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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阅读｜特朗普之后，共和党与民主党将走向何方

   13.11.202612 Min.Als Nächstes

   编者按：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结束，民主党重新赢得国会两院，特朗普第二任期遭遇重大政治挫败。然而，这场选举虽然改变了华盛顿的权力格局，却没有解决美国两党各自面临的难题。共和党必须面对特朗普之后的领导权之争，民主党则需要思考一个问题：中期选举的胜利，究竟意味着选民认可了民主党的政治路线，还是主要表达了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共和党的问题不仅是谁能够接替特朗普，还在于特朗普主义能否在没有特朗普的情况下继续维系其政治联盟。民主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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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结束，民主党重新赢得国会两院，特朗普第二任期遭遇重大政治挫败。然而，这场选举虽然改变了华盛顿的权力格局，却没有解决美国两党各自面临的难题。共和党必须面对特朗普之后的领导权之争，民主党则需要思考一个问题：中期选举的胜利，究竟意味着选民认可了民主党的政治路线，还是主要表达了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

   共和党的问题不仅是谁能够接替特朗普，还在于特朗普主义能否在没有特朗普的情况下继续维系其政治联盟。民主党的处境同样复杂：温和派和进步派都从中期选举中获得了政治资本，但两者对于经济政策、社会改革和未来选民联盟的理解并不相同。与此同时，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也使民主党内部的路线之争有了新的历史与社会背景。

   本期选择三篇近期文章。《经济学人》讨论共和党即将面临的2028年总统候选人竞争；历史学家Jill Lepore在《纽约客》追溯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分析其在选举成功之后面临的挑战；布鲁金斯学会政治学者Elaine Kamarck与William A. Galston则分析民主党为什么赢得2026年中期选举，以及这场胜利为什么仍然无法决定2028年的政治走向。

   三篇文章从共和党的权力继承、民主党左翼的思想与组织发展，以及民主党的全国选举战略三个方面，呈现了中期选举之后美国政治的新局面。特朗普的选举挫败并不意味着特朗普主义的终结，民主党的选举胜利也不意味着它已经找到了未来的政治方向。 两党都将进入新一轮内部竞争，而这场竞争的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2028年总统大选的政治格局。

   Republicans Are in for a Brutal Presidential Contest：And Democrats Suddenly Have a Unifying Agenda. （《共和党将迎来一场残酷的总统候选人之争：而民主党突然找到了共同的政治纲领》）

   From The Economist（《经济学人》）， 2026年11月5日

   内容简介：如果未来历史学家要寻找2028年总统大选真正开启的时刻，他们或许会把目光投向2026年中期选举之夜。那一晚，前新泽西州长、共和党人克里斯·克里斯蒂公开猛烈抨击副总统J.D.万斯，标志着共和党内部围绕“后特朗普时代”的激烈角力正式拉开序幕。中期选举中，共和党遭遇重大挫败。万斯长期努力将自己塑造成特朗普的继承人。然而，他若最终决定参选，将面临极为残酷的党内竞争。选举之夜，克里斯蒂在ABC新闻上抓住俄亥俄州州长选举的具体事件开火：共和党候选人维韦克·拉马斯瓦米（最终败选）播出一则高度争议的广告，广告中出现其对手艾米·阿克顿长期失联的母亲，母亲称女儿是“骗子”（背景是阿克顿童年时继父被指控性侵，母亲随后与继父一同逃离，母女近50年未见）。万斯曾为该广告辩护并赞扬拉马斯瓦米的“胆量”，克里斯蒂则斥之为“耻辱”，指出万斯会因为站在这则广告后面而被记住，尤其是作为一位写过天主教相关书籍的人。万斯试图把失败仅仅归因于对伊朗的战争，并小心翼翼地与此保持距离，但党内对手并不打算让他轻易脱身。他们要求他为整个特朗普议程承担责任。佛罗里达州长罗恩·德桑蒂斯也在选举前夕发声，批评党内有人“误导”美国人，假装战争没有推高生活成本，同时抨击“公司主义”、人工智能政策失败以及大科技公司问题。文章指出，共和党正在为“强势领袖”及其独特议程付出代价。接下来的党内争夺中，各方必须回答一个根本问题：如果党不再代表对友敌同时发动的贸易战、中东的军事冲突、国家资本主义、持续膨胀的公共债务、在职自肥以及不受约束的行政权力，那么它究竟代表什么？特朗普的长期主导曾暂时掩盖了这些裂痕，如今裂痕已彻底暴露。MAGA风格的强硬与粗俗表达已难以为继，选民对特朗普主义实质内容的接受度也在下降。共和党正进入一场关于自身身份、政策方向与未来领导人的残酷内斗。与此同时，民主党的处境出现明显变化。过去两年，民主党缺乏清晰的全国性领袖和统一议程，主要依靠反对特朗普来凝聚支持，党内在经济政策、文化议题和领导权上持续分裂。中期选举后，他们突然拥有了一套更可操作的统一方向。选举结果被普遍解读为对生活成本、住房、物价和日常经济压力的强烈反弹，民主党因此迅速将“可负担性”（affordability）作为核心叙事，强调降低生活成本、创造稳定就业、恢复政府基本能力，并试图用更务实、少意识形态的语言把进步派、温和派和工薪选民重新拉到同一阵线。这种转向既回应了选民最直接的不满，也为2028年提供了可以跨地区、跨派系复制的竞选模板，使民主党在一段时间内少了“只反特朗普、没有自己主张”的被动处境。总体来看，共和党正陷入关于自身未来的残酷争论，而民主党则试图把中期选举的胜利转化为一套可延续的执政与竞选议程。这场双方的调整，将深刻影响2028年总统大选的格局。

   Can American Socialism Survive Its Success?（《美国社会主义能否经受成功的考验？》

   By： Jill Lepore（吉尔·莱波雷），from The New Yorker（《纽约客》）， 2026年11月9日上线，11月16日刊期

   内容简介：美国社会主义运动正经历一个罕见的政治时刻。2026年中期选举中，民主社会主义者取得了自20世纪初以来引人注目的选举成绩。但历史学家Jill Lepore提出了一个看似矛盾的问题：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功，是否反而可能成为它自身发展的障碍？

   Lepore从1912年美国社会党的鼎盛时期写起。当时，美国社会党拥有约12万名党员，全国有一千多名社会主义者担任公职。尤金·德布斯（Eugene V. Debs）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提出了累进所得税、最低工资、劳动保护、养老金和失业保险等改革主张。然而，随着进步主义改革和新政逐渐实现其中许多政策目标，美国社会党自身却不断衰落。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了美国政治制度，却未能形成持久的独立政党力量。

   一个世纪之后，类似的问题再次出现。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DSA）会员人数增长，社会主义候选人在2026年选举中取得突破。但这一运动究竟应该继续保持独立的社会主义纲领，还是通过民主党推动渐进改革？它应当坚持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批判，还是接受现有政治制度的约束，通过地方治理和公共政策实现部分目标？

   Lepore还讨论了当代DSA提出的激进制度改革方案，包括废除参议院、重组联邦权力结构等主张。这些纲领与社会主义候选人在实际选举中强调的住房、生活成本和公共服务之间，存在明显的政治距离。

   文章的历史视角揭示了美国社会主义长期面临的困境：一种政治运动可以通过推动改革而获得思想上的胜利，却未必能够把这种胜利转化为自身组织的长期发展。 今天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仍然需要回答一个多世纪前美国社会主义运动没有解决的问题：究竟是在现有制度内部改变资本主义，还是试图建立一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

   作者简介：Jill Lepore（1966年生）是美国历史学家、哈佛大学美国史教授，也是《纽约客》长期撰稿人。她的研究涉及美国政治史、民主制度、宪政思想、社会运动和美国文化史，尤其重视通过历史研究解释当代美国政治争论。代表著作包括 These Truths: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这些真理：一部美国史》，2018）和 The Secret History of Wonder Woman（《神奇女侠秘史》，2014）。

   How Democrats Won Big, and Why 2028 Remains an Open Question （《民主党为何大胜，而2028年仍然充满变数》

   BY： Elaine Kamarck、William A. Galston, from Brookings Institution（布鲁金斯学会），2026年11月6日内容简介：民主党在2026年中期选举中取得重大胜利，不仅重新控制国会两院，还在一些长期由共和党占据优势的州和选区实现突破。但这是否意味着民主党已经找到了2028年总统选举的胜利道路？

   两位作者首先分析了民主党获胜的选民基础。他们指出，民主党的胜利并非主要来自大批共和党选民转投民主党，而是共和党选民投票积极性下降，同时民主党选民动员明显增强。特朗普较低的执政支持率、生活成本上升、关税政策、伊朗战争和移民执法争议，都对共和党造成了不利影响。

   文章特别关注2024年与2026年之间的选民结构变化。特朗普在2024年曾经扩大了共和党在拉丁裔、年轻选民和部分非白人工薪阶层中的支持，但这些进展在2026年明显受挫。民主党不仅在传统支持群体中重新获得优势，也在部分农村地区和竞争激烈的选区取得突破。

   然而，两位作者并不认为中期选举已经解决民主党内部的路线之争。进步派和民主社会主义者取得了重要胜利，但温和派同样表现突出。在部分竞争激烈的选区，温和派候选人仍然具有重要的选举优势。

   这意味着民主党在2028年面临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它应该依靠更鲜明的进步主义纲领动员年轻选民和工薪阶层，还是通过相对温和的政策主张重新争取政治中间地带？

   作者还提醒读者，中期选举与总统选举具有不同的选民结构和政治环境。2026年的民主党胜利，很大程度上是选民对特朗普政府执政表现的回应，却不能直接证明民主党在2028年仍然能够维持同样的政治联盟。

   总之，文章认为，民主党赢得了2026年的选举，却尚未解决2028年的政治路线问题。 反对特朗普能够帮助民主党赢得中期选举，但要在总统选举中建立稳定的全国性多数支持，仍然需要提出自己的政治议程。

   作者简介：Elaine Kamarck 是布鲁金斯学会治理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有效公共管理中心创始主任，也是美国民主党政治与总统选举研究领域的资深学者。她曾在克林顿政府担任高级政策顾问，长期研究总统初选制度、政党改革和政府治理。William A. Galston 是布鲁金斯学会治理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担任Ezra K. Zilkha治理研究讲席。他曾在克林顿政府担任国内政策顾问，研究美国政治制度、民主理论、公共政策和政党政治，长期关注美国社会分裂与政治中间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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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书讯｜美国为什么越来越难以治理？——从行政国家危机到总统权力扩张

   12.11.202610 Min.Als Nächstes

   编者按：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结束，民主党重新赢得国会两院，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政治议程面临新的制约。然而，政党轮替并不能自动解决美国政府的治理困境。无论谁掌握白宫和国会，住房、医疗、生活成本、公共服务和政府效率，仍然是普通美国人最关心的问题。选民可以更换执政者，但政府能否真正解决问题，却是另一回事。近年来，美国政治讨论越来越集中于政治极化、身份冲突和民主制度危机，行政国家（administrativ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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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结束，民主党重新赢得国会两院，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政治议程面临新的制约。然而，政党轮替并不能自动解决美国政府的治理困境。无论谁掌握白宫和国会，住房、医疗、生活成本、公共服务和政府效率，仍然是普通美国人最关心的问题。选民可以更换执政者，但政府能否真正解决问题，却是另一回事。

   近年来，美国政治讨论越来越集中于政治极化、身份冲突和民主制度危机，行政国家（administrative state）本身的困境却同样值得关注。一个政府如果缺乏执行政策的能力，再宏大的政治承诺也可能沦为空话；但如果行政权力不断扩张，又可能威胁民主监督与宪政制衡。

   本期选择三部研究美国行政国家的著作。K. Sabeel Rahman关心如何建立既有治理能力又接受民主监督的行政国家；Muirhead与Rosenblum警告，政治力量对行政机构的攻击可能使政府丧失基本职能；Russell Muirhead与Nancy Rosenblum则追溯总统权力不断扩张的历史，指出反行政国家的政治运动可能反而推动总统权力的过度扩张。三本书从不同角度提出同一个问题：美国需要怎样的政府，才能既有能力治理国家，又不至于使权力失去约束？

   2026年中期选举改变了国会的权力格局，却不会自动解决行政国家的结构性困境。一个政党可以在选举中击败另一个政党，却未必能够建立更有效的政府；总统可以声称代表选民意志，却不能因此获得不受限制的行政权力。

   美国民主政治真正面临的问题，不只是选民能够把谁选上台、把谁赶下台，而是选举之后，政府究竟能否解决普通人的现实问题，同时继续受到法律与民主制度的约束。

   K. Sabeel Rahman： Remaking the State（《重建国家：美国行政制度与民主治理》，Random House Audio，2026）

   内容介绍：美国民主制度为什么陷入危机？通常的解释集中在两党极化、竞选资金、身份政治和选民对政府的不信任。但Rahman认为，还有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美国政府本身越来越难以有效履行公共职责。

   现代国家必须依赖庞大的行政机构执行法律、制定监管规则、提供公共服务。然而，美国行政国家长期建立在专家治理和技术官僚体系之上，普通公民很难了解行政决策如何形成，更难对其进行有效监督。

   这种制度安排存在双重困境：政府既可能因为官僚体系封闭、责任不清和执行能力不足而无法兑现政策承诺，也可能因为行政权力脱离民主监督而失去公众信任。

   Rahman并不主张简单缩小政府规模，而是要求重新思考行政国家的目的。他认为，政府必须具备保护公民免受伤害、保障基本生活需要、减少结构性不平等和限制专断权力的能力。行政改革的目标，不只是提高效率，更是让政府真正服务于民主社会。

   值得注意的是，Rahman本人曾参与拜登政府的监管工作。他的研究因此不仅是一种政治理论，也涉及政府内部行政运作的实际经验。不过，本书提出的改革方案是否足以解决官僚体系的结构性问题，仍需要进一步检验。

   值得关注的问题： 为什么美国拥有庞大的行政机构，却仍然难以有效解决住房、医疗和生活成本等问题？一个更加有效的政府，是否也必然更加民主？

   作者介绍：K. Sabeel Rahman是康奈尔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行政法、民主理论和法律政治经济学。他曾在拜登政府的白宫信息与监管事务办公室（Office of Information and Regulatory Affairs，OIRA）任职，并于2022年至2023年担任该办公室负责人。

   他此前著有 Democracy Against Domination（2016），并与他人合著 Civic Power: Rebuilding American Democracy in an Era of Crisis（2019）。他的研究长期关注经济权力、国家制度与民主治理之间的关系。

   Russell Muirhead与 Nancy L. Rosenblum: Ungoverning: The Attack on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and the Politics of Chaos （《瓦解治理：对行政国家的攻击与混乱政治》，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24；2026年新版）

   内容介绍:如果说Rahman关心的是如何重建政府，那么Muirhead和Rosenblum提出的问题更加尖锐：如果某些政治力量的目标根本不是改善政府，而是让政府失去治理能力呢？

   为此，两位作者提出了 ungoverning 这一概念，用来描述一种有意识削弱、拆解行政国家的政治行动。

   在传统政治争论中，民主党与共和党虽然对政府规模、税收、监管和福利政策存在严重分歧，但通常仍然承认政府必须具备执行法律和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然而，两位作者认为，当代美国出现了一种更加激进的政治倾向：行政机构不再只是需要改革的对象，而被视为必须摧毁的敌人。这种政治倾向不仅反对某些政策，更试图削弱政府实施政策的能力。公共机构、职业公务员制度、监管部门乃至选举管理体系，都可能成为政治攻击的目标。

