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欧洲为什么再次进入抗议时代？——从社会不平等到移民与安全危机

编者按：2026年10月以来，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相继发生社会抗议。教育、住房、工资、生活成本和公共服务成为抗议者的主要诉求，但部分城市也出现了严重的打砸抢、纵火及警民冲突。德国法兰克福发生商店抢劫和针对警方的暴力事件，法国多个城市的公共建筑与商业设施遭到破坏。这些事件使欧洲社会在讨论经济不平等和青年处境的同时，也开始重新关注公共安全、极端主义、移民争议以及国家维护社会秩序的能力。

近年来，欧洲经济增长放缓、人口老龄化、公共债务增加，住房和教育成本持续给年轻一代带来压力。与此同时，国防开支上升和产业结构变化进一步加剧了公共资源分配的争论。不同国家的抗议虽然有各自的历史和政治背景，却也反映出传统政党、社会保障制度与公众期待之间日益突出的矛盾。

本期选择四篇学者评论与深度分析，从不同角度理解欧洲当前的社会动荡。意大利政治社会学家多纳泰拉·德拉·波尔塔讨论抗议运动的共同诉求及其跨国传播；经济学家洛伦佐·比尼·斯马吉从财政分配与人口结构分析代际不平等；亚洲新闻台的专题报道通过多位政治学者的解释，考察抗议中的暴力、抢劫、激进团体以及公共安全问题；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格雷瓜尔·罗斯则通过比较法国与德国的政治经济困境，讨论欧洲社会契约面临的挑战。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当经济增长难以改善生活水平，传统政治制度难以充分回应社会诉求，而街头抗议又伴随着暴力和社会秩序争议时，欧洲各国政府将如何应对？

“Footage of France”s youth protests is so powerful that it has an impact across Europe（《法国年轻人抗议的画面太震撼了，已经影响到了整个欧洲》）

by Donatella della Porta（多纳泰拉·德拉·波尔塔）

《世界报》（Le Monde）｜2026年11月1日｜Virginie Malingre、Thomas Wieder专访

内容介绍：2026年秋天，欧洲多个国家相继发生青年参与的社会抗议。这些运动是否具有共同的政治与社会基础？意大利政治社会学家多纳泰拉·德拉·波尔塔在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时认为，不能因为抗议发生在相近的时间，就把它们视为一场统一的欧洲运动。

她首先强调各国之间的差异。西班牙的抗议主要围绕住房问题，家庭和教师群体在动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意大利的抗议则涉及教育、工资、公共支出和工会诉求；法国学生关注教育资源和公共服务。德国、比利时、葡萄牙和希腊的运动也有各自的政治背景。这些抗议并非由同一个组织发起，更不能简单解释为法国运动向其他国家扩散。

但德拉·波尔塔认为，各国抗议确实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共同点。首先是公共教育投入问题。她指出，近年来一些欧洲国家削减教育预算，尤其影响经济条件较差的地区。教育本来是欧洲社会实现机会平等的重要制度，但学校设施、教师数量和教育质量方面的问题，使年轻人越来越担忧自己的未来。

其次是军事开支与社会支出之间的矛盾。随着欧洲安全环境恶化，各国政府面临增加国防投入的压力。德拉·波尔塔认为，部分青年将军事开支的增加理解为对教育和社会福利资源的挤压。他们不仅担忧公共服务受到影响，也担忧欧洲可能重新进入一个战争风险上升的时代。

她还注意到，一些抗议运动对警察执法和国家权力提出批评。在她看来，欧洲部分国家正在以更加严厉的安全措施回应社会动员，抗议者则将这种变化理解为政治自由受到威胁。不过，她也承认不同国家的警察执法方式存在明显差异，不能将法国的情况直接套用于整个欧洲。

德拉·波尔塔特别讨论了社交媒体在跨国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她以1968年欧洲学生运动作比较，指出当年的运动同样存在跨国传播，但今天的影像和社交网络使不同国家的抗议者更容易相互认同。法国街头的示威画面未必直接引发意大利或德国的抗议，却可能使当地青年相信，他们面对的问题并非孤立存在。

她同时提醒，青年抗议并不只是代际冲突。在不少国家，学生的诉求获得教师、家庭和工会的支持，并进一步与住房、劳动和公共服务等更广泛的社会问题联系起来。青年可能是运动的发起者，但参与者及其利益诉求并不限于某一代人。

