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林切瓦、潘佐夫 | 在「紅色麥加」: 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中國學生

編者按：俄國歷史學者達利亞·阿林切瓦（Daria A. Arincheva）與美籍俄裔亞歷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合著的《克里姆林宮的中國急先鋒：1917–1940年蘇聯的中國留學生》（The Kremlin’s Chinese Advance Guard: Chinese Students in Soviet Russia, 1917–1940），2023年由Routledge出版。 其中文版在2026年10由聯經出版 推出。

本書系統研究十月革命至大清洗時期，數千中國革命青年赴蘇在共產國際院校接受意識形態與政治訓練的歷史。作者依據新公開的蘇共與共產國際檔案、學生回憶及勞改營幸存者證詞，分析培訓成效、派系鬥爭、斯大林體制對留學生命運的影響，並追問“革命能否輸出”。書中涉及劉少奇、鄧小平、蔣經國等人物，揭示理想如何在權力清洗中淪為悲劇，深刻影響中共早期幹部與中國革命進程。

本文節選自《克里姆林宮的中國急先鋒》，出版社授權刊發。

第一批來自中國的學生，於一九二一年七月進入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就讀。共有兩人，第一人拿到的學生證是九號； 另一個人拿到的學生證是二十三號。我們無從得知這兩人的名字，或者是哪個組織將他們送來莫斯科； 只知道他們在檔案中有獲准入學的紀錄。 一九二一年八月一日，有一行二十六名中國人註冊，包括上海共產黨圈子推薦而來的劉少奇、羅亦農和吳芳（這一群人的領導人），以及任培國、蕭勁光、卜士畸、任岳、周兆秋、胡士廉、陳啟沃、謝文錦、蔣光慈與廖劃平。 與來自上海那群人一起離開中國的彭述之因不明原因在途中遭扣留，直到九月下旬才到大學報到。 該年年底，有三十五至三十六名中國人就讀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 一九二三年春天人數大致相同，其中包括四名從西伯利亞來到莫斯科的移民； 一九二四年初，人數有五十一人； 到了一九二四年底有一百零九人； 而在一九二五年四月中旬則有一百一十二人。

這些人是由中國共產黨或親共人士的領導人，以及在中國共產黨於一九二一年七月成立之後，由黨組織挑選出來，前往俄國求學。中國人並未諮詢莫斯科領導階層的意見，至少在初期並沒有。既然相關的共產國際部門於一九二 年代初對於這些即將入學的學生沒有私交，也沒有其他認識的管道，因此沒有理由諮詢俄方意見。

一九二○年八月底，共產黨人在湖南長沙組成俄羅斯研究會，負責挑選學生。毛澤東擔任這項工作：「在他的腦海中，這一整套在蘇聯的工作與求學活動是延續法國無政府主義者『勤工儉學』的脈絡。」勤工儉學運動從一九一二年起就在中國發展； 無政府主義者鼓勵中國年輕人到民主與工業的先進國家法國求學與工作。毛澤東的朋友，湖南長沙船山中學校長賀民範，直接與學生候選人溝通。學校的學生稱他為「賀鬍子」。 正是他挑選了如劉少奇、任培國與蕭勁光等之後赫赫有名的年輕人。在與他們以及其他幾名希望前往俄國求學的年輕人交談了幾次之後，他於一九二○年夏天送他們去上海找陳獨秀，他是在激進大眾間傳閱的報紙《新青年》的總編輯。當時陳獨秀正在籌組中國第一個共產黨小組，同時也安排在未來派遣中國學生至莫斯科事宜。協助他的是蘇聯共產黨員格里戈里‧魏金斯基（Grigorii Voitinsky，他真實的姓是扎爾欽〔Zarkhin〕，中國人叫他吳廷康），他是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分局外國事務部（Foreign Department of Vladivostok Division of the Far Eastern Bureau）代表，他於一九二○年四月來到中國，隨行的人有他的妻子瑪麗亞‧庫茲涅佐娃（Maria F. Kuznetsova，又名諾拉〔Nora〕），以及翻譯員楊明齋（本名楊好德），後者從一九○一年起就以化名伊凡‧瓦西里耶維奇‧施密特（Ivan Vasilievich Schmidt）住在俄國。