   作者特别关注特朗普主义与反行政国家运动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行政国家的复杂性和不透明性，为政治阴谋论及反政府动员提供了空间。当公众无法理解政府如何运作时，政治领袖便更容易把行政机构描绘成阻碍人民意志的敌对力量。

   本书的关键区分在于：批评政府效率低下、要求精简机构，是正常的民主政治争论；但如果改革的实际结果是让政府无法履行依法承担的职责，就已经涉及国家治理能力本身。这一分析也提出了值得争论的问题：行政机构确实可能低效、封闭、缺乏问责，但如何判断某项改革是在清除官僚主义，还是在破坏必要的国家能力？不能仅凭改革者的政治立场作出判断，而需要考察具体机构的职能、改革措施及其实际后果。

   值得关注的问题： 美国政府的危机，究竟是行政机构权力过大，还是行政机构已经遭到过度削弱？改革政府与瓦解政府之间的界限在哪里？

   作者介绍:Russell Muirhead是达特茅斯学院民主与政治学教授，研究民主理论、政党政治和政治制度。Nancy L. Rosenblum是哈佛大学政府学荣休教授，长期研究政治伦理、民主制度、政党与公民社会。两人此前合著 A Lot of People Are Saying: The New Conspiracism and the Assault on Democracy（2019），讨论当代美国阴谋论政治及其对民主制度的影响。

   William G. Howell、 Terry M. Moe：Trajectory of Power: The Rise of the Strongman Presidency（《权力的轨迹：强人总统制的崛起》，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25））

   内容介绍：美国总统为什么越来越有权力？

   Howell和Moe认为，这一变化不能仅仅用特朗普个人的政治风格来解释，而必须放在美国总统制度长期演变的历史中理解。20世纪以来，随着联邦政府规模扩大、行政机构增加，以及美国在国际政治中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总统逐渐获得了更大的政策制定和行政控制能力。

   然而，两位作者特别强调，自里根时代以来，共和党保守主义对行政国家的反对，逐渐产生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结果：为了限制政府权力，保守主义政治力量反而越来越依赖一个拥有强大单方面行动能力的总统。

   作者追溯了“单一行政权理论”（Unitary Executive Theory）在美国保守主义法律思想中的发展，讨论这一理论如何被用于扩大总统对联邦行政机构的控制。在他们看来，特朗普时期的总统权力扩张，并非完全脱离美国政治传统的偶然现象，而是数十年来行政国家争论、保守主义政治转型和总统制度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也意味着，美国行政国家面临的不仅是效率问题，还有权力结构问题。总统可以以提高政府效率、清除官僚主义或落实选民授权为理由，要求加强对白宫以外行政机构的控制。但行政机构越依赖总统个人意志，职业公务员制度、专业判断与国会监督就可能受到越大的压力。

   本书的重要性，在于揭示美国政治中的一种制度悖论：反对强大政府的政治运动，可能最终推动更加强大的总统权力。不过，作者关于共和党总统与民主党总统在权力扩张方式上的区别，是其历史分析的重要论点，而非无须检验的既定事实。对这一判断，仍有必要结合两党总统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比较。

   值得关注的问题： 当总统试图直接控制行政国家时，政府是否会变得更加有效？还是说，行政效率的提高可能以削弱国会监督、行政独立性和宪政制衡为代价？

   作者介绍

   William G. Howell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政府与政策学院院长、政治学与公共政策教授，长期研究美国总统权力、行政制度及美国政治发展。Terry M. Moe是斯坦福大学政治学荣休教授、胡佛研究所荣休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政治制度、官僚体系、总统权力和公共政策。两人此前合著 Presidents, Popu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对美国总统制度与民粹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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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韓秀 | 李奧納多·達·文西及其他

   11.11.202631 Min.Als Nächstes

   編者按：10月，季風出版推出第二本書《歡笑歲月：韓秀日記》（點擊鏈接可在季風網絡書店購買）。在經歷了波瀾壯闊的時代巨浪與個人命運的傳奇流轉之後，著名美籍華文作家韓秀（Teresa Buczacki）帶來了她的全新力作——《歡笑歲月：韓秀日記》。作為韓秀六十餘部著作中唯一公開出版的個人日記，本書不僅是一部充滿溫度的歲月記錄，更是窺見這位傳奇女性內心世界與時代反思的窗口。韓秀生於紐約曼哈頓，幼年即隨母來到中國，由外祖母撫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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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10月，季風出版推出第二本書《歡笑歲月：韓秀日記》（點擊鏈接可在季風網絡書店購買）。在經歷了波瀾壯闊的時代巨浪與個人命運的傳奇流轉之後，著名美籍華文作家韓秀（Teresa Buczacki）帶來了她的全新力作——《歡笑歲月：韓秀日記》。作為韓秀六十餘部著作中唯一公開出版的個人日記，本書不僅是一部充滿溫度的歲月記錄，更是窺見這位傳奇女性內心世界與時代反思的窗口。

   韓秀生於紐約曼哈頓，幼年即隨母來到中國，由外祖母撫養長大。青年時期，她因特殊的身份與背景歷經磨難，曾前往山西插隊落戶，後遠赴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屯墾戍邊，憑著堅韌不拔的意志與對文學的熱愛守住了生而為人的尊嚴與內心的淨土。1978年重返美國後，她曾任教於美國國務院外交學院及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並長期致力於華文文學創作，作品深受海內外廣大讀者的喜愛，曾獲萬人傑新聞文化獎、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美國總統國家與社會貢獻獎等殊榮。

   作為韓秀首度公開的日記隨筆，《歡笑歲月》記錄了作者晚年在華府近郊生活的日常點滴與深刻感悟。本書收錄了韓秀於2016年至2021年間所寫的日記。這六年世界經歷諸多變動，而她將日常生活中的細微感觸、對人事的觀察與判斷，以及與偉大靈魂的共鳴時刻悉數記於筆下。內容不僅涉及園藝之趣、親友之情，亦包含對藝術的沉醉、對體育賽事的投入，以及對公共議題的關切。書中文字時而輕盈細膩，如清風掠過生活的瑣碎細節；時而沉實激盪，展現出知識分子對社會現實、文化傳統以及時代走向的持續關注與敏銳反思。

   本文為該書代跋。出版社授權刊發。

   二○二二年的元旦，痛下決心，結束《歡笑歲月》的寫作。原因無他，這本筆記寫的是當下，而我再也無法從五百年前的歐洲脫身，因為李奧納多傳記在等著我完成，穿越時空所消耗的不僅是精神力氣，更是時間，那一種我沒有辦法隨意拋擲一分一秒的寶物。

   元月二日，將文稿做了第一次修改，鎖進了電腦。我跟自己說：「待我寫完這一本傳記，再來繼續……」果真，到了六月十九日，這本傳記完成了。我從五百年前回到當下，七月二十日再一次細看這本筆記，再次修訂，感覺恍如隔世，於是，再一次鎖進電腦。直到三年後，二○二五年三月十五日，同華府季風書園主人于淼先生有機會深談，這才了解到，季風的理想遠大，其中包括出版。

   多麼可貴的書人，多麼可貴的書店兼出版社。當下便下定決心，要給季風一本書稿。

   那時，我在病中，而且正在全力衝刺，希望能夠在倒下去以前完成最後一本藝術家傳記《燦爛彤雲—丁托萊托與威尼斯畫派》，於是，將對季風的承諾寫了一張卡片，貼在電腦一側「提示板」上。

   有時候，人的潛力是無法估算的。威尼斯共和國時代，威尼斯畫派近二十位豪傑的生平與成就歷經十八個月的艱難跋涉，終於在二○二五年六月份完成，並在六月底將文稿與七十三幅圖版順利寄交臺北三民書局編輯部，七月十六日簽約；心下輕鬆，病去了一半，我恢復了正常的工作速度與節奏，可以如常同時處理幾件事。七月三日最後一次修訂《歡笑歲月》，並且寄給了于淼，兌現了我對季風的承諾。

   回頭看從二○二二年元旦到二○二五年七月底這三年半的時間，一直伴在身邊的一個人，竟然是李奧納多‧達‧文西。

   事實上，二○一六年到二○一七年，在寫米開朗基羅與拉斐爾的時候，我就知道，絕對繞不過李奧納多這座孤峰。兩本書在二○一八年初版，心裡就惦記著，並且在書寫卡拉瓦喬同埃爾‧格雷考、杜勒的同時，收集、研究有關李奧納多的資料。二○二二年六月份，李奧納多傳記完成，間不容髮，十月份為米開朗基羅完成了大修過的增訂新版。並在年底，完成了拉斐爾的增訂新版。換句話說，義大利文藝復興三傑在二○二二這一年裡，「一直住在我家裡」。這就是年底完成的長文〈一五○四‧三人行〉的背景與由來。

   無獨有偶，二○二四年十一月九日到二○二五年二月十六日，英國皇家美術學院舉辦了一個特展Michelangelo, Leonardo, Raphael c.1504 。看著這條消息，我喜極而泣，終於，英國的藝術史家們注意到一五○四這個不容忽視的時間點了。而二○二五年二月，臺北國際書展的主題國是義大利。我的演講地正在義大利展場的對面。二月七日這一天，臺北國立藝術大學于國華教授同我對談的內容是關於英國大藝術家透納。身為英國皇家美術學院資深教授的透納曾經多次造訪威尼斯，並且熱愛喬爾喬內的美學理念。然而，喬爾喬內正是李奧納多的忘年交。一五○○年，兩位天生的歌唱家、音樂家在威尼斯萍水相逢。一日，李奧納多同隨行的人馬被樂聲與歌聲吸引，走進了一所豪宅。李奧納多徑直走上舞台，同正在歡唱的喬爾喬內合唱一曲……。就在這個豪宅裡，李奧納多看到了喬爾喬內的繪畫作品，真心喜愛喬爾喬內的李奧納多親切地指點道：「霧狀的漸隱、朦朧的漸顯，暈染之法 (sfumato) 可以使用多次……無數次……」喬爾喬內受益良多。我在講透納，腦袋裡卻旋轉著兩位年齡相差二十五歲的藝術家之間的傳承，以及後世藝術家透納從他們那裡所得到的啟迪。面前，義大利展場上方，不斷旋轉著一個名字，李奧納多，義大利國寶級藝術家，以及他的各式各樣的設計圖、素描，與繪畫。這是怎樣的饗宴，李奧納多、喬爾喬內、透納共聚一堂。我有幸為李奧納多與透納寫了專書，喬爾喬內則出現在我有關威尼斯畫派的專書裡，有著重要的位置。

   李奧納多，五百多年來，天地之間唯一的曠世奇才，十八般武藝門門精通。他是怎樣做到的？這是我在研究他的生平的時候，最早發出的疑問。沒有任何一位藝術史家對此做出解答。李奧納多高瞻遠矚，在他數量巨大的鏡像文字筆記中，只有事實，沒有情感表述，連一個字也沒有。對於那位到死都不承認李奧納多是自己兒子的公證人皮耶羅先生，他只有一行字。此人去世那一天，馬基雅維利來到他的書房，跟他說：「你的父親去世了，他的遺產分給十一個孩子。」李奧納多不但未置一詞，而且站起身來，交給來客全套佛羅倫斯運河設計圖、挖掘運河所需工具設計圖。在來客離去後，關緊房門，打開筆記，用鏡像文字這樣寫：「我的父親皮耶羅先生去世了，他生前有十二個孩子。」他心裡有怎樣的感覺，讀者一無所知。十五歲的生母卡特琳娜生下了李奧納多，八個月後孩子斷奶，她便被李奧納多的祖父安排嫁人。一四九三年，在丈夫、兒女都去世之後，她從文西來到米蘭投奔大兒子，並在十一個月後於米蘭去世。在李奧納多的筆記裡，我們知道兒子為母親生前最後的日子以及葬禮所花費的每一分錢，卻不知道兒子對母親的情感。作為傳記作者，我要知道的情感部分，只能從李奧納多祖父的帳簿、文西政府的檔案、以及他人的來往信件中得到極為稀薄的了解。事實上，李奧納多早已關閉了情感的大門，遠遠早於為吉內芙拉‧本琪女士繪製肖像之前。年幼的李奧納多已經從父親的行為裡透徹了解到婚姻的不可信任。沒有了人際之間的情感，沒有了家庭的拖累，李奧納多的全部精力用於他熱愛的諸般研究，無窮無盡。

   二○二四年早春，自臺北結束了國際書展的行程經洛杉磯入關返回美東。在長得不見盡頭的機場地下通道裡，在數不清的世界名城大型圖片中，有一幅極大的李奧納多的設計圖，空氣螺旋槳設計圖。世界航空業用此圖向李奧納多致敬。我的書裡也用了這幅設計圖。在這幅巨大的設計圖前，我站立良久，無言，滿心傷痛。

   一五○三年，五十歲的李奧納多，回到了佛羅倫斯。此時，他的藝術成就如日中天，他在米蘭聖母瑪利亞感恩修道院留下了濕壁畫《最後的晚餐》，在斯福爾札古堡留下了穹頂畫《桑樹廳》，他為數學家帕契歐利的著述《論黃金比例》繪製了精妙的插圖，足證他已經在幾何學方面取得獨特的成就。更重要的是，他創作的《聖母子、聖安納與幼兒期的施洗聖約翰》，這幅用炭筆與粉筆成就的傑作正在佛羅倫斯市府大廳展出，無數歐洲藝術家前來觀賞臨摹。

   正在創作巨型大理石雕塑《大衛》的米開朗基羅也在佛羅倫斯。李奧納多的創作對其產生的影響是他在完成雕塑《布魯日聖母子》時隱隱感覺到的。但一般來講，二十八歲的米開朗基羅對李奧納多並沒有任何的好感，不但出口不遜而且在後來的畫事中試圖偷窺李奧納多在調製顏料方面的實驗。李奧納多雖然不能贊同米開朗基羅的美學觀念，卻始終對這位「痛苦的藝術家」持有同情的態度。但他們兩人的懷抱卻是南轅北轍的，李奧納多終其一生熱愛繪畫；米開朗基羅熱愛雕塑，視自己為繪畫的「外行」。他們之間沒有私交，交集相當稀薄。唯一的一次誠摯的交集卻是身為佛羅倫斯政府審議大員的李奧納多切實地幫助米開朗基羅實現了將《大衛》安置在佛羅倫斯舊宮露臺的願望。今天，更進一步，我們能夠切實地從李奧納多不斷出土的筆記中看到他對西斯汀穹頂畫以及米開朗基羅唯一署名大理石雕塑作品《聖殤》的觀感。

   三人在一五○四年的邂逅中，真正獲益者是拉斐爾，人見人愛的天才藝術家。

   一五○四年，在馬基雅維利的積極策劃下，佛羅倫斯已經成為事實上的「歐洲藝術學院」。許多藝術家放下手中的工作奔來觀賞李奧納多與米開朗基羅背對背在領主宮大議會廳的東牆和西牆上繪製巨大的戰爭圖景。其中有拉斐爾。