这篇访谈还将欧洲抗议理解为不同国家社会矛盾相互影响的过程。欧洲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抗议组织，也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诉求，但经济不平等、公共服务和未来生活条件等问题，使不同国家的社会运动产生了共同语言。

作者介绍：Donatella della Porta 是意大利佛罗伦萨高等师范学校（Scuola Normale Superiore）政治学和社会学教授，长期研究社会运动、政治参与、抗议政治与国家镇压。她是当代欧洲社会运动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尤其关注社会运动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

Europe’s Young Have Good Reason to Protest《欧洲青年有充分的理由抗议》

by Lorenzo Bini Smaghi（洛伦佐·比尼·斯马吉）

博科尼大学欧洲政策研究所（IEP@BU）｜2026年10月23日｜学者署名评论

内容介绍：对于欧洲最近发生的青年抗议，公共讨论往往集中在示威期间的暴力事件、警察执法以及政府如何恢复秩序等问题上。意大利经济学家洛伦佐·比尼·斯马吉认为，这种讨论忽略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自己的生活条件和未来前景感到不满？

比尼·斯马吉认为，欧洲社会的不平等不仅存在于富人与穷人之间，也存在于不同世代之间。过去二十多年，随着人口老龄化和选民结构变化，政府财政支出越来越偏向老年人口，而教育、住房及其他关系青年发展的公共政策却没有得到同等重视。

他引用的数据显示，自2000年以来，教育支出占公共支出的比例在意大利从9.6%下降至6.9%，在法国从10.4%下降至7.8%。与此同时，养老金支出的占比在意大利从26%上升至30%，在法国从20%上升至24%。这些数字反映了公共资源在不同年龄群体之间的分配变化。

作者认为，造成这种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选举政治中的人口结构。欧洲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老年选民人数更多、投票参与也通常更加稳定，因此政党有更强的动力维护养老金和其他与老年人口相关的福利。相比之下，青年选民人数较少，政治影响力也相对有限，其利益容易在预算分配中被忽视。

意大利的情况尤其具有代表性。比尼·斯马吉批评了此前的提前退休政策，认为政府试图通过鼓励老年劳动者退休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但这一设想并未取得预期效果。与此同时，意大利青年仍然面临住房供应不足、工资增长缓慢以及就业机会有限等问题。

他还指出，一些看似普遍受益的财政政策，实际上可能加剧代际差距。例如，意大利此前实施的住房翻修税收优惠政策，主要使已经拥有房产的家庭受益，而尚未进入房地产市场的年轻人很难获得同等好处。随着城市住房成本不断提高，大学生和刚刚进入劳动市场的青年越来越难以实现经济独立。

公共债务则是作者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按照他的统计，过去25年意大利人均公共债务从约22,500欧元增加至52,500欧元，而扣除通货膨胀后的平均工资几乎没有增长。作者认为，今天通过债务融资的财政支出，最终将由未来的纳税人承担，因此可能进一步加重年轻一代的负担。

比尼·斯马吉并不认为这些问题能够完全归咎于某一届政府。他强调，人口结构、选举激励和长期财政政策共同形成了不利于青年发展的制度环境。当年轻人发现，接受教育不再必然意味着更好的就业和生活条件，而选举政治又难以改变公共资源分配时，街头抗议便成为表达不满的一种方式。

作者介绍：Lorenzo Bini Smaghi 是意大利经济学家，曾于2005年至2011年担任欧洲中央银行执行董事会成员，长期研究欧洲货币政策、财政制度和欧洲经济治理。

Why are violent Gen Z protests breaking out across Europe? 《为什么欧洲Z世代抗议出现暴力事件？》

By Darcel Al Anthony（达塞尔·阿尔·安东尼）｜亚洲新闻台（Channel NewsAsia，CNA）｜2026年11月1日发表，11月2日更新

内容介绍：2026年10月，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相继发生大规模青年抗议。尽管多数示威活动和平进行，但部分城市出现了严重的打砸抢、纵火以及警民冲突。为什么原本围绕教育、住房、生活成本和公共服务展开的社会抗议，会演变为暴力事件？参与暴力的究竟是普通抗议者、激进政治团体，还是借机实施抢劫的犯罪分子？