在替學生寫好推薦信之後，一九二○年八月，賀民範將學生分批送往上海法租界中心地帶一棟在霞飛路附近的屋子裡，地址是愚園路六號（今愚園路／霞飛路五六七弄六號），當時陳獨秀與魏金斯基替像劉少奇與他的同志這樣嚮往社會主義，想到俄國求學與旅行的年輕人，以所謂外語學校的規定在這裡開設短期課程。課程於九月開始。

外語學校的籌備人給自己設定的任務，是使年輕人做好在外國生活的準備，教授他們基本但不可或缺的知識，包括俄國的語言、文化與習俗，以及更重要的是，讓他們熟悉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許多剛抵達這所學校的左派激進分子，就如同那些參加俄國內戰的中國人，對馬克思主義只有模糊的理解。

楊明齋是該校校長也是其中一位俄語教師； 另外兩位俄語教師是庫茲涅佐娃（Kuznetsova）和王元齡。王元齡曾在哈爾濱學俄文，她非常年輕，年僅十八歲，是未來的北京政府駐莫斯科大使李家鰲的外甥女。陳獨秀親自推薦她擔任教職。最積極的學生之一，是當時籌組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俞秀松，他擔任學校的技術書記。這所外語學校所在的房屋，就是成立於一九二年八月二十二日的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總部。陳獨秀就住在與愚園路六號一牆之隔的二號（沒有四號）。不久後，陳獨秀搬到另一個住處：南昌路一百巷二號。

這所學校機構營運的時間不長，只有一年多 它在一九二一年底關閉。學生人數平均在二十到三十人之間，在不同時期也有多達五十至六十人，他們大多數在此學習基礎俄語。他們也學了一點法語、英語和日語，依序由上海共產黨圈子中的李漢俊、袁振英和沈雁冰（也就是將來的名作家茅盾）教授。學習日語的理由很明顯，因為學生們應該是經由長崎與海參崴前往莫斯科——當時海參崴還在日本人與俄國白軍手中。西歐語言也很有用，因為對大多數學生來說，學習俄語的日常生活用語，比學習西歐語言的日常生活用語要困難得多，而在莫斯科，尤其是在共產國際中，有不少人會說這些通用的語言。在週日，上海共產黨圈子裡的另一名成員——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教授陳望道，對學生講授《共產黨宣言》； 順帶一提，他於一九二○年八月出版了這本書的中文版。

大多數學生覺得外語和馬克思主義這兩者都很困難。例如蕭勁光之後寫道「（《共產黨宣言》）書的封面上有一個大鬍子的馬克思像。對《共產黨宣言》我們讀起來很費解，儘管字都認得，但好些術語不明白。」

對於這些來自中國各省的年輕人，還有另一個理解《共產黨宣言》的障礙。他們當然很尊重博學的陳望道，然而他每次來上課，身上都散發出濃濃的古龍水香氣。不熟悉這文化標記的學生們總是因此分心，在底下偷偷笑老師。儘管馬克思本人不在現場，不用說他們確實也對馬克思極為尊敬。

除了致力於學習，這所學校的所有學生也從事公開活動：他們會參加在上海持續舉辦的愛國示威遊行，對城市裡的工人進行革命宣傳，以及撰寫反帝國主義的口號與海報。一九二○年秋天，他們全都加入了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

不用說，這些課程都是免費的，由魏金斯基全額負擔。然而為了安全起見，一九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學校的籌辦人在報紙《民國》上刊登了一則學校正式開辦的聲明，指出上課每個月需繳交兩銀元。他們不能宣稱上課無需學費，以免引來法國警察的懷疑。