   七歲喪母，十一歲喪父並成為父親畫坊主人的拉斐爾，其美學教育幾乎完全是在爾比諾宮中自學而成。肩上的責任使得拉斐爾少年老成，善解人意。百忙中，二十一歲的拉斐爾踏雪而來，在一五○四年年底抵達佛羅倫斯。他看到了米開朗基羅繪製《卡西納戰役》草圖時的情景，吃驚於線條如同刀鋒般的犀利。米開朗基羅看到了圍觀的人群中儒雅的拉斐爾，知道他不是凡品，但沒有什麼表示。拉斐爾也看到了李奧納多的《安吉亞里戰役》草圖，深深被吸引，深切了解數學與戰爭經驗在李奧納多作品中的分量。

   拉斐爾來到了李奧納多在新聖母教堂教宗室的工作間，得到最為溫暖的歡迎。終生食素的李奧納多用美酒佳餚招待這位比自己年輕三十一歲的新朋友。兩人談得非常愉快。臨別之時。李奧納多送給拉斐爾一個小禮物，他知道拉斐爾從不解剖，他非常樂意助這位小朋友一臂之力。

   這個「小禮物」非同小可，是一幅解剖圖，描摹的是母馬子宮里一匹將要死去的小馬，其精細的程度匪夷所思，更不消說，五百多年前，那恐怕是世上唯一的此類內容的解剖圖。拉斐爾驚嚇得幾乎暈倒。他在第二天送還了這件珍貴的禮物，並寫了一封信給李奧納多大師，闡明了他不能解剖的宗教理由與心理因素。然後，前往舊宮露臺，觀察良久之後，伸出食指，輕觸了《大衛》的膝蓋。感受到「骨骼的堅實、肌肉的彈性」。這樣就夠了，於拉斐爾而言。

   李奧納多的內心波瀾，我們能夠想像；但他照樣滿面春風地招待拉斐爾，他要留住這位小朋友。拉斐爾帶來了他自己的臨摹，卡西納戰役中那些緊張的人體變得優美而含蓄了；安吉亞里戰役中的激情仍在，殘酷的程度卻被淡化了。拉斐爾的臨摹融入了他自己的風格。李奧納多明白，拉斐爾前途無量。於是，他再次伸手幫一把，開放了自己的畫室請拉斐爾欣賞。拉斐爾看到了《麗達與天鵝》，滿心歡喜，跟李奧納多說，他回家就要畫一張，第二天拿來請大師批評。第二天，拉斐爾如約來到，帶來了他畫的美麗的麗達與天神宙斯化身的天鵝。李奧納多的作品重點在生命的禮讚，拉斐爾的臨摹謳歌的卻是男女之間美好的情愛。李奧納多開懷大笑了。這一天，李奧納多跟拉斐爾說：「線條不是重點，陰影才是最重要的。漸隱漸顯的暈染模糊了線條，畫面才會立體，才會動起來。」聲聲入心，拉斐爾深知這是李奧納多傾囊相授，感動不已。曲終人散，關起房門，李奧納多在筆記裡這樣寫：「繪畫能夠描述世間萬物，日出日落、峰巒疊障、水氣氤氳、流泉飛瀑、霞光流轉、電閃雷鳴；雕塑是無法表現的。」風雲流散，李奧納多與拉斐爾生前於羅馬仍有交集，溫馨而誠摯，成為藝術史上珍貴的佳話。

   文章洋洋灑灑，近八千字，報紙副刊主編不但做了刪節，而且很勤勉地將「李奧納多」全部換成了「達文西」。文西是大師出生之地，達‧文西的意思是來自文西之人。來自文西之人何其多，李奧納多只得一位！這個名字，大師用了一輩子，直到今天，談到文藝復興巨匠，李奧納多不可或缺，「達‧文西」可有可無。話不投機半句多，我把稿子寄給了湖南長沙《書屋》， 不但得以全文刊載於《書屋》月刊二○二三年第五期，而且北京《新華文摘》雙周刊全文轉載於二○二三年第十六期。功德圓滿。

   二○二四年六月，我寫了十六年零八個月，足足兩百篇書話的專欄畫上了句號。除了世界文學、華文文學之外。還有一些篇章紀錄了歷史，尤其是現、當代文化史。比方說，二○二二年四月刊出的這一篇〈一本小說和小說的作者〉，談的是一本重要的報告文學《齊瓦哥事件—光明與黑暗在一本諾貝爾得獎小說背後角力》。作者是《華盛頓郵報》駐莫斯科分社社長彼得‧芬恩與聖彼得堡國立大學講師佩特拉‧庫維；出版者是臺北文學出版翹楚《大塊文化》。順便說一句，據我的觀察，《大塊文化》出版品值得全球華文讀者珍藏、閱讀再閱讀。

   這本書根據大量史料與收藏於世界各地已經解密的檔案資料如實記敘了小說《齊瓦哥醫生》的作者、友人、出版人所遭遇的一切，以及形形色色的人們，包括小說作者的同盟者與小說作者的敵人在這「事件」中的所作所為。書末，兩位作者開列出整整四十頁的詳盡索引，告訴讀者，這本書裡沒有虛構、只有證據確鑿的如實報導，目的只在於還原真相。原作英文本出版後不久，中譯本在二○一六年出版，距離小說作者帕斯特納克痛苦地辭世已經半個多世紀。對於世界各地的出版人而言，這本大書別具意義。

   二○二二年十月刊出的〈回憶錄之必要〉談的是另外一本重要的書《李潔明回憶錄》。我們在一九八六年夏天離開駐節三年的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當時的美國大使是羅德先生，他的繼任者是資深亞洲問題專家、中國事務的長期觀察者，李潔明先生。他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五年任職美國駐北京聯絡辦事處、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四年擔任美國在台協會處長，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一年擔任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大使。他抵達北京的時間是一九八九年五月二日。騎著自行車，在廣場上同學生與市民廣泛深入地對談之後，五月二十一日，李潔明大使從北京發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說：「此地發生的事件有其恆久性，不會自行消退。這個運動沒有暴力，只有熱情。所有的跡象顯示，這是全民奮起支持民主的基本原則。」同時，敏銳的李大使在報告中預警：「中國政府即將以暴力鎮壓民主運動。」五月二十六日，李大使在報告中再次預警：「衝突以致流血，迫在眉睫。」後來證實，這份報告被國務院某人截留，根本未曾抵達白宮。而且，國務院指責李大使「大驚小怪」，並認為「天安門不會出現武力鎮壓」。

   對於書中這一段，我有切身體驗。美東時間六月四日(週日) 上午，我在維州家中接到美國國務院中國科科長貝德電話，他說：「前大使羅德表示中國政府不會暴力鎮壓學生運動，你覺得怎麼樣？」我馬上回答：「暴力鎮壓是一定會發生的！」話音沒落，聽到了槍聲。傳送槍聲的那條電話線就是李大使在回憶錄中說到的：「我們在政治組設了一條全天候開放的熱線電話，連到國務院。這條熱線使我們得以把來自北京、瀋陽、上海和成都的最新報告，在第一時間傳回華府。」這條電話線逼真地把半個地球之外發生的世紀大事送到了耳邊。端著電話，我同Jeff 同時發問：「你們為什麼不請教現任大使李潔明？」

   六月四日，李大使在北京，親眼見到他的預警成真。這一天，他的工作時間超過十二個小時。

   事過境遷，李大使親自將那份極具前瞻性卻被擱置的報告副本呈送布希總統親覽。李大使的失望與痛惜何等深切！而且，隨著歲月的推移，在刻意的扭曲、掩蓋、輕忽中，這一場世紀悲劇正在被淡化與被遺忘中。

   《李潔明回憶錄》是這位卓越的美國外交家唯一的著作，滿載著作者對台灣、對中國、對亞洲太平洋地區慎密的觀察與研究，不但彌足珍貴，而且歷久彌新。

   但是，這本書背後的推手傅建中先生的貢獻，卻鮮少人知道其中曲折。書介〈回憶錄之必要〉於二○二二年八月十五日完成，六天之後，我寫了〈傅建中先生為一本回憶錄催生〉，寄給了臺北《傳記文學》月刊，並刊登於該雜誌第七百二十七期，二○二二年十二月號。在這篇文章中，我詳細說明臺北《中國時報》特派員傅建中先生馳聘華府政壇半個世紀，見證無數事件，發出無數實事求是的報導，對於台灣媒體、台灣社會、美國、中國，以及亞洲太平洋地區厥功甚偉。而且，傅先生學貫中西並與李大使交好，李大使父子寫回憶錄，寫完一章，傅先生看一章，並提出意見與建議，真正從頭至尾全程參與了這本回憶錄的完成。李大使與時報大家長余紀忠先生也是老朋友。因之，這本美國外交家的回憶錄二○○三年四月由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中文版，並在三個月內達到五刷的好成績。其英文版反而到二○○四年才出版，成為出版史上一段前無古人的佳話。撫今思昔，面對美、台、中更加弔詭、兇險的現實，我們感謝李潔明父子排除萬難如實詳述過往；我們感謝傅建中先生為這部回憶錄中英文兩個版本催生。

   感謝臺北《傳記文學》的理解與支持。感謝臺北三民書局將這許多書話結集出版《樹葉般不斷飄落的故事》，以饗讀者。這是我的第五本書話集，其中。第一、第四與第五本都是三民書局的出版品，記錄了我四十多年來大量閱讀、精選好書，並卯足全力予以推介的部分蹤跡。

   最後一個書介專欄在二○二四年六月結束。劉文華審時度勢，成為兩岸三地出版界第一位編者提出了一個要求，希望我為《書屋》寫一篇「創作經歷談」。不再是轉載，而是原創。我小心翼翼問文華，字數有無限制。文華的回答豪氣十足：「白先勇先生的〈牡丹花開二十年〉三萬多字，一期刊出！」

   心中大為踏實，二○二四年九月十八日，十足年齡七十八歲，筆耕四十一年的我，為湖南長沙《書屋》細說從頭，寫了一萬兩千字的一篇文章，題目叫做〈文字要好〉，刊登於《書屋》月刊二○二五年三月號；北京《作家文摘報》轉載於三月十四日；北京《新華文摘》雙周刊轉載於二○二五年第十一期。「文字要好，好的文字能夠走極遠的路，無論遇到怎樣的天災人禍。」我四歲開蒙讀書寫字，外婆跟我說的最要緊的一句話，我牢記在心。那時。為了求平安，老人家以修訂善本書為職業，或摺本或線裝書。線裝書最有意思的部分是上機裝訂，機子匡噹匡噹響著，被細心修復的一頁頁不再是殘卷，它們正在變成整舊如新的線裝書。

   二○二四年六月下旬，我在華府福爾傑 (Folger) 莎士比亞圖書館暨博物館，面對了望不見盡頭的十七世紀的歐洲出版品。它們都是漆皮或真皮面的精裝書，被一代又一代的藏書家、愛書人細心呵護了五個世紀。它們的內涵包括各種歐洲文字，但它們的文字都是好的，非如此，不可能走這樣遠的路。我還有更進一步的發現，那時候，歐洲的出版重鎮不是佛羅倫斯、不是米蘭和羅馬、甚至不是古騰堡的美因茲，而是威尼斯。偉大的威尼斯共和國提供了學術自由、思想自由、創作自由、出版自由、貿易自由的大環境；和平與富足提供了書籍的流通；大量受過良好教育的菁英撐起了巨大的書籍市場。那時候，整個歐洲圖書出版的四分之一來自威尼斯！而我，正在寫有關威尼斯畫派的專書，看到這樣實在的訊息，怎能不感動流淚。

   七月五日，在瑞士巴塞 (Basel) 「紙的博物館」，面對了以萊茵河水為動力，五百年來沒有任何改變的造紙過程、裝訂過程，連設備都是五百年前的。那只熬煮廢棄麻織品的巨大的鍋子仍然盡忠職守地提供製做手工紙的原材料。裝訂機仍然是木製品，仍然用腳踏、仍然匡噹匡噹的響。只不過，用的是摺帖綴訂之法的西式裝訂。我在那裡買了足夠做一本手工書的手工紙、有著自然毛邊的手工紙，光滑如絲卻非常吃墨的手工紙，決定要為《書屋》做一本手工書。今生最後一本手工書。

   自歐洲返回華盛頓，面對了槍擊事件。二○二四年七月十三日，周六，並非不祥的周五。我坐在電視機前，Newsmax 正全程報導總統候選人川普在賓州的競選演說，親耳聽到八聲槍響，親眼看到安全人員在現場找到的十三發子彈。川普掛彩，臉上有血，揮拳大叫：“Fight! Fight! Fight!”有人指稱被當場擊斃的兇手說：「他開槍了。」有人說：「他們開槍了。」我知道，他們開槍了，在訴訟、誹謗、造謠、抹黑都不靈的時候，他們開槍了。跟肯尼迪總統被刺殺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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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许章润｜所有的私吟都是大合唱：三论诗学正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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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与其窒息而亡，不如长歌当哭！”丁东老师说：许章润先生本是一位享誉中外的法学学者，他后来因言获罪、被迫离开学术研究，不得已转型为诗人。因感念“浊世苍生尚存侠义，相濡以沫；暴政扼喉不废弦歌，声气同求”，许章润老师近四年来，写了不少诗。他的诗，语言凝炼，意象丰满，雄浑大气，炽烈的情感如同火山的岩浆喷涌而出。他表达的是直抵心灵的血泪歌哭，是逼到绝境后的大彻大悟，是对人类困境的终极关怀。最近，他的诗结集为《阵亡：天人之 …

   Shownotes

   编者按：“与其窒息而亡，不如长歌当哭！”丁东老师说：许章润先生本是一位享誉中外的法学学者，他后来因言获罪、被迫离开学术研究，不得已转型为诗人。因感念“浊世苍生尚存侠义，相濡以沫；暴政扼喉不废弦歌，声气同求”，许章润老师近四年来，写了不少诗。他的诗，语言凝炼，意象丰满，雄浑大气，炽烈的情感如同火山的岩浆喷涌而出。他表达的是直抵心灵的血泪歌哭，是逼到绝境后的大彻大悟，是对人类困境的终极关怀。最近，他的诗结集为《阵亡：天人之战》由东京读道社出版。在《诗集》扉页，许章润先生写到：

   献给

   庚子以还

   所有无私无畏援手相助的

   义人

   “世界不确定，读出一条路”。经过两年多的发展，读道社也有了自己的独立的网络书店了。点击书名链接，即可在读道社书店直接购买，也可以购买读道社其他书籍。

   许章润不仅勤于写诗，且对诗歌理论也颇有见解。本文为《阵亡》诗集序言，以“晚岁展喉，老来纵歌”起笔，叩问诗咏之所由来与所当往。文章贯穿天人之间、生死之际、私吟与大合唱的深层辩证，将一己个体之承受与挺立置于大一统箝口封喉之对照中，揭示诗之为“绝望的教材”，而又为诗人建立精神主权共和国，通向语言的公民性与政治生存的开放性。文中既有对“大数据极权主义”的警觉与对历史垃圾时间的反思，亦有对人性天然仁慈与怜悯的坚信，最终归于“所有的书写只是面对人性的无解和人世的苦难而走投无路时以头撞墙留下的血渍”。经出版社授权，书评特此刊出全文，纪念庚子年那场浩劫以及无数义人。