新加坡亚洲新闻台（CNA）在这篇深度分析中，结合欧洲多国的抗议情况，采访了新加坡管理大学政治学者Sascha Riaz（萨沙·里亚兹）、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者Reuben Wong（黄鲁本）以及欧洲智库研究人员，试图解释欧洲青年抗议的社会根源、暴力参与者的构成，以及这些事件可能产生的政治后果。

报道首先关注德国。10月31日，青年运动“GenZ regelt”（Z世代来解决）在德国30多个城市组织示威，要求政府增加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投入，降低生活成本，并反对恢复强制兵役。组织方声称全国约有12万人参与活动。大多数示威和平进行，但法兰克福、科隆等城市发生严重冲突。在法兰克福，部分蒙面人员砸毁商店橱窗、抢劫商品，并向警察投掷燃烧瓶。黑森州内政部长Roman Poseck（罗曼·波泽克）表示，约有100名已被识别的左翼极端主义者混入示威队伍。科隆警方也因部分参与者投掷石块、使用烟火及违反蒙面禁令而提前终止游行，并动用水炮驱散人群。这些事件使德国政府担忧，激进组织可能利用青年抗议制造暴力。需要注意的是，警方关于极端分子参与的判断，并不意味着所有涉案人员都属于同一政治组织。

法国的暴力事件规模更大。10月17日，约55万人参加全国性示威，部分城市随后发生抢劫、纵火和公共设施破坏。马赛市政厅遭到冲击，利摩日市政厅发生火灾，大量商店受到损害。10月31日，法国再次举行大规模示威，巴黎部分地区又出现警民冲突。法国总统马克龙强调，应当区分提出正当社会诉求的和平示威者与实施破坏、抢劫的人员。

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参与了这些暴力事件？

报道援引法国和比利时情报部门的分析指出，部分抢劫具有明显的机会性犯罪特点。一些参与者并非为了表达政治诉求，而是利用大规模示威期间的混乱实施盗窃和破坏。另一些暴力行为则与激进左翼团体及对警方抱有敌意的年轻人有关。法国媒体还讨论了激进活动人士与贫困社区青年是否形成了非正式的行动联系，但这种联系的具体程度仍存在争议。

这也涉及欧洲社会长期争论的移民与公共安全问题。法国部分城市的社会冲突与移民社区的贫困、社会排斥、歧视经历及警民关系有关。不过，报道没有提供足够证据证明此次暴力主要由移民实施，也没有证实有组织犯罪集团统一策划了跨国骚乱。移民背景、政治激进主义、机会性犯罪和有组织犯罪是不同的问题，不能仅凭参与者的居住地区或身份推断其犯罪动机。

新加坡管理大学政治学者Sascha Riaz认为，理解暴力事件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这轮抗议的组织结构相对松散。与传统工会组织的罢工不同，许多青年运动主要依靠社交媒体动员，缺乏明确的领导层和严格的现场管理机制。因此，组织者即使坚持和平示威，也很难阻止激进团体或意图抢劫的人员进入抗议现场。

Riaz同时强调，绝大多数抗议者并未参与暴力，但少数人的破坏行为往往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并吸引媒体和公众的主要注意力。警方的应对方式也可能影响冲突发展，特别是在法国，强硬执法与抗议者对警方的不信任有时会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

报道还从经济与代际关系解释青年抗议的社会基础。Riaz指出，欧洲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缓慢和公共财政压力，使年轻人越来越担忧自己的利益受到忽视。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者Reuben Wong则认为，战后出生的一代曾经享受较快的经济增长、相对稳定的就业和社会保障，而今天的年轻人却面临退休年龄提高、福利可能削减以及生活成本持续上升等问题。这种代际差异使青年对传统政党和现有政策安排的不满不断积累。

暴力事件还可能改变欧洲的政治竞争。法国极右翼国民联盟强调公共秩序和警察执法，并批评政府未能有效控制骚乱。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Matthias Matthijs（马蒂亚斯·马泰斯）认为，社会动荡可能为国民联盟强化其维护法律与秩序的政治形象提供机会。与此同时，政府如果只强调治安问题而忽视抗议者提出的经济社会诉求，也可能进一步加深公众的不满。

作者介绍：Darcel Al Anthony（达塞尔·阿尔·安东尼）是新加坡亚洲新闻台（CNA）的新闻撰稿人，参与国际新闻及重大公共事务的解释性报道。本文属于CNA的“CNA Explains”栏目，综合现场报道、官方信息及专家访谈，主要受访学者包括新加坡管理大学政治学者Sascha Riaz、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者Reuben Wong，以及欧洲智库Europe Jacques Delors负责人Geneviève Pons（热纳维耶芙·蓬斯）。其中，Riaz主要研究政治经济学、选举政治与政治行为；Wong主要研究欧洲政治、国际关系及欧盟对外政策。

