪法的最终权力？如果民选的国会通过一项法律，却被九位并非民选、享有终身任期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推翻，这究竟是宪政民主必要的制衡，还是司法权力对民主政治的过度干预？

与鲍伊和雷南质疑法院权力不同，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海伦娜·兰德莫尔（Hélène Landemore）在2026年2月出版的《没有政治家的政治：为公民治理辩护》（Politics Without Politicians: The Case for Citizen Rule，Thesis）中，把问题推得更远：为什么民主政治一定要由职业政治家来运作？

兰德莫尔认为，现代美国政治常把「民主」与「选举」混为一谈：普通公民定期投票，将公共决策权交给民选政治人物。她的问题是，选举真的能够让普通人掌握政治权力吗？还是说，选举制度实际上更有利于那些拥有金钱、社会关系、政治野心和传播能力的人，使民主逐渐成为职业政治人物之间的竞争？

兰德莫尔出生于法国，曾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巴黎政治学院求学，后来取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她此前的《开放民主》（Open Democracy）已经系统讨论如何让普通公民更加直接地参与公共决策。在新书中，她继续主张扩大「公民大会」（citizens’ assemblies）和「抽签遴选」（sortition）等制度实验。按照这种设想，政治决策不必完全交给选举产生的职业政治人物。政府可以透过随机抽选，组成具有社会代表性的普通公民团体，让他们在获得资讯、听取专家意见和充分讨论之后，直接参与某些公共政策的制定。

不过，这套制度也面临不少问题。随机选出的公民是否具备处理复杂公共事务的能力？没有经过选举授权的人，为什么有权代表其他公民作出决定？如果他们作出错误判断，又应当如何追究责任？

兰德莫尔并非仅仅主张取消选举，而是要求人们承认选举之外的民主参与形式。当两党为了几个摇摆选区投入巨额竞选资金时，普通公民除了每隔几年投一次票，是否还有其他方式参与政治？

如果说前两本书讨论的是美国民主制度内部的权力分配，那么9月29日出版的《无立足之地：拘押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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