   四年前的六月，暑热难耐，微恙时侵，神困体乏，遂掷笔罢思，转潜艺文，消遣复涵养。世事苍茫，心事浩茫，而未来渺茫，当下微茫，既无意纠缠法意，而不期然心浸诗咏，便旦暮放歌，自言自语中自娱自乐，品味浮生而打发残生。逮至秋初，一鼓作气，居然成诗百三十首，辑集成册，此即《劫灰》。转瞬寒来暑往，一发不可收拾，更有《燔祭》与《送葬》两集相继付梓。乡野孤居，只观阴晴，不闻市声，倏忽乙巳而丙午，过往一年所咏，长歌短调，铢积寸累，日就月将，不意匆匆，凡两百四十九首，乃再庋为一集，题名《阵亡》。至此，春秋四度，合共四卷，悲歌易水，击缶收煞。而心在神州，身老沧洲，此生诗兴，殆已耗竭，略抒山河块垒，不愧三餐有米。

   那么，晚岁展喉，老来纵歌，心心念念，连篇累牍，仿佛隋珠弹雀，似乎玩物丧志，其所为何来，又欲将何往，究竟图个啥子呢？

   一

   看官，此间缘由，就在于人族是说话的物种，没处可说，无人对谈，则晨朝兴发于衷，出处落诸纸笔，实为不得已。而以飞流湍荡的沉默之声向一潭死水的声之沉默献祭，就在于当第一声婴啼穿破石墙，从此一切乐声都旨在歌诵静谧，故而，所有的笔尖都蓄育着一声凄厉，并可能通向造物的尽头。如此这般，好歹，不废人之为人的基本机能也。而机能既是天赋自然，更倚后天心力淬炼，则以人力护养天赋，便是顺天应人，不争无忧，而有望风调雨顺，万物生长。在此，柴米油盐的洒扫应对中必有起伏跌宕之爱恨情仇，风雨飘摇时节尤见强毅力行恪守底线之气节。而所谓人，就是学而为人，首先并终究而言，在于一己个体之承受与挺立。其对立面不是别的，正是以“驭民六术”集中表征的实腹弱智、箝口封喉的大一统也。更何况，末法时代，历史的垃圾时间里历史并未终结，毋宁，物极必反，背水而战，伟大的历史主体经历了自己的历史疲劳期，正从漫长的世界历史假期中姗姗归来，而有待展开，正在展开，并有望在可见的未来蓬勃浩荡展开，则日升月落，载浮载沉，“袅长风，莫牢愁，歌罢此生浮”，吾人何必又岂能形如槁木而心如死灰耶！？

   是啊，生活必吐心声，生命须予咏叹，所有的风吹草动都平常得如同一个奇迹，正如生老病死的每一处不期然而然，都是磊落寻常在永不停息地亿万次自我重复，于琐碎日常再现的展演中将深沉因果兑现，而异彩纷呈得令人心醉神迷，叫末路者绝望地眷念这个大千世间。其间机杼，就在于体会已知，感受未知，似乎亲近却永远无法接近，更因为山高水长，磅礴而微淼，讲也讲不清，道也道不明，却又仿佛耳鬓厮磨，莫逆于心。于是，好奇和怔忡，感兴复赞叹，以及时袭心头的迷惘和恐惧，致令瞻望而绝望，更因绝望而坦荡。说来奇怪，但并未超出常情的是，如同“最为冷酷的抽象数学与最为炽热的权力渴望”居然一拍即合，狼狈为奸，故尔，进而顺理成章地发展出今日特定国度的“大数据极权主义”，在此，诗人悲观绝望之至，也就是严肃庄敬至极，而情不自禁地引发出理性的忧伤，便止不住倾情赞咏的欣悦，惟以狂喜的颂叹收束，俱落于生死壮丽的感喟。是啊，“扬之水，云何不乐！？”倘若悲无能，乐无能，不但说政治地活着，就连人地道活着，也被一笔勾销了，还遑论什么人不人的，哪里还谈得上一己的尊严与自我的凛然。置此情形，风声和雨声两相望闻，心律合韵律彼此问切，一己之悲欣情同于万物之荣枯，而万物共一己为同囚于宿命而神伤，而欣悦，而手之舞之，则一派苍莽聚啸于心头，三界澄明凝练为歌咏，夫子哟，咏而归也！

   朋友，与其窒息而亡，何如长歌当哭。谁说生命不曾缠绵！谁说老年不该咆哮！

   二

   本来，生命派定，不由自主，无地彷徨之际，需要梦与做梦，而世界本就是幻象，生活就是假定在生活，也就是当真在绝对地生活，则面对梦般现实，特别是有死人生，诗咏既因筑梦惊起，复为逐梦砥行，再为解梦放声，虽然根本上永恒不得纾解的存在论困厄犹在、长在并恒在，但好歹精神上暂时有所舒缓，甚至赋予自家心境以世道人心日臻善境的光芒心态，这便仆而后起，屡仆屡起，收拾精神，继续承受而感受。再说了，所有的世事和心事无不濡有梦之色彩，最现实的当下考虑也立基于有关利害盘算的一枕黄粱，至美至纯的理想也难免有意无意地诉诸不着边际的傥言大论。至于千年帝国的言之凿凿，铁打江山的信誓旦旦，当然，更且俱为妄人梦游尔。因而，对于困居于此在生死的人族，无论集体还是个体而言，诗咏所昭示的青天白日之梦，无异于是将此在之异在的逃亡通道，令自己对自己远观近视，侧击旁敲，呼应的是“我的国不在这世界”那一声遥远的喟叹，而以梦筑巢，居巢耕织，收拢了行愁坐困却又流离失所的身心，进而，有望实现自己精神世界隐秘的文艺复兴。

   就此而言，伟大的诗作享有绝对性。反面来看，世界的荒诞性及其救赎的不可能性，同样秉有原初的强劲诗性，并引发了后天的滔天诗兴。换言之，假如哲思意味着关于世界的荒谬性的浓郁诗意，那么，诗思恰是关于世界的所有苦闷的超幻神学。为何至高的哲理与神思最终均只能诉诸诗意，表诸诗咏，而决绝诗意的尽头恰是太初之境，其因在此，而不止于此矣。

   三

   进而言之，所有的诗人都是理想国不可救药的思乡病患者，也必然都是寸步难行的四方吟游者，自此在的异乡追寻来世的故乡，而在在彰显了定居的此岸者之永恒的漂泊性，每个人都是、也都在自己顶着个自己的影子。是啊，困居大地之上才倍感流荡之苦，流亡者随遇而安，歌吟供定居者阅读的寓言，不只因生死两头无着无落，毋宁，只因对生命热爱得时刻抱持哀挽之时态，而随时随地准备诀别之不舍心态。进而，更主要的是，辗转直下，无情戳穿傥言大论的梦游之为幻也。况乎，天行有常而无常，冥晦的世界需要神人沟通，诗咏既为山河与心灵的私语，依赖语言却不屑于语言的庸常，属于一种语言现象却又奋力挣脱语言的现象性，则灵肉二境，生死两头，至明与至暗的对极中，正是原初的懵懂抚慰了沧桑个体。再者，因有别于日常语言和工作语言，诗咏以原初语言凝练而成的诗意讲述，将层层包裹的世界彻底裸陈却又铺展得如梦似幻，从而，为密不透风而又防不胜防的心灵，豁然开启了一线天启。

   尤有甚者，对于不幸困陷厄运而仿若隔世中的个体而言，诗咏是秘密兄弟会的入门通行证，孤独的魂灵在此找到了失散已久的手足，畸零的飘零者凭借一声欸乃发现了亡命天涯的骨肉。——诗人以字为基，携辞立础，为自己建立了一座公民精神主权共和国，旨求遮风避雨，更望生聚作息。置此山巅之城，太乙燃藜，虚室生白，古往今来的亿万生灵立约订礼，再据此合众群居，则众声喧哗而载文载道。就此而言，转进一层，诗咏同时实则画地为牢，兑现了虚假的允诺与模拟的复仇，而俱为自我施刑也。故而，呼应前文命意，恰如诗人所咏，诗歌是“诗人绝望的教材”，而诗人“彼此是绝望的教材”。绝望至极，无所望焉，反倒坦然于命，纵便身处荆棘。——的确，正如那位异乡隔世者的伶仃诗咏，“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午夜”，更不是任何人都能在午夜为伴引黎明的浴血喷薄而引火自焚。拒绝指定的归属而自我皈依于字词的时空，展现的是心智和心志的洒脱灵性之不羁，而捍卫的正为精神的崇高不屈，导向的是语言的公民性所奋力展现的政治生存的开放性，追索的是有限生命的无限可能性。

   也罢，洒家活着，倔强地活着，且于打发更且咏唱柴米油盐的私密中，做个世界荒诞性和生命悲剧性的密使，从而，也就是将那个此在炽炽、不可一世的势焰中心彻底放逐。

   四

   终于，诗咏泪眼迷蒙于人世正因为心驰神往于神世，而感兴神意只为了必得体贴人意，缕述心事所以有望治愈心思。换言之，如前所述，置此天人之际，虽然荒谬之为世界的事实这一绝对专制性，让存在本身了无意义，但吟游诗魂对于终极存在的形上热情，就此反转而为关于尘世悲欣的无上挂念，既温暖了此在人世，并赋予其超在意义，反之亦然。由此，如同期待儿女长大成人赋予了人类语法以将来时态，创世之光照耀并一直照耀着世界的再一次——每一次——重新开始。而一己私吟也就是公共宣叙，则滴水照见太阳，每一粒沙子里都有个创世及其毁灭的故事，恰如乙巳仲秋在下远山独对的苍茫晨咏：

   阴阳。死亡降临时从不声张，

   有迹可循，却再也没法还原现场。

   无言的结局早定，前赴后继，

   所有的私吟其实都是大合唱。

   观念以精神不朽负隅顽抗，

   肉身虽很诚实，但也并未背弃思想，

   绝对的孤独源于绝对创造的孤傲，

   只剩影和光，手牵手走在街上。

   说到底，一己身心罹陷困境，走投无路，本诸爱欲为凭的生命意志，挟生存与不朽的叙事冲动，经由歌咏，也就是说话，而非闲聊，在将灵肉彼此轻抚的自语中，沟通个体跟世界，甚至进而勾起了某种关于创世与毁灭的隐秘记忆，而这就是对话，就是交谈，就是亿万魂灵的心心相印，终亦必嘤其鸣矣，少长咸集，群贤毕至，而众声喧哗也。这才有望保持人性，涵养一己人心，活下去，唾面自干地倔强活下去。——嗟乎！这是一缕没有空间的时间，也是一方放逐了时间的空间，空无正因为自有而永有，非存在的存在性恰恰致令此在丰赡华滋，永恒的宁怡安详与终极的心神不宁合力同心地筑造了诗魂的二位一体。由此，诗咏实为挣扎，适为越狱。人心逆来顺受之坚忍不屈，人性幽冥如丝的至悲之至尊，孤独无助而不可慰藉的深渊般爱恨，均交托于诗咏之嘶喊于斯，而作证至此，也不过一路跌宕逶迤至此。说到底，如在下此前曾言，所有的书写只是面对人性的无解和人世的苦难而走投无路时以头撞墙留下的血渍，也是仰首望天、双手无望伸出时留下的深刻的抓痕，伴随这一过程的是绝望后的解脱与毁灭前的欢欣，其间，惟任随泪水长流。——所有哀挽存在的泪水，汩汩源自心田，俱为宇宙的洪灾。这是审美，也是信仰，而正是信仰和审美使我们摆脱而非祛除了时间，自死亡的生物规律中解放出来，更让掐捏生死的一切政治专制终究无计可施，而为放逐了时间的一己时间赋予了时间性，也为一己非存在的存在赋予了存在性。——老子好好活着，大不了，以一死作结，如万流之终归大海，如众生之安息于尘。终究，身心偕诗咏而陷阵，年华共时空以俱亡，恰为阵亡也……

   五

   通观全集，不妨一言以概，即此刻翻来覆去，老生常谈，缘起于为诗集作序，没话找话，而终归于所谓夫子自道，在模拟的交谈中对前因后果做出大致交代。故而，心思尔尔，文思平平，一如诗意澹澹，而命意苍苍。因为，根本而言，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终究无所作为，更且无能为力，而人类历史终极不可知的终点必是一切归零。——毕竟，人族的生灭，只不过是亿万斯年的生生大化中的一节片段，一页分支，一声回响，甚至，一场事故或者一次意外。也正因为此，其间，死亡并非不治之症，但却是无法逆转的惨败本身，惟一的治愈是新的死亡，前赴后继连绵不绝的浩瀚死亡。这便是世界的恶，一种根本恶，而且，无辜，不怀恶意，无需自证清白。由此决定了在这个丝毫不存在仁慈的世界，却充斥着一个满怀恶意之恶的人间，只能靠仁慈和怜悯方能超克以存活，并自首先独善其身出发，而尽量善待彼此矣。

   也就因此，正如性欲的精神化结果是将人族从兽的本相这一尴尬中解救回赤裸之人的自我放飞，乃至于为情赴死，随爱而俱亡，在此，人类同样无辜，也无需自证清白，但却必须坦荡直面自己的兽性，反其道而行之，首先必须假定，乃至于坚信，人族是个本性仁慈，天然心怀怜悯，并有望涵养仁慈与怜悯之心的物种，从而，人之为人却必得学而为人，人而为人却要终生做人矣。毕竟，究极而言，人性意味着天然的罪性，所以需要人文化成，其中，仁爱信义纲举目张，自由平等经天纬地。而这同样既是信仰，也是审美，诗咏徜徉其中，伐木许许，悲欣交集，“风流地受苦，歌唱着死去”。

   走笔至此，想天下四方，读者诸君贤明通达，慧眼如炬，穿云破雾，早已看透，而心中不免窃笑：哼哈，什么“晚岁展喉，老来纵歌”；吭唷，什么“谁说生命不曾缠绵！谁说老年不该咆哮！”其实，嘈嘈切切，絮絮叨叨，不过是颓唐乡愿，前世遗民，一己苍迈之身惨淡苟延，而悠悠寸草之心勉力残喘，如此，何必，终究，而已，倒是……

   是啊，他们说“这里不存在为什么！”，可诗人与诗歌都对此不服，也不相信，尤其是对此遏止不住翻湧心头的审美恶心，于是乎，偏要讨一个说法，寻一个理由，这便因阵亡而送葬，腾燃的燔祭中化为漫天的劫灰矣……

   章润谨识

   丙午四月十九，二零二六年六月四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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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西门不暗｜双面雅努斯：美国政治的两副面孔

   09.11.202616 Min.Als Nächstes

   Shownotes

   编者按：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结束，民主党重新赢得国会两院。一方面，第二任肆意妄为的特朗普被挫败，另一方面，民主党新人带来新气象，是本次中期选举的重大特征。然而，一些评论者据此宣布，美国政治终于“恢复正常”，理性再次战胜民粹主义。这恐怕只看到了美国政治的一面。特朗普的选举挫败，并不意味着右翼民粹主义及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已经消失。本文借用古罗马双面神雅努斯的形象，重新审视美国政治的两副面孔：一面是宗教复兴、社会运动与政治激情，既推动社会变革，也可能走向极化与狂热；另一面则是宪法、法治、选举与权力制衡构成的制度理性。两者并非简单的善恶对立，而是始终并存、相互冲突又相互制约。2026年中期选举的意义，不仅在于特朗普遭遇挫败，更在于选民再次通过选举，对可能失控的政治激情施加了制度约束。本文根据“西门看天下”视频录音整理、书评编辑而成。