France’s riots and mounting debt reveal a country in disarray ahead of pivotal presidential election《法国的骚乱与债务危机：总统大选前的政治困境及其对欧洲的警示》

by Grégoire Roos（格雷瓜尔·罗斯）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2026年10月22日｜专家署名评论

内容介绍：欧洲最近发生的社会抗议，究竟是各国政府面临的短期政治危机，还是欧洲经济与社会结构正在出现更深刻的问题？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欧洲项目负责人格雷瓜尔·罗斯在10月22日发表的评论中，从法国的社会动荡出发，将其与德国的经济和政治困境进行比较，并提出欧洲社会契约正在弱化的问题。

罗斯首先分析了法国的政治处境。2026年10月，法国学生最初围绕教育条件恶化、教师短缺等问题发起抗议，随后大学生、工会以及部分曾参与“黄背心”运动的群体加入其中，诉求逐渐扩大到生活成本和公共服务。10月17日，法国出现大规模示威，部分城市发生暴力冲突，使政府面临更大的政治压力。

罗斯认为，法国当前的困难不仅在于街头抗议，还在于政府缺乏足够的财政和政治空间回应社会诉求。法国公共债务已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119%，经济增长疲弱、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借贷成本上升。与此同时，2024年国民议会解散之后形成的议会僵局，使政府难以推动稳定的财政改革。

这就形成了一种政治困境：社会要求政府改善教育、公共服务和生活条件，但政府的财政能力受到限制；政府试图控制公共支出，又可能进一步加剧社会不满。

罗斯特别关注社会抗议对法国政党政治的影响。随着2027年总统大选临近，极右翼国民联盟和激进左翼“不屈法国”都试图从社会不满中获得政治支持。两者的政治主张有根本差异，但都在批评现有政治中心无法有效解决社会问题。对于传统中间派而言，社会动荡与财政困境相互叠加，使其政治地位进一步受到削弱。

不过，罗斯认为，这种问题并非法国独有。他将法国与德国进行比较，指出德国虽然没有出现同等规模的严重街头暴力，但其经济和政治结构同样面临压力。

德国长期依赖的工业发展模式正在受到挑战。能源成本上升、国际市场环境变化以及来自中国的产业竞争，使德国制造业面临调整压力。与此同时，移民问题、文化认同争论以及对未来经济前景的担忧，正在改变德国选民的政治选择。

罗斯特别指出，德国选择党（AfD）的崛起与法国国民联盟的扩大具有某种共同背景：越来越多的选民怀疑，传统政党是否仍然有能力保障生活水平，并为社会提供可信的未来发展方向。

当然，两国政治危机的直接原因并不相同。法国面临的是公共债务、财政僵局与街头抗议相互交织的问题；德国则更多受到工业结构变化、能源成本和经济竞争力下降的影响。两国的政党制度、政治文化以及社会运动传统也存在显著差异。

罗斯由此提出欧洲社会契约的问题。过去几十年，欧洲社会的一项重要政治承诺，是经济增长能够带来生活水平改善、社会保障和下一代更好的发展机会。福利国家、公共教育、稳定就业以及社会保险制度，在不同程度上支撑了这种预期。

但如今，这种预期正在减弱。经济增长放缓、全球竞争加剧、人口老龄化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担忧自己及子女未来的社会地位。政府的财政资源却越来越有限，难以同时满足国防、产业转型、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等多方面的要求。

在罗斯看来，当传统政党无法为这些问题提供可信的解决方案时，社会不满便可能转化为街头抗议、对政治中心的反对，以及对激进政治力量的支持。

这一变化不仅关系到法国和德国的国内政治，也可能影响欧洲一体化。法国与德国长期是欧盟政治和经济合作的重要支柱。如果两国政治进一步分裂，欧盟在国防、经济竞争力和对外政策方面达成共识的能力也可能受到影响。

作者介绍：Grégoire Roos 是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欧洲及俄罗斯与欧亚项目负责人，主要关注欧洲政治、欧洲一体化、欧洲安全及国际政治经济问题。他的评论侧重欧洲国家的政治发展及其对欧盟政策和国际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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