當然，可以理解的是，在第一個月，無論是魏金斯基或任何人，都無法讓學生準備好接受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課程。直至一九二一年春天，這所學校才有了具體的目標：已經在外語學校就讀了幾個月的學生，被分批送往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魏金斯基提供他們旅費，楊明齋則給他們所需的文件。他們必須把上海共產黨圈子發的推薦信藏在鞋底。

在劉少奇與他的同志王一飛之後，還有汪壽華、許之楨、柯慶施、任作民（為任培國的堂兄弟，是畢業自該校唯一一位工人）、任培國、梁柏台、傅大慶，以及許多曾經在外語學校上過八個月課程的其他人，都啟程前往俄國。

誠然，並非所有外語學校的畢業生都有幸擁有前往俄國的機會。有些人，包括之後以組織中國農民運動出名的彭湃在內，都無法前往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就讀。中國本土的共產黨運動需要愈來愈多的同志，因此陳獨秀與其他領導者不許大多數共產主義支持者把時間浪費在補充教育上。

走海路經由長崎到海參崴，再繞道至「赤色」伯力（Khabarovsk），然後再搭火車前往莫斯科，當時要花上數月，一路上潛伏著這些新生根本無法想像的危險。「初生牛犢不怕虎」，蕭勁光貼切地形容他們的心境。

例如在海參崴，由東三省軍閥張作霖控制的總領事館的特務逮捕了劉少奇、吳芳與出於某種理由引起特務不滿的其他幾個人。他們威脅要殺了劉少奇，除非他坦承來海參崴的原因。但是他僅僅不斷重複，「（我是）做裁縫的。」他知道有許多裁縫師和理髮師從中國南方省分來海參崴討生活。最後，特務聽不懂來自湖南省寧鄉縣的劉少奇說的南方方言，他們失去耐性，就把所有人都放走了。

劉少奇與其他人在越過白軍與紅軍的邊界時遇到許多不愉快的事。他們唯有坐上行駛於紅軍控制區域內的火車，才能放鬆警戒心。但有一件事使他們無法全然開心，那就是持續的飢餓感。就算能夠在沿途車站買到食物，他們也只能少吃一點，因為不知道路途還有多遠。火車因為缺少燃料而時常停駛。劉少奇回憶道：「在火車上，沒有煤炭燒，就燒木炭； 沒有了木炭，還要坐火車的人到山上去背，背回來以後才能開動火車。」

總之，這些中國學生走了三個多月：他們在一九二一年四月離開上海，直到七月九日才抵達莫斯科。出於某些不明理由，他們直到一個月後才入學。他們回憶起有另外兩名分開抵達的中國學生，在一九二一年七月立刻入學。就我們所知，當時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只發給劉少奇與他的同志旅客通行證。代表大會於七月十二日做出決議，就在他們抵達的三天後。沒有人知道他們註冊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之前在做什麼，以及住在哪裡；不過，很有可能的是他們就在大學宿舍住下，之後才發給他們學生證。

註冊之後，所有中國學生馬上被分配到一個特殊的中國「 區」。之後它被重新指定為「Ｃ區」──發音為「Ts」。在這之後，為安全起見，大學替絕大多數人取了西方的化名，大多為俄國、烏克蘭或猶太名；替他們註冊的大學主管完全是隨意選擇這些名字。從一九二二年十二月起，所有學生無一例外都被取了化名。於是自此之後，彭述之叫作伊凡‧彼得羅夫（Ivan Petrov）； 卜士畸叫作伊凡‧阿列克謝耶維奇‧普羅列塔列夫（Ivan Alekseevich Proletariev）；羅亦農叫布哈羅夫（Bukharov）； 王一飛叫作克魯普尼克（Krupnik）； 蕭勁光叫作格洛斯基（Glossky）； 蔣光慈叫作烏特金（Utkin）； 而任培國則叫作別林斯基（Belinsky）， 以紀念俄國偉大的文學批評家。不過沒多久，不知為何他的名字就被改成大學主管較喜歡的布林斯基（Brinsky）。任培國沒有反對，反而還把自己的中文名字也改了，叫作任弼時。其他許多學生也改了中文名字。例如羅亦農開始自稱為羅覺，而蔣光慈則自稱蔣光赤。不知為何大學沒有替劉少奇取俄國、烏克蘭或猶太名，不過他將中文名字改為劉湘，「湘」字是家鄉湖南省的簡稱，也就是來自流經該省的「湘江」。