   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结束后，民主党重新赢得国会两院。不少人如释重负，认为美国民主制度再次实现了自我纠正，一切终于“恢复正常”。围绕选举结果，网络上更出现了种种奇怪的论调：有人迫不及待地宣布民粹主义终结、理性全面复辟；有人抱怨选民素质低竟然因为油价和通胀就抛弃执政党；还有一些建制派人士为此沾沾自喜，仿佛狂热民粹时代已经过去，精英政治终于可以重新掌握美国。

   这些论调看似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的误判：民主党赢得国会，不意味着民粹主义已经终结，更不意味着美国政治所谓“恢复正常”。

   古罗马神话中的雅努斯（Janus）拥有两副面孔。美国政治同样如此：一面是以宪法、法治和分权制衡为基础的制度秩序；另一面则是充满宗教激情、民粹主义、激进思潮与社会冲突的政治世界。

   我这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恰好经历了美国最为光鲜的年代。我们从书本和电视中了解美国的分权制衡、法治精神与民主制度，也在不知不觉中为美国蒙上了一层理想化的滤镜，以为这就是美国政治的全部——一个制度完善、秩序井然的民主国家。

   然而，这只是美国政治显露在外的一面。如果将目光转向长期被忽视的另一面，就会发现一个截然不同的美国：宗教激情反复兴起，激进的社会运动与保守主义浪潮交替出现，民粹主义不断挑战既有政治秩序，社会冲突甚至不时演变为公开的混乱与暴力。

   这并非美国政治偶然出现的异常现象，而是贯穿其历史的另一种力量。只有同时看到这两副面孔，才能理解美国政治为什么会在制度秩序与社会激情之间反复震荡，也才能理解这次中期选举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宗教与狂热：美国政治的另一种传统

   美国通常被视为现代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和自由民主制度的重要代表。然而，与许多西欧国家相比，宗教在美国公共生活和政治文化中始终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宗教不仅影响美国人的私人生活，还反复成为政治动员、社会改革乃至激进政治运动的力量。

   在北美殖民地时期，宗教不仅是个人信仰，也是地方共同体的重要组织基础。18世纪30至40年代，北美殖民地出现了第一次“大觉醒运动”（Great Awakening）。以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和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为代表的传教者，强调个人的宗教体验、悔改与精神更新，挑战了部分既有教会的权威。

   19世纪初，美国又经历了第二次大觉醒运动。随着西部扩张、人口流动和社会结构变化，福音派新教迅速发展。宗教复兴不仅改变了个人信仰，也推动了禁酒、教育改革、妇女参与公共事务和废奴主义等社会运动。

   但宗教力量并不总是站在进步的一边。在奴隶制问题上，一些宗教人士积极参与废奴运动，另一些教会和神职人员却援引《圣经》为奴隶制度辩护。同一种宗教传统，既可能成为争取平等的道德资源，也可能被用来维护既有的压迫关系。

   20世纪的民权运动同样体现了宗教与政治的密切联系。马丁·路德·金不仅是一位民权领袖，也是一位浸礼会牧师。他在争取非裔美国人平等权利的过程中，将基督教的道德语言与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所承诺的平等原则结合起来。黑人教会则为民权运动提供了组织网络、集会空间和社会动员资源。

   与此同时，美国保守主义政治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宗教基础。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堕胎、学校祈祷、性别角色和家庭价值观等议题成为政治争论的中心，福音派保守主义者开始更加积极地参与选举政治。以杰里·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等人为代表的宗教右翼组织，推动了宗教保守主义与共和党的长期合作。

   1980年里根当选总统，是这一政治联盟发展的重要节点。宗教保守主义者不仅关注传统道德，也逐渐将自己的政治诉求与减税、反共、有限政府等共和党政策联系起来。到了小布什执政时期，宗教信仰继续成为共和党政治动员的重要资源。

   美国经济史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illiam Fogel）在2000年出版的《第四次大觉醒与平等主义的未来》（The Fourth Great Awakening and the Future of Egalitarianism）中，尝试以四次宗教大觉醒解释美国社会改革和平等观念的历史变化。这是福格尔提出的一种历史解释，并非没有争议的固定分期，但它揭示了一个经常被忽视的事实：宗教激情不是美国现代政治的残余，而是推动美国社会改革和政治冲突的重要力量。

   特朗普时代进一步显示了这种关系的复杂性。特朗普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政治风格，与传统福音派所强调的宗教道德规范并不完全一致，但他仍然获得了大量白人福音派选民的支持。对于这些选民而言，支持特朗普不仅涉及候选人的个人品德，还涉及最高法院法官任命、堕胎政策、宗教自由、移民政策，以及他们对美国文化变化的担忧。

   在一部分宗教支持者眼中，特朗普甚至被赋予了拯救国家的特殊使命。政治竞争不再只是不同政策和利益之间的争论，而被理解为信仰与邪恶、正义与堕落之间的斗争。政治领袖可以因其所承担的使命而获得道德豁免，政治对手则可能被描绘成威胁国家和宗教传统的敌人。

   这种倾向并不代表所有美国基督徒，但它足以说明，美国宗教政治最值得警惕的，并不是宗教信仰本身，而是政治被赋予了不容置疑的神圣使命。当政治领袖被视为拯救国家的使者，政治对手被视为邪恶的化身，民主政治所必需的妥协便很容易被看作背叛。

   这样的狂热并不是美国现代化尚未完成的证明，而是美国现代政治自身反复产生的一种现象。

   二、身份政治的狂热：当左右两翼都把对手视为敌人

   如果说宗教激情揭示了美国右翼政治动员的重要来源，那么当代身份政治则进一步说明，政治狂热并不只存在于右翼。左翼的一部分激进力量，同样习惯于将政治分歧转化为道德审判，以身份决定立场，以立场判断人格，最终把公共讨论变成一场不断划分敌我的斗争。

   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2018年出版的《身份：对尊严的要求与怨恨的政治》（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中指出，现代政治冲突不仅涉及财富分配和经济利益，也越来越涉及个人与群体对尊严、身份和社会承认的要求。

   这一变化在当代美国表现得尤为明显。税率、福利、就业和收入分配仍然重要，但政治争论越来越容易转化为关于种族、性别、文化认同和群体地位的冲突。人们争论的不再只是如何分配社会资源，也包括谁的身份应当得到承认，谁的价值观能够代表美国，以及谁正在失去原有的社会地位。

   近年来，美国左翼的一部分激进力量不断推动所谓“觉醒文化”（Woke Culture），强调种族、性别和其他身份差异，试图通过重新审视历史与社会制度来纠正不平等。然而，当身份成为衡量政治立场和道德正当性的主要标准时，原本旨在争取平等的诉求，也可能演变为新的排斥与对立。不同意见不再只是需要辩论的观点，而可能被视为一个人道德上存在缺陷的证据。

   这种倾向不仅存在于社会运动和大学校园，也逐渐进入政府政策和行政体系。拜登政府在2021年通过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机构推进多样性、公平、包容与无障碍（DEIA）政策，将相关理念纳入联邦人事管理和机构规划。支持者认为，这是纠正长期不平等的必要措施；批评者则认为，政府以身份差异为基础推动政策，可能使政治理念取代个人能力与平等竞争原则。

   问题并不在于政府是否应该反对歧视，而在于当某种身份政治理念成为行政体系的指导原则时，是否仍然允许对其合理性和实施方式提出质疑。原本属于公共讨论的政治主张，一旦获得行政权力的支持，便可能使不同意见面临更大的政治与制度压力。

   右翼同样如此。面对种族、性别和文化观念的变化，一些白人保守派选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自身的文化地位受到威胁。他们认为，传统宗教、家庭观念和美国国家认同正在被不断削弱，由此产生的失落感和被剥夺感，成为右翼民粹主义动员的重要基础。

   在这种政治氛围下，一边是激进身份诉求与“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另一边是围绕传统价值、白人身份和国家认同展开的保守主义反击。右翼政治也经常以反对所谓“觉醒意识形态”为名，要求限制学校课程、图书内容和有关性别、种族的公共讨论。

   双方都声称自己是在维护自由，却可能在维护自身价值观的同时，要求压缩对方的表达空间；双方都宣称自己是在保护美国，却越来越倾向于把政治对手视为国家的威胁。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对立。复杂的社会问题被简化为相互排斥的身份标签，政治争论越来越容易演变为道德谴责和群体敌意。

   当然，左右两翼的政治主张、行为方式及其对民主制度造成的影响并不完全相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看到一种共同的危险：当政治阵营确信自己独占道德正义，并拒绝承认对手参与公共生活的正当性时，民主政治便可能从制度内的竞争，走向无法妥协的敌我对抗。

   美国的政治分裂，不会因为某一个政党在一次选举中失利就自行消失。右翼的宗教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以及左翼的激进身份政治，都有其社会基础。它们之间的冲突，仍将持续影响美国政治。

   三、制度与狂热：美国政治如何在冲突中调整？

   美国政治并非只有宗教激情、民粹主义和激进社会运动。与这些力量长期并存的，是宪法、法治和分权制衡构成的制度框架。它使激烈的政治竞争能够通过选举和权力交替得到约束，也使社会冲突不必每次都演变为制度崩溃。

   没有制度框架的约束，政治狂热可能使美国陷入难以控制的冲突与混乱；但如果没有社会力量周期性的冲击，制度也可能逐渐沦为由政治精英主导、缺乏活力而又难以回应社会诉求的官僚体系。

   美国历史上的许多重大变化，正是在这两种力量的冲突与相互作用中发生的。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1981年出版的《美国政治：不和谐的承诺》（American Politics: The Promise of Disharmony）中，讨论了美国政治理想与现实制度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他指出，美国人高度信奉自由、平等、民主和宪政原则，现实政治却始终无法完全兑现这些承诺。由此产生的失望与愤怒，会周期性地激发他所谓的“政治信条激情”（creedal passion），推动社会运动对既有制度发起挑战。

   亨廷顿的分析说明，美国政治中的激进冲动，并非总是来自制度之外，有时恰恰来自美国人对自身政治理想的执着。当现实政治背离自由和平等的承诺时，社会运动便可能以捍卫这些原则的名义，向现有制度提出挑战。

   从美国历史来看，这些社会力量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激进的政治动员可能加剧冲突，甚至威胁民主制度的基本规则；另一方面，19世纪的废奴运动、妇女选举权运动和20世纪的民权运动，也曾通过激烈的社会抗争推动法律和制度改革。

   因此，不能把制度简单等同于理性与进步，也不能把所有社会运动一概视为狂热与混乱。制度既可能保护自由，也可能维护既有的不平等；社会运动既可能推动权利扩展，也可能走向排斥、敌意和政治暴力。

   美国政治的矛盾正在于此：制度既要约束政治狂热，也必须允许社会力量挑战既有秩序。总统大选和中期选举，是选民重新分配政治权力的重要渠道。它们并不保证每一次选择都正确，却使执政者无法永远垄断权力，也使任何政治派别都不能把自己的胜利当作历史的终点。

   过去十年的美国政治，正是这种制度与狂热反复冲突的集中表现。短短十年间，美国政治经历了奥巴马、特朗普、拜登、特朗普四次总统权力交替。看似是两党之间的轮流执政，背后却是不同社会力量、政治认同和文化价值观的持续冲突。

   这种反复变化，同样是美国政治“双面雅努斯”的表现。2026年民主党重新赢得国会两院，是选民通过制度渠道对特朗普政府作出的又一次政治调整。新一届国会将对总统权力形成更强的制约，但这并不意味着右翼民粹主义已经失败，更不意味着美国重新回到了一个没有狂热与冲突的理性时代。

   那些急于宣布美国政治“恢复正常”、理性已经战胜狂热的人，仍然没有摆脱对美国民主的理想化想象。他们仿佛认为，制度与理性才是美国政治的本来面目，而宗教狂热、民粹主义和激进身份政治只是暂时偏离了正常轨道。事实上，这些力量从来就不是美国政治的局外人。

   这就是美国这尊“双面雅努斯”的真正面貌：一面是宪法、法治与制度秩序，另一面是宗教激情、身份冲突与政治狂热。美国政治从来不是理性最终战胜狂热的历史，而是两者长期并存、不断冲突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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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阅读｜欧洲为什么再次进入抗议时代？——从社会不平等到移民与安全危机

   06.11.202621 Min.Als Nächstes

   编者按：2026年10月以来，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相继发生社会抗议。教育、住房、工资、生活成本和公共服务成为抗议者的主要诉求，但部分城市也出现了严重的打砸抢、纵火及警民冲突。德国法兰克福发生商店抢劫和针对警方的暴力事件，法国多个城市的公共建筑与商业设施遭到破坏。这些事件使欧洲社会在讨论经济不平等和青年处境的同时，也开始重新关注公共安全、极端主义、移民争议以及国家维护社会秩序的能力。近年来，欧洲经济增长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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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2026年10月以来，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相继发生社会抗议。教育、住房、工资、生活成本和公共服务成为抗议者的主要诉求，但部分城市也出现了严重的打砸抢、纵火及警民冲突。德国法兰克福发生商店抢劫和针对警方的暴力事件，法国多个城市的公共建筑与商业设施遭到破坏。这些事件使欧洲社会在讨论经济不平等和青年处境的同时，也开始重新关注公共安全、极端主义、移民争议以及国家维护社会秩序的能力。

   近年来，欧洲经济增长放缓、人口老龄化、公共债务增加，住房和教育成本持续给年轻一代带来压力。与此同时，国防开支上升和产业结构变化进一步加剧了公共资源分配的争论。不同国家的抗议虽然有各自的历史和政治背景，却也反映出传统政党、社会保障制度与公众期待之间日益突出的矛盾。

   本期选择四篇学者评论与深度分析，从不同角度理解欧洲当前的社会动荡。意大利政治社会学家多纳泰拉·德拉·波尔塔讨论抗议运动的共同诉求及其跨国传播；经济学家洛伦佐·比尼·斯马吉从财政分配与人口结构分析代际不平等；亚洲新闻台的专题报道通过多位政治学者的解释，考察抗议中的暴力、抢劫、激进团体以及公共安全问题；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格雷瓜尔·罗斯则通过比较法国与德国的政治经济困境，讨论欧洲社会契约面临的挑战。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当经济增长难以改善生活水平，传统政治制度难以充分回应社会诉求，而街头抗议又伴随着暴力和社会秩序争议时，欧洲各国政府将如何应对？

   “Footage of France”s youth protests is so powerful that it has an impact across Europe（《法国年轻人抗议的画面太震撼了，已经影响到了整个欧洲》）

   by Donatella della Porta（多纳泰拉·德拉·波尔塔）

   《世界报》（Le Monde）｜2026年11月1日｜Virginie Malingre、Thomas Wieder专访

   内容介绍：2026年秋天，欧洲多个国家相继发生青年参与的社会抗议。这些运动是否具有共同的政治与社会基础？意大利政治社会学家多纳泰拉·德拉·波尔塔在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时认为，不能因为抗议发生在相近的时间，就把它们视为一场统一的欧洲运动。

   她首先强调各国之间的差异。西班牙的抗议主要围绕住房问题，家庭和教师群体在动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意大利的抗议则涉及教育、工资、公共支出和工会诉求；法国学生关注教育资源和公共服务。德国、比利时、葡萄牙和希腊的运动也有各自的政治背景。这些抗议并非由同一个组织发起，更不能简单解释为法国运动向其他国家扩散。