幾個月後，一九二二年下半年， 任弼時與蕭勁光的好友、來自長沙的蕭子璋（又名蕭三），從巴黎前來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就讀。他曾是毛澤東在湖南東山高等小學堂，以及長沙湖南省立第四與第一師範學校的同學。他在巴黎參加勤工儉學計畫時，任弼時從莫斯科寫信給他，他因此得知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事。蕭子璋當時是成立於一九二二年六月下旬的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Communist Party of Chinese Youth Living in Europe）成員之一，他得到這個共產黨組織的推薦。他受過良好教育，會幾種外語，因此大學立刻錄取他，加入任弼時所就讀的小組。

在這之後，於一九二三年四月初，有一整批像蕭子璋一樣曾經參加勤工儉學計畫的中國年輕人從法國來到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他們一行有十二人，其中大多數人很快就成為中共的重要人物：趙世炎、陳延年與陳喬年兩兄弟（陳獨秀之子）、王若飛、熊雄、鄭超麟、袁慶雲、王凌漢、王圭、陳九鼎、高風與佘立亞。這些人都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歐洲支部的成員，該支部成立於一九二三年二月，前身是中國共產黨歐洲支部，而中國共產黨歐洲支部又是在原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歐洲支部的基礎上，於一九二二年底成立的。他們在三月十八日從巴黎出發，途經比利時的沙勒羅瓦（Charlesroi）與德國柏林前往莫斯科，這一天是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成立的週年紀念日，具有強烈的象徵意義。在此之前，他們得知，一九二二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間，正在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的陳獨秀已為他們做好了接待安排。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歐洲支部書記周恩來陪同他們搭火車前往柏林。

他們在莫斯科的白俄羅斯——波羅的海車站（Byelorussko-Baltiisky Railway Station， 原稱亞歷山德羅夫斯基火車站〔Aleksandrovsky〕）受到任弼時、蕭子璋與王一飛的熱烈歡迎，並立刻將他們帶往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建築物所在的受難廣場（Strastnoy Square），於是新學生拿到了學生證與化名。口譯員李仲武（為著名哲學家與改革家梁啟超的姪子）向他們解釋，這些新名字是來自一九○五年聖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St. Petersburg Soviet of Workersʼ Deputies）的十二位委員。趙世炎的化名是辣丁（Sutin），王若飛的化名是伊凡‧尼姆澤夫（Ivan Nemtsov），高風的化名是費利波夫（Filippov），熊雄的化名是雪爾維斯特洛夫（Silʼvestrov），鄭超麟的化名是瑪律洛托夫（Marlotov），陳延年的化名是蘇漢諾夫（Sukhanov），陳喬年的化名是克拉辛（Krasin）， 袁慶雲的化名是雅諾夫斯基（Yanovsky），陳九鼎的化名是喜斯金（Shishkin），王凌漢的化名是斯韋爾奇科夫（Sverchkov），佘立亞的化名是盧卡寧（Lukanin），王圭的化名是茲利德涅夫（Zlydnev）。 袁慶雲是否知道校方給他的名字就是托洛斯基領導蘇俄時所用的化名，我們不得而知。