   但德拉·波尔塔认为，各国抗议确实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共同点。首先是公共教育投入问题。她指出，近年来一些欧洲国家削减教育预算，尤其影响经济条件较差的地区。教育本来是欧洲社会实现机会平等的重要制度，但学校设施、教师数量和教育质量方面的问题，使年轻人越来越担忧自己的未来。

   其次是军事开支与社会支出之间的矛盾。随着欧洲安全环境恶化，各国政府面临增加国防投入的压力。德拉·波尔塔认为，部分青年将军事开支的增加理解为对教育和社会福利资源的挤压。他们不仅担忧公共服务受到影响，也担忧欧洲可能重新进入一个战争风险上升的时代。

   她还注意到，一些抗议运动对警察执法和国家权力提出批评。在她看来，欧洲部分国家正在以更加严厉的安全措施回应社会动员，抗议者则将这种变化理解为政治自由受到威胁。不过，她也承认不同国家的警察执法方式存在明显差异，不能将法国的情况直接套用于整个欧洲。

   德拉·波尔塔特别讨论了社交媒体在跨国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她以1968年欧洲学生运动作比较，指出当年的运动同样存在跨国传播，但今天的影像和社交网络使不同国家的抗议者更容易相互认同。法国街头的示威画面未必直接引发意大利或德国的抗议，却可能使当地青年相信，他们面对的问题并非孤立存在。

   她同时提醒，青年抗议并不只是代际冲突。在不少国家，学生的诉求获得教师、家庭和工会的支持，并进一步与住房、劳动和公共服务等更广泛的社会问题联系起来。青年可能是运动的发起者，但参与者及其利益诉求并不限于某一代人。

   这篇访谈还将欧洲抗议理解为不同国家社会矛盾相互影响的过程。欧洲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抗议组织，也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诉求，但经济不平等、公共服务和未来生活条件等问题，使不同国家的社会运动产生了共同语言。

   作者介绍：Donatella della Porta 是意大利佛罗伦萨高等师范学校（Scuola Normale Superiore）政治学和社会学教授，长期研究社会运动、政治参与、抗议政治与国家镇压。她是当代欧洲社会运动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尤其关注社会运动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

   Europe’s Young Have Good Reason to Protest《欧洲青年有充分的理由抗议》

   by Lorenzo Bini Smaghi（洛伦佐·比尼·斯马吉）

   博科尼大学欧洲政策研究所（IEP@BU）｜2026年10月23日｜学者署名评论

   内容介绍：对于欧洲最近发生的青年抗议，公共讨论往往集中在示威期间的暴力事件、警察执法以及政府如何恢复秩序等问题上。意大利经济学家洛伦佐·比尼·斯马吉认为，这种讨论忽略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自己的生活条件和未来前景感到不满？

   比尼·斯马吉认为，欧洲社会的不平等不仅存在于富人与穷人之间，也存在于不同世代之间。过去二十多年，随着人口老龄化和选民结构变化，政府财政支出越来越偏向老年人口，而教育、住房及其他关系青年发展的公共政策却没有得到同等重视。

   他引用的数据显示，自2000年以来，教育支出占公共支出的比例在意大利从9.6%下降至6.9%，在法国从10.4%下降至7.8%。与此同时，养老金支出的占比在意大利从26%上升至30%，在法国从20%上升至24%。这些数字反映了公共资源在不同年龄群体之间的分配变化。

   作者认为，造成这种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选举政治中的人口结构。欧洲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老年选民人数更多、投票参与也通常更加稳定，因此政党有更强的动力维护养老金和其他与老年人口相关的福利。相比之下，青年选民人数较少，政治影响力也相对有限，其利益容易在预算分配中被忽视。

   意大利的情况尤其具有代表性。比尼·斯马吉批评了此前的提前退休政策，认为政府试图通过鼓励老年劳动者退休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但这一设想并未取得预期效果。与此同时，意大利青年仍然面临住房供应不足、工资增长缓慢以及就业机会有限等问题。

   他还指出，一些看似普遍受益的财政政策，实际上可能加剧代际差距。例如，意大利此前实施的住房翻修税收优惠政策，主要使已经拥有房产的家庭受益，而尚未进入房地产市场的年轻人很难获得同等好处。随着城市住房成本不断提高，大学生和刚刚进入劳动市场的青年越来越难以实现经济独立。

   公共债务则是作者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按照他的统计，过去25年意大利人均公共债务从约22,500欧元增加至52,500欧元，而扣除通货膨胀后的平均工资几乎没有增长。作者认为，今天通过债务融资的财政支出，最终将由未来的纳税人承担，因此可能进一步加重年轻一代的负担。

   比尼·斯马吉并不认为这些问题能够完全归咎于某一届政府。他强调，人口结构、选举激励和长期财政政策共同形成了不利于青年发展的制度环境。当年轻人发现，接受教育不再必然意味着更好的就业和生活条件，而选举政治又难以改变公共资源分配时，街头抗议便成为表达不满的一种方式。

   作者介绍：Lorenzo Bini Smaghi 是意大利经济学家，曾于2005年至2011年担任欧洲中央银行执行董事会成员，长期研究欧洲货币政策、财政制度和欧洲经济治理。

   Why are violent Gen Z protests breaking out across Europe? 《为什么欧洲Z世代抗议出现暴力事件？》

   By Darcel Al Anthony（达塞尔·阿尔·安东尼）｜亚洲新闻台（Channel NewsAsia，CNA）｜2026年11月1日发表，11月2日更新

   内容介绍：2026年10月，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相继发生大规模青年抗议。尽管多数示威活动和平进行，但部分城市出现了严重的打砸抢、纵火以及警民冲突。为什么原本围绕教育、住房、生活成本和公共服务展开的社会抗议，会演变为暴力事件？参与暴力的究竟是普通抗议者、激进政治团体，还是借机实施抢劫的犯罪分子？

   新加坡亚洲新闻台（CNA）在这篇深度分析中，结合欧洲多国的抗议情况，采访了新加坡管理大学政治学者Sascha Riaz（萨沙·里亚兹）、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者Reuben Wong（黄鲁本）以及欧洲智库研究人员，试图解释欧洲青年抗议的社会根源、暴力参与者的构成，以及这些事件可能产生的政治后果。

   报道首先关注德国。10月31日，青年运动“GenZ regelt”（Z世代来解决）在德国30多个城市组织示威，要求政府增加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投入，降低生活成本，并反对恢复强制兵役。组织方声称全国约有12万人参与活动。大多数示威和平进行，但法兰克福、科隆等城市发生严重冲突。在法兰克福，部分蒙面人员砸毁商店橱窗、抢劫商品，并向警察投掷燃烧瓶。黑森州内政部长Roman Poseck（罗曼·波泽克）表示，约有100名已被识别的左翼极端主义者混入示威队伍。科隆警方也因部分参与者投掷石块、使用烟火及违反蒙面禁令而提前终止游行，并动用水炮驱散人群。这些事件使德国政府担忧，激进组织可能利用青年抗议制造暴力。需要注意的是，警方关于极端分子参与的判断，并不意味着所有涉案人员都属于同一政治组织。

   法国的暴力事件规模更大。10月17日，约55万人参加全国性示威，部分城市随后发生抢劫、纵火和公共设施破坏。马赛市政厅遭到冲击，利摩日市政厅发生火灾，大量商店受到损害。10月31日，法国再次举行大规模示威，巴黎部分地区又出现警民冲突。法国总统马克龙强调，应当区分提出正当社会诉求的和平示威者与实施破坏、抢劫的人员。

   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参与了这些暴力事件？

   报道援引法国和比利时情报部门的分析指出，部分抢劫具有明显的机会性犯罪特点。一些参与者并非为了表达政治诉求，而是利用大规模示威期间的混乱实施盗窃和破坏。另一些暴力行为则与激进左翼团体及对警方抱有敌意的年轻人有关。法国媒体还讨论了激进活动人士与贫困社区青年是否形成了非正式的行动联系，但这种联系的具体程度仍存在争议。

   这也涉及欧洲社会长期争论的移民与公共安全问题。法国部分城市的社会冲突与移民社区的贫困、社会排斥、歧视经历及警民关系有关。不过，报道没有提供足够证据证明此次暴力主要由移民实施，也没有证实有组织犯罪集团统一策划了跨国骚乱。移民背景、政治激进主义、机会性犯罪和有组织犯罪是不同的问题，不能仅凭参与者的居住地区或身份推断其犯罪动机。

   新加坡管理大学政治学者Sascha Riaz认为，理解暴力事件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这轮抗议的组织结构相对松散。与传统工会组织的罢工不同，许多青年运动主要依靠社交媒体动员，缺乏明确的领导层和严格的现场管理机制。因此，组织者即使坚持和平示威，也很难阻止激进团体或意图抢劫的人员进入抗议现场。

   Riaz同时强调，绝大多数抗议者并未参与暴力，但少数人的破坏行为往往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并吸引媒体和公众的主要注意力。警方的应对方式也可能影响冲突发展，特别是在法国，强硬执法与抗议者对警方的不信任有时会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

   报道还从经济与代际关系解释青年抗议的社会基础。Riaz指出，欧洲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缓慢和公共财政压力，使年轻人越来越担忧自己的利益受到忽视。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者Reuben Wong则认为，战后出生的一代曾经享受较快的经济增长、相对稳定的就业和社会保障，而今天的年轻人却面临退休年龄提高、福利可能削减以及生活成本持续上升等问题。这种代际差异使青年对传统政党和现有政策安排的不满不断积累。

   暴力事件还可能改变欧洲的政治竞争。法国极右翼国民联盟强调公共秩序和警察执法，并批评政府未能有效控制骚乱。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Matthias Matthijs（马蒂亚斯·马泰斯）认为，社会动荡可能为国民联盟强化其维护法律与秩序的政治形象提供机会。与此同时，政府如果只强调治安问题而忽视抗议者提出的经济社会诉求，也可能进一步加深公众的不满。

   作者介绍：Darcel Al Anthony（达塞尔·阿尔·安东尼）是新加坡亚洲新闻台（CNA）的新闻撰稿人，参与国际新闻及重大公共事务的解释性报道。本文属于CNA的“CNA Explains”栏目，综合现场报道、官方信息及专家访谈，主要受访学者包括新加坡管理大学政治学者Sascha Riaz、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者Reuben Wong，以及欧洲智库Europe Jacques Delors负责人Geneviève Pons（热纳维耶芙·蓬斯）。其中，Riaz主要研究政治经济学、选举政治与政治行为；Wong主要研究欧洲政治、国际关系及欧盟对外政策。

   France’s riots and mounting debt reveal a country in disarray ahead of pivotal presidential election《法国的骚乱与债务危机：总统大选前的政治困境及其对欧洲的警示》

   by Grégoire Roos（格雷瓜尔·罗斯）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2026年10月22日｜专家署名评论

   内容介绍：欧洲最近发生的社会抗议，究竟是各国政府面临的短期政治危机，还是欧洲经济与社会结构正在出现更深刻的问题？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欧洲项目负责人格雷瓜尔·罗斯在10月22日发表的评论中，从法国的社会动荡出发，将其与德国的经济和政治困境进行比较，并提出欧洲社会契约正在弱化的问题。

   罗斯首先分析了法国的政治处境。2026年10月，法国学生最初围绕教育条件恶化、教师短缺等问题发起抗议，随后大学生、工会以及部分曾参与“黄背心”运动的群体加入其中，诉求逐渐扩大到生活成本和公共服务。10月17日，法国出现大规模示威，部分城市发生暴力冲突，使政府面临更大的政治压力。

   罗斯认为，法国当前的困难不仅在于街头抗议，还在于政府缺乏足够的财政和政治空间回应社会诉求。法国公共债务已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119%，经济增长疲弱、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借贷成本上升。与此同时，2024年国民议会解散之后形成的议会僵局，使政府难以推动稳定的财政改革。

   这就形成了一种政治困境：社会要求政府改善教育、公共服务和生活条件，但政府的财政能力受到限制；政府试图控制公共支出，又可能进一步加剧社会不满。

   罗斯特别关注社会抗议对法国政党政治的影响。随着2027年总统大选临近，极右翼国民联盟和激进左翼“不屈法国”都试图从社会不满中获得政治支持。两者的政治主张有根本差异，但都在批评现有政治中心无法有效解决社会问题。对于传统中间派而言，社会动荡与财政困境相互叠加，使其政治地位进一步受到削弱。

   不过，罗斯认为，这种问题并非法国独有。他将法国与德国进行比较，指出德国虽然没有出现同等规模的严重街头暴力，但其经济和政治结构同样面临压力。

   德国长期依赖的工业发展模式正在受到挑战。能源成本上升、国际市场环境变化以及来自中国的产业竞争，使德国制造业面临调整压力。与此同时，移民问题、文化认同争论以及对未来经济前景的担忧，正在改变德国选民的政治选择。

   罗斯特别指出，德国选择党（AfD）的崛起与法国国民联盟的扩大具有某种共同背景：越来越多的选民怀疑，传统政党是否仍然有能力保障生活水平，并为社会提供可信的未来发展方向。

   当然，两国政治危机的直接原因并不相同。法国面临的是公共债务、财政僵局与街头抗议相互交织的问题；德国则更多受到工业结构变化、能源成本和经济竞争力下降的影响。两国的政党制度、政治文化以及社会运动传统也存在显著差异。

   罗斯由此提出欧洲社会契约的问题。过去几十年，欧洲社会的一项重要政治承诺，是经济增长能够带来生活水平改善、社会保障和下一代更好的发展机会。福利国家、公共教育、稳定就业以及社会保险制度，在不同程度上支撑了这种预期。

   但如今，这种预期正在减弱。经济增长放缓、全球竞争加剧、人口老龄化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担忧自己及子女未来的社会地位。政府的财政资源却越来越有限，难以同时满足国防、产业转型、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等多方面的要求。

   在罗斯看来，当传统政党无法为这些问题提供可信的解决方案时，社会不满便可能转化为街头抗议、对政治中心的反对，以及对激进政治力量的支持。

   这一变化不仅关系到法国和德国的国内政治，也可能影响欧洲一体化。法国与德国长期是欧盟政治和经济合作的重要支柱。如果两国政治进一步分裂，欧盟在国防、经济竞争力和对外政策方面达成共识的能力也可能受到影响。

   作者介绍：Grégoire Roos 是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欧洲及俄罗斯与欧亚项目负责人，主要关注欧洲政治、欧洲一体化、欧洲安全及国际政治经济问题。他的评论侧重欧洲国家的政治发展及其对欧盟政策和国际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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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阅读｜2026年法国骚乱（三）：马克龙主义的终结与法国政治的未来

   05.11.202623 Min.Als Nächstes

   编者按：2026年10月17日，法国再次爆发大规模社会抗议，约有55万人参加。10月31日，法国连续第三个周末举行全国性示威，约32万人参加，巴黎、里昂等城市再次发生局部警民冲突。与此同时，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也出现了以青年为主要参与者、围绕生活成本、教育资源和公共服务等问题展开的抗议，显示类似的社会不满已在多个欧洲国家集中显现。这场骚乱发生在一个特殊的政治时刻。距离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只剩下半年，马克龙即将结束其 …

   Shownotes

   编者按：2026年10月17日，法国再次爆发大规模社会抗议，约有55万人参加。10月31日，法国连续第三个周末举行全国性示威，约32万人参加，巴黎、里昂等城市再次发生局部警民冲突。与此同时，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也出现了以青年为主要参与者、围绕生活成本、教育资源和公共服务等问题展开的抗议，显示类似的社会不满已在多个欧洲国家集中显现。这场骚乱发生在一个特殊的政治时刻。距离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只剩下半年，马克龙即将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2017年，他以打破传统左右两派政治格局的承诺赢得总统选举，成为法国政治更新的象征。近十年之后，法国却面临政党体系分裂、议会缺乏稳定多数、公共债务不断增加以及社会不满持续积累的局面。

   马克龙曾经试图建立一种超越传统左右之争的中间派政治。然而，随着社会党和传统中右翼政党衰弱，法国并没有形成稳定的新政治中心。相反，极右翼国民联盟与激进左翼“不屈法国”逐渐成为政治竞争中的重要力量。它们分别以民族认同、移民与治安，以及社会不平等、警察暴力和民主代表性等问题动员选民。传统中间派则越来越难以主导公共议程。2024年马克龙解散国民议会后，法国政治进一步陷入僵局。总统仍然拥有重要的宪法权力，政府却缺乏稳定的议会多数，难以就财政预算和重大改革形成共识。

   10月17日的骚乱，使这一政治格局的矛盾更加突出。对于政府而言，如何恢复公共秩序成为迫切问题；对于抗议者而言，教育、生活成本和公共服务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对于准备参加2027年总统大选的政治人物而言，这场危机则改变了选举竞争的环境。治安、国家权威、社会公平和民主制度的有效性，正在成为各方争论的核心议题。大规模和平示威与部分城市发生的抢劫、纵火和暴力冲突，也使法国社会同时面对两种不同的要求：一方面，政府需要回应长期积累的社会不满；另一方面，公众也要求国家有效维护公共秩序。

   这场危机还使人们重新审视马克龙近十年的执政。2017年，马克龙承诺通过经济改革、政治更新和超越左右对立的执政方式，恢复法国社会对政治制度的信任。但他的改革往往依赖高度集中的总统权力，未能与传统政党、工会和其他社会组织建立稳定的协商关系。2018年的“黄背心运动”、2023年的退休制度改革抗议，以及近年来持续出现的社会冲突，都暴露出政府与部分社会群体之间不断加深的不信任。马克龙成功改变了法国原有的政党格局，却未能建立一个能够长期吸纳社会矛盾、协调不同利益并维持稳定多数的新政治结构。

   本期选择四篇近期政治分析，分别从不同角度讨论马克龙主义的衰落及其对法国政治未来的影响。《世界报》记者Nathalie Segaunes从政党体系的重组出发，认为法国政治越来越受到两种强调对抗的激进力量影响。政治专栏作者Solenn de Royer则从马克龙的执政方式出发，指出其高度集中的总统领导模式削弱了社会协商和政治中介组织的作用。政治学家Bruno Cautrès通过选民态度和民调数据，分析骚乱如何改变2027年总统大选的竞争环境。《世界报》10月27日的评论进一步提出，当恐惧、愤怒和对国家权威的要求成为政治竞争的重要内容时，法国民主制度可能面临更加深刻的信任危机。

   这些分析涉及一个共同的问题：马克龙主义的终结，究竟只是一个总统任期的结束，还是意味着法国过去十年的政治实验未能实现其最初目标？传统政党衰弱之后，谁能够代表不同社会群体？当政府缺乏稳定的议会多数时，重大改革如何获得社会支持？当公共财政受到限制，而民众仍然期待国家提供充分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时，政治制度又如何协调彼此冲突的要求？

   2027年总统大选将为法国提供一次重新选择政治方向的机会，但选举本身并不能自动解决这些问题。无论哪一种政治力量获胜，都必须面对财政约束、社会分化以及国家与民众之间的信任问题。与此同时，骚乱是否会进一步推动政治极化，使选举竞争更多围绕治安、移民和国家权威展开，而不是教育、经济和公共服务改革，也值得关注。

   从这个意义上说，2026年10月的骚乱不仅是马克龙时代末期的一场严重社会危机，也使法国政治面临的问题更加集中地显现出来。马克龙主义是否已经走向终结？法国能否在传统政党衰弱和新兴政治力量对立的局面下重新形成稳定的政治中心？2027年总统大选能否为法国提供解决政治僵局的机会，还是会进一步加深社会分裂？这四篇文章为理解法国下一阶段的政治变化提供了不同的观察角度。

   一、《世界报》：马克龙主义终结之后，法国为何走向两极对抗？

   Mobilisation du 17 octobre : conséquences de la fin du macronisme, les violences sont aussi le produit d’un système politique dominé par deux radicalités（10月17日的抗议：马克龙主义终结的后果，暴力也是两种激进政治力量主导的政治体系的产物，《世界报》，2026年10月19日）

   by Nathalie Segaunes

   内容介绍：2026年10月17日的示威与骚乱，使法国政治出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局面。按照通常的政治节奏，距离总统大选还有半年的时候，各党派应当开始比较政策纲领、确定候选人，并围绕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展开竞争。然而，法国社会却首先出现了大规模街头抗议和针对公共机构的暴力事件。

   《世界报》政治记者Nathalie Segaunes认为，这场危机与法国过去十年的政治重组密切相关。她特别指出，骚乱中的暴力不仅反映了社会不满，也与法国政治体系越来越受到两种激进力量影响有关。

   2017年马克龙当选总统，打破了法国第五共和国长期由社会党和传统中右翼轮流执政的格局。马克龙以超越左右对立为主要政治诉求，试图通过一个新的中间派政治联盟推动经济改革和行政现代化。传统政党在选举中遭遇严重挫折，但并没有在随后的十年中恢复原有的政治地位。

   与此同时，马克龙也未能建立一个具有稳定社会基础的中间派政党。其政治力量高度依赖总统个人，缺乏能够在地方社会长期扎根、吸纳不同政治群体并培养接班人的组织结构。随着马克龙第二个任期接近结束，中间派内部出现了新的竞争：前总理爱德华·菲利普与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分别试图争取这一政治空间，却没有形成公认的继承者。

   Segaunes认为，传统政党衰弱与中间派组织不足，为两种强调政治对抗的力量创造了发展空间。一方面，极右翼国民联盟将民族认同、移民、治安和国家权威置于政治议程中心。另一方面，激进左翼“不屈法国”则以社会不平等、反对现有政治秩序和批评政府合法性动员支持者。两者的政治目标明显不同，却都把与现有政治体系的冲突作为重要的动员方式。

   作者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将10月17日的所有暴力归咎于某一个政党。尤其不能把参与和平示威的学生、工会成员与实施抢劫和破坏的人混为一谈。但是，当政治辩论越来越围绕对抗展开时，社会冲突也更容易被纳入一种非此即彼的政治叙事。

   这种变化削弱了法国政治寻找妥协的能力。不同政治力量不再主要通过协商提出能够获得广泛支持的政策方案，而是越来越倾向于强调彼此之间不可调和的差异。

   文章还指出，马克龙政府自身也必须承担责任。面对学生提出的教育诉求，政府缺乏足够的回应；面对10月17日的示威，警方部署和维持秩序措施又出现明显问题。在严重财政危机、议会缺乏稳定多数的情况下，政府已经没有多少政治和预算空间来缓解社会不满。

   这篇分析的核心判断是：法国当前的危机不仅源于马克龙政府的某些具体政策，也源于整个政党体系的变化。马克龙成功削弱了旧有政治格局，却没有建立能够取而代之的稳定中间派政治结构。其结果是，法国政治竞争越来越由相互对立的激进力量主导。

   作者介绍：Nathalie Segaunes是法国资深政治记者，现任《世界报》政治新闻记者，2023年7月加入该报。此前曾供职于法国政治与经济类报纸《观点报》（L’Opinion）。她长期报道法国总统政治、政府运作、议会关系及政党竞争，尤其关注马克龙政府的执政方式、法国政党体系的变化以及政治危机。著有《与承受压力的部长共进午餐》（Déjeuners avec des ministres sous pression，Albin Michel，2010年）。

   二、《世界报》：10月17日会成为马克龙主义彻底崩溃的象征吗？

   À six mois de la présidentielle, le 17 octobre risque de devenir le symbole de l’effondrement définitif du macronisme（距离总统大选还有六个月，10月17日可能成为马克龙主义彻底崩溃的象征，《世界报》，2026年10月20日）

   by Solenn de Royer

   内容介绍：10月18日晚，马克龙在法国电视二台发表讲话，回应前一天发生的大规模抗议和暴力事件。对于《世界报》政治专栏作者Solenn de Royer而言，这次讲话令人想起2016年时任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宣布放弃竞选连任的场景。两位总统面临的政治环境并不相同，但都在任期末期遭遇严重的政治信任危机。

   De Royer认为，10月17日可能成为马克龙政治遗产的重要象征，因为这场危机几乎集中呈现了他2017年当选时承诺解决、却始终未能解决的问题。

   2016年，马克龙在《革命》（Révolution）一书中提出自己的政治纲领。他承诺重新建立法国民众对政治的信任，恢复社会流动，更新政治生活，并阻止极右翼继续扩大影响。他希望通过改革，使法国人重新相信自己能够掌握未来。

   十年之后，法国社会却出现了另一种景象：年轻人对教育和未来就业感到焦虑，普通家庭对生活成本和公共服务不满，政治制度缺乏稳定的议会支持，极右翼则继续扩大其政治影响力。

   作者认为，马克龙主义的根本矛盾之一，是其承诺建立更加开放、更加重视社会参与的政治，却在实际执政中采取了高度集中的总统领导方式。

   法国第五共和国原本就具有较强的总统制特征，但马克龙进一步强化了总统个人在政治决策中的作用。他试图绕过传统政党和社会中介组织，直接推动改革，并将重大政治选择与总统个人的判断紧密联系起来。

   2018年的“黄背心运动”已经暴露出这种执政方式的问题。面对大规模抗议，马克龙组织全国性公共讨论，试图重新建立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联系。然而，在De Royer看来，这场讨论并没有充分转化为持续的政策改变，也没有建立更加稳定的社会协商机制。

   2023年的退休制度改革再次引发严重争议。马克龙政府坚持推动改革，却难以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到2024年，马克龙解散国民议会后，新的议会格局进一步削弱了总统的政治基础。总统仍然试图主导政府政策，却已经缺乏稳定多数支持。

   De Royer指出，这种高度个人化的权力结构，最终反而削弱了总统制度本身。当政府的合法性越来越依赖总统个人，而总统又失去广泛社会支持时，国家便很难通过其他政治力量和制度渠道缓解危机。

   10月17日的抗议因此具有特殊意义。它不仅发生在马克龙执政末期，也迫使人们重新审视其最初提出的政治承诺。曾经承诺恢复政治信任的总统，如今面对的却是更加严重的社会不信任；曾经试图超越左右对立的政治力量，如今又面临传统政治阵营衰弱和新兴激进力量扩张的局面。

   作者还注意到，马克龙在10月18日的讲话中重新强调社会协商，希望政府、地方机构、工会和议会共同寻找解决方案。但在其任期只剩下半年的情况下，这种重新寻求集体协商的努力，能否产生实际效果仍然值得怀疑。

   这篇文章将马克龙主义的失败理解为一种执政方式的困境：它试图依靠强有力的总统领导更新法国政治，却未能建立足以长期支持改革的社会与政治联盟。

   作者介绍：Solenn de Royer是《世界报》政治记者和专栏作者，长期报道法国总统政治、政府内部权力关系及政党变化。她的评论经常从总统个人的执政方式出发，分析法国政治制度和权力结构。

   三、蒙田研究所：骚乱将如何改变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

   Ahead of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Country Straddles Polarization and Shock（总统大选前夕：法国处于政治极化与社会震荡之间，蒙田研究所，2026年10月26日）

   by Bruno Cautrès

   内容介绍：10月17日至18日的骚乱，发生在2027年总统大选前的关键阶段。法国政治社会学家Bruno Cautrès认为，这场事件不仅加深了法国社会的政治分裂，也可能改变选民对政府、政治候选人以及国家治理能力的判断。

   Cautrès首先指出，必须区分此次抗议中的不同参与者。根据法国内政部统计，约55万人参加10月17日的全国示威，工会方面估计人数达到80万人。示威规模显示，法国社会确实存在广泛而深刻的不满。但在骚乱发生后，公共讨论的重点迅速转向抢劫、暴力和国家维持秩序的能力，使最初的教育和公共服务诉求受到遮蔽。

   这种变化对总统大选具有直接影响。选民原本可能更加关注教育、生活成本和财政政策，但当暴力画面成为媒体报道的中心时，治安与国家权威的重要性随之上升。对于强调公共秩序的政治力量而言，这提供了新的政治机会。

   Cautrès认为，马克龙及其政府是此次危机最明显的政治受损者。总统虽然在10月18日发表全国讲话，却没有提出足以回应社会诉求的具体政策安排。政府在警务部署和危机处理方面受到批评，进一步削弱了行政部门的政治信誉。

   但对于哪些政治力量能够从危机中获益，Cautrès保持谨慎。

   在极右翼方面，玛丽娜·勒庞及国民联盟长期强调治安、移民和国家权威。骚乱使这些议题获得更大关注，也可能增强国民联盟在部分选民中的吸引力。文章援引的当时民调显示，勒庞的总统选举支持率约为33%至35%，在潜在候选人中保持领先。

   在左翼方面，情况更加复杂。“不屈法国”领导人让-吕克·梅朗雄在年轻选民中具有较强影响力。Cautrès引用的民调显示，在18至24岁选民中，梅朗雄的支持率达到43%，而社会民主派政治人物拉斐尔·格吕克斯曼在同一年龄群体中的支持率仅为6%。这说明法国左翼内部也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

   不过，左翼政治人物支持社会抗议，并不意味着他们必然能够从骚乱中获得政治收益。过于激烈的政治语言可能动员年轻支持者，却也可能使其他选民担忧公共秩序和政治稳定。

   相比之下，中间派候选人的处境更加困难。前总理爱德华·菲利普与加布里埃尔·阿塔尔都试图继承马克龙的政治空间，但两人之间的竞争使中间派难以形成统一的政治方向。Cautrès指出，菲利普在当时的民调中仍领先阿塔尔约8至10个百分点，但其支持率增长已经放缓。

   与此同时，格吕克斯曼的支持率有所上升，使左翼温和派重新获得一定竞争空间。然而，在距离选举仍有数月的情况下，谁能够进入第二轮投票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Cautrès特别强调，法国当前的政治极化不仅体现在政党竞争中，也体现在社会对民主制度的信任下降。文章指出，接近半数法国人不信任选举结果的公正性。无论这一态度最终如何影响投票，它都表明政治竞争已经不只是不同政策之间的选择，还涉及民众是否相信现有制度能够公平、有效地运作。

   因此，10月17日的骚乱可能成为2027年总统选举的重要转折点。它不仅改变了竞选议题，也进一步暴露出法国社会内部的政治分裂。

   作者介绍：Bruno Cautrès是法国政治学家，长期研究法国选举、政治行为、民意调查和欧洲政治。他与法国政治研究机构及民意研究项目保持长期学术联系，并担任蒙田研究所政治社会学与制度研究高级研究员。其研究重点包括选民态度、政治信任、民主制度和法国政党体系的变化。