此外，來自法國和歐洲其他國家的中國學生，人數比來自中國的學生更多，在接下來的三年間，他們繼續抵達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因此，在一九二三年秋末，有二十人入學，其中包括劉伯堅（化名謝爾斯廷斯基〔Sherstinsky〕）和尹寬（化名梁贊諾夫〔Ryazanov〕）； 一年後，又有二十七人入學。其中一位是未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聶榮臻，他被賦予化名佐林（Zorin）。一九二五年初，李富春（化名格里戈里耶夫〔Grigoriev〕）和蔡暢（化名羅莎‧尼古拉耶娃〔Rosa Nikolaeva）入學，而在同年七月，又有六十人入學。一九二六年一月中，又有二十人註冊就讀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其中包括當時叫作鄧希賢的鄧小平（在一月十七日註冊時，他獲得化名克雷佐夫〔Krezov〕） 、傅鐘（化名迪瓦科夫〔Divakov〕）以及李卓然（亦名李駿傑和巴圖羅夫〔Baturov〕）。這些人相繼為中國共產黨的勝利做出卓越的貢獻。

在與最後一批來自法國的中國人同一時間來到蘇俄的某個人，雖然不是中國公民，卻也很值得注意。從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畢業後，他會前往中國廣東，在當地參加中國革命，在蔣介石於一九二七年四月發動政變之後再次回到莫斯科，並盡可能與共產國際密切合作。此人叫阮愛國，他是越南人。他在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化名是李特維諾夫（Litvinov），但之後他在蘇聯被稱作林（Lin）。一九四○年，他會改名為胡志明。

一開始，莫斯科和整個蘇俄都一樣，經濟狀況很差：一九二一年三月，新經濟政策才剛宣布，糧食供給不足。但正如國民黨「高級顧問」鮑羅廷（Michael M. Borodin）之後所說，東方的革命分子來莫斯科「滿足精神上的飢餓」，為了達到此一目標，他們就要忍受「肉體上的飢餓」。他們前來「學習革命教條，獲取革命經驗，並且以所學就能返回故土，拯救自己的國家與同胞。」

然而，要空著肚子消化馬克思主義基礎知識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即便飢餓也不是最主要的問題。最困擾中國人的不是缺乏食物，而是吃不慣俄國特色食物。許多人都無法消化異國食物，時常腹瀉。他們最吃不慣的是一半由麩皮做成的黑麥麵包。一些來自中國南方的學生則是很難熬過莫斯科酷寒的天氣。他們的日常生活也過得非常清苦。無論是在修女院，或是在附近的幾間宿舍，大多位於特維爾大街（Tverskaia Street），這些住處房間裡的家具都不夠。有時候一間房間裡必須住十五個人。

然而歸根究柢，這一切都能忍受。畢竟這些中國學生的年紀都很輕：例如彭述之，在一九二一年是二十六歲； 劉少奇是二十三歲； 羅亦農和蔣光慈是二十歲； 卜士畸是十九歲； 蕭勁光是十八歲； 任弼時最年輕，只有十七歲，「完全是一個小孩子。」 因此整體來說，他們逐漸適應了環境。他們甚至還有精力過節。於是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他們參加了全校業餘藝術節，在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舞台上表演愛國短劇。在短劇中，劉少奇扮演工人的角色，彭述之扮演軍閥吳佩孚，蕭勁光扮演另一名軍閥。其他學生則是無私地扮演群眾，這齣戲描述資本家的邪惡與貪婪，以及工人群眾的高貴。「雖然生活很艱苦，」蕭勁光回憶道，「但精神很愉快。」

之後前來的學生也逐漸習慣這刻苦的生活。尤其自從伙食終於改善之後：新經濟政策有所成效，到了一九二三年秋天，中國學生甚至能拿到白麵包。一九二四年，學校發給他們新制服。前幾年，他們穿著厚重的麻質大衣和往往不合尺寸的紅軍尖頭鋼盔。現在他們能穿真正的三件式平民西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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