   蒙田研究所（Institut Montaigne）是法国重要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长期发表关于经济、社会、教育及政治制度的政策分析。

   四、《世界报》：2027年总统大选会在恐惧、愤怒与对权威的要求中展开吗？

   Six months before the French election, the campaign risks already being decided against a backdrop of fear, exasperation and demands for authority（法国总统大选前六个月：恐惧、愤怒与对权威的要求可能主导竞选，《世界报》，2026年10月27日）

   媒体：Françoise Fressoz

   内容介绍：距离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还有半年，这篇专栏提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当法国社会长期处于抗议、骚乱和政治对立之中时，总统选举是否仍然能够成为讨论国家未来政策的机会？

   文章指出，近年来法国经历了多次重大社会冲突，包括劳动法改革抗议、2018年的“黄背心运动”、2023年的郊区骚乱，以及2026年10月的大规模示威。这些事件的起因并不相同，但反复出现的暴力场景，使部分民众逐渐形成一种对公共秩序失去控制的担忧。

   这种担忧又与长期积累的社会不满相互交织。一方面，民众对生活成本、公共服务和政府改革方式感到不满；另一方面，抢劫、纵火和针对公共机构的袭击，又使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政府采取更有效的措施维护治安。

   专栏认为，法国政治面临的困难，在于社会不满与对国家权威的要求正在同时上升。政治人物如果只强调恢复秩序，可能忽略引发抗议的社会问题；如果只强调抗议者的诉求，又可能无法回应公众对于暴力和安全的担忧。

   文章还将这一问题与法国政党体系的长期变化联系起来。传统工会和政党的社会代表能力有所削弱，政治组织越来越难以把分散的社会不满转化为可以协商的政策要求。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和产业结构变化加深了部分群体的不安全感，使政治竞争更容易围绕身份、社会公平和国家权威展开。

   马克龙2017年的当选，曾经被视为突破传统政治困境的机会。但经过近十年执政，法国政治反而呈现出更加明显的分裂。2024年解散国民议会之后，政府难以形成稳定多数，预算争议和公共债务问题又进一步削弱了国家处理社会危机的能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2027年总统大选可能形成一种对法国民主政治不利的竞争环境。

   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可以通过强调治安、国家权威和政治稳定，争取担忧社会失序的选民。“不屈法国”领导人让-吕克·梅朗雄则能够通过批评警察暴力、社会不平等和现有政治制度，动员对政府不满的群体。

   两种政治叙事都能够回应法国社会的一部分真实问题，却也可能进一步加深政治对立。

   相比之下，中间派政治力量面临更加困难的处境。无论是菲利普还是阿塔尔，都需要面对马克龙执政遗产带来的政治负担。即使他们试图提出新的政策纲领，也很难完全摆脱公众对过去十年政治和经济状况的评价。

   文章因此提出，法国政治当前的主要挑战已经不只是寻找一位能够团结不同选民的总统候选人，而是如何重新建立社会对于民主制度的信任。

   总统选举本应为不同政治力量提供公开竞争、讨论政策和重新获得政治授权的机会。但如果整个竞选过程主要围绕恐惧、愤怒以及对国家权威的要求展开，选举未必能够缓解社会分裂，反而可能进一步强化相互对立的政治身份。

   评论提醒读者：法国下一次总统选举的意义，可能不仅在于哪一位候选人获胜，也在于法国民主制度能否重新形成解决社会冲突的政治能力。

   作者介绍：Françoise Fressoz是法国《世界报》资深政治记者和专栏作家，长期报道法国总统政治、政府运作及政党竞争，尤其关注法国第五共和国的政治制度、总统权力以及法国左右两派政治格局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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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阅读｜2026年法国骚乱（二）：法国为什么再次陷入政治与社会危机？

   04.11.202619 Min.Als Nächstes

   编者按：2026年10月17日，法国发生近年来规模最大、暴力程度最严重的社会抗议之一。根据法国内政部统计，约55万人参加了当天的全国示威，组织者则估计有80万人。大多数参与者进行了和平示威，但巴黎、马赛、里昂等城市发生了严重的抢劫、纵火和警民冲突，部分市政建筑遭到袭击。法国总统马克龙次日晚发表电视讲话，谴责暴力行为，同时承认示威者提出的教育、生活成本和公共服务问题需要得到回应。10月31日，法国连续第三个周末举行全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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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2026年10月17日，法国发生近年来规模最大、暴力程度最严重的社会抗议之一。根据法国内政部统计，约55万人参加了当天的全国示威，组织者则估计有80万人。大多数参与者进行了和平示威，但巴黎、马赛、里昂等城市发生了严重的抢劫、纵火和警民冲突，部分市政建筑遭到袭击。法国总统马克龙次日晚发表电视讲话，谴责暴力行为，同时承认示威者提出的教育、生活成本和公共服务问题需要得到回应。10月31日，法国连续第三个周末举行全国性示威，约32万人参加，巴黎、里昂等城市再次发生局部警民冲突。与此同时，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也出现了以青年为主要参与者、围绕生活成本、教育资源和公共服务等问题展开的抗议，显示类似的社会不满已在多个欧洲国家集中显现。

   这场抗议最初由高中生发起。教师短缺、班级拥挤、校舍条件恶化以及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是学生走上街头的直接原因。随着大学生、工会和其他社会群体加入，抗议逐渐超出教育领域，转向物价上涨、财政紧缩、公共服务衰退以及对政府的不满。到10月17日，原本相对具体的教育诉求，已经演变为一场涉及法国社会多个阶层的全国性抗议。

   法国并不缺少街头抗议的传统。2018年的“黄背心运动”、2023年的退休制度改革抗议，以及同年因警察枪击青年而爆发的郊区骚乱，都曾引发大规模社会冲突。然而，2026年10月的事件发生在一个更加特殊的政治时刻：马克龙第二个总统任期即将结束，法国传统政党体系持续分裂，国民议会难以形成稳定多数，政府面临严重财政压力，而2027年总统大选已经迫近。

   因此，这场骚乱提出的问题不只是法国为什么再次出现街头暴力，而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为什么经历多年改革、社会抗议和政治重组之后，法国政府仍然难以回应社会的不满？马克龙曾经承诺超越传统左右两派的政治对立，为什么其执政末期反而出现更加严重的政治分裂？当社会抗议不断转化为治安与国家权威问题时，法国的民主政治又将受到怎样的影响？

   本期选择《纽约客》《世界报》以及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四篇深度分析，从马克龙主义的政治遗产、法国社会危机的积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对话失灵，以及2027年总统大选四个角度，考察这场骚乱背后的政治与社会问题。

   一、《纽约客》：马克龙为什么使法国陷入动荡？

   How Macron Destabilized France（马克龙如何使法国陷入动荡，《纽约客》，2026年10月23日）

   by Isaac Chotiner，访谈 Julian Jackson

   内容介绍：2026年10月17日的骚乱，发生在马克龙总统任期即将结束之际。对于曾经以改革者形象进入法国政坛、承诺打破传统左右两派政治格局的马克龙而言，这场危机也使人们重新审视其近十年的政治遗产。

   《纽约客》记者Isaac Chotiner采访了英国法国史学家Julian Jackson，讨论这场骚乱为什么可能成为法国政治的重要转折点，以及马克龙主义为何未能实现其最初承诺。

   Jackson认为，最初的高中生抗议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因为它集中反映了年轻一代对于教育条件、公共服务以及未来生活的焦虑。但10月17日发生的大规模暴力改变了事件的政治性质。原本围绕教育和社会政策的争论，迅速转向国家权威、公共秩序和政府治理能力。骚乱不再只是某一项政策引发的抗议，而成为法国政治制度是否能够有效运作的问题。

   在Jackson的分析中，理解这场危机必须回到马克龙2017年当选总统时的政治承诺。马克龙以超越传统左右对立的姿态崛起，迅速瓦解了法国社会党和传统中右翼政党的既有政治格局。他的成功一度被视为法国政治更新的标志，但这种政治重组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当传统政党衰弱，而总统领导的中间派政治力量又无法形成稳定的社会基础时，法国社会不同群体的不满便更难通过正常的政治代表机制得到表达。

   Jackson特别关注马克龙的执政方式。法国第五共和国赋予总统较大的行政权力，但总统权力的有效运作仍然需要政治支持和社会认同。马克龙推动经济和社会改革时，往往更强调政策的必要性和行政效率，却难以获得广泛的社会共识。长期积累的不满，使不同群体逐渐把总统本人视为政治问题的象征。

   这一问题在2024年马克龙解散国民议会之后进一步加剧。新的议会格局没有产生稳定多数，政府的政治基础更加脆弱。总统仍然拥有重要的宪法权力，却越来越难以通过议会和社会协商推动政策。

   访谈的另一个重点是2027年总统大选。随着马克龙无法再次连续竞选总统，法国政治竞争正在向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与激进左翼政治人物让-吕克·梅朗雄等人集中。Jackson认为，骚乱可能进一步强化法国选民对公共秩序和政治稳定的关注，使极右翼获得新的政治机会。但法国政治的未来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不能简单认定骚乱必然导致某一政治力量获胜。

   这篇访谈没有把2026年的骚乱视为孤立事件，而是将其放在马克龙近十年的执政历史中，讨论总统制、政党重组与社会代表性之间的关系。它提出的问题是：当一个政治领导人成功打破旧有政党体系，却没有建立能够长期吸纳社会矛盾的新制度安排时，政治更新是否反而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制度危机？

   作者介绍：

   Isaac Chotiner是《纽约客》记者，以政治人物、历史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深度访谈著称。Julian Jackson是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法国现代史荣休教授，长期研究法国政治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戴高乐主义，著有《某种法国观念：戴高乐的一生》（A Certain Idea of France: The Life of Charles de Gaulle）等作品。Jackson的研究特别关注法国政治制度、民族认同与领导人物之间的关系。

   二、《世界报》：从农场到高中，法国为什么普遍陷入焦虑？

   From Farms to High Schools, France Is a Nation on Edge（从农场到高中：一个处于危机边缘的法国，《世界报》，2026年10月12日）

   by Christophe Ayad、Agathe Beaudouin、Benjamin Keltz、Bastien Scordia、Florence Traullé

   内容介绍：10月17日的全国性抗议并非突然发生。在此之前，法国不同地区和社会群体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相互交织的不满。《世界报》在10月12日发表的这篇深度报道，试图描绘法国社会在骚乱爆发前夕所面临的整体状况。

   文章将视野从巴黎的政治争论转向法国不同地区的日常生活。法国正在同时经历多种压力：极端高温及其他气候问题对农业和地方经济造成冲击，国家债务与融资成本上升限制政府财政空间，生活成本和住房问题加重家庭负担，失业与就业不稳定削弱人们对未来的信心，而公共教育资源不足则引发年轻一代的抗议。

   这些问题分别涉及不同社会群体，却逐渐形成一种相似的社会情绪：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自己的生活处境正在恶化，而政府既缺乏足够的资源，也没有令人信服的长期解决方案。

   报道特别强调，法国的社会危机并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贫困郊区。农业地区、地方城市、普通工薪家庭和接受公共教育的青年，都可能受到经济和公共服务问题的影响。不同群体之间并不一定具有共同的政治立场，甚至可能在移民、环保和经济政策上存在明显分歧，但他们对公共政策的不满，却能够在特定时刻形成相互呼应的社会抗议。

   财政问题是理解这种困境的重要背景。法国政府长期维持较高水平的公共支出和社会保障，但随着国家债务不断积累、融资成本上升，政府能够用于改善教育、住房和其他公共服务的财政空间受到限制。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财政紧缩往往意味着公共服务质量下降；而对于政府而言，继续扩大公共支出又可能加重债务压力。

   这种矛盾使法国政府陷入两难：一方面，民众希望国家继续提供稳定而充分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政府的财政能力和政治协调能力却越来越难以满足这些期待。

   文章还揭示了法国社会情绪中的另一层变化。与过去围绕某项改革展开的抗议不同，2026年秋季的社会不满具有更加分散的来源。农民、学生、城市居民和普通劳动者所面对的问题并不相同，但对未来缺乏信心的感受却具有某种共同性。

   因此，这篇报道不仅解释了10月17日街头暴力的具体经过，而且还说明了为什么法国社会在骚乱爆发之前，已经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它提供了一幅更广泛的社会图景：法国面临的并不是单一的教育危机或治安危机，而是经济压力、财政约束、公共服务问题和社会信任下降相互交织的局面。

   作者介绍：本文由《世界报》多位记者合作完成。Christophe Ayad长期从事国际与政治报道；Agathe Beaudouin、Benjamin Keltz和Florence Traullé分别从法国不同地区展开采访；Bastien Scordia关注公共部门及行政事务。文章结合地方报道与全国性政策分析，呈现法国不同社会群体面对的现实压力。

   三、《世界报》：马克龙政府为什么失去了回应社会抗议的能力？

   French Protests Force Macron to Confront the Failures of His Presidency（法国抗议迫使马克龙面对其总统任期的失败，《世界报》，2026年10月19日）

   by Le Monde Editorial Board（《世界报》编辑部）

   内容介绍：10月17日骚乱发生后，法国政府首先面临的是恢复公共秩序的问题。多座城市出现纵火、抢劫和针对公共建筑的袭击，政府必须对暴力行为作出回应。但《世界报》在10月19日发表的社论指出，如果政府仅仅将危机理解为治安问题，而不认真回应示威者提出的社会诉求，法国的政治与社会矛盾就很难得到缓解。

   社论首先明确区分了和平抗议与暴力行为。根据官方统计，当天约55万人参加示威，绝大多数人通过和平方式表达了对教育条件、生活成本和公共服务的担忧。暴力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和法律追究，但不能因此否认其他示威者提出的问题。

   《世界报》认为，马克龙执政以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商关系不断弱化。传统上，法国工会、政党和其他社会组织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即使双方存在严重分歧，这些组织仍然能够代表特定群体提出要求、参与谈判，并在一定程度上协调抗议行动。

   然而，自2017年以来，马克龙政府在推动改革时经常绕开传统的社会协商机制。政府倾向于直接宣布改革方案，并强调政策在经济和行政上的必要性，却未能充分吸收工会及其他社会组织的意见。长期以来，这种执政方式逐渐削弱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信任。

   社论回顾了2018年的“黄背心运动”。当时，大规模抗议迫使马克龙启动全国性公共讨论，希望通过广泛征求意见缓解社会不满。然而，许多参与者后来认为，这场讨论并未充分转化为具体政策成果。2023年的退休制度改革再次加深了这种不信任。政府在缺乏议会正常表决支持的情况下推进改革，使反对者认为自己的意见无法通过常规政治程序影响决策。

   2026年的高中生抗议因此并不是孤立事件。对于许多年轻人而言，他们面对的不只是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还有一种更深层的感受：即使通过集体行动表达要求，政府也未必愿意认真回应。

   这种信任危机在当前法国政治格局下更加严重。2024年国民议会解散后，法国政府缺乏稳定的议会多数，行政部门不仅需要面对街头抗议，还必须应对反对党提出不信任动议的风险。财政危机进一步限制了政府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来缓解社会矛盾的能力。

   《世界报》认为，马克龙政府必须同时完成两项任务：恢复公共秩序，以及重新建立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对话。但仅仅承诺倾听已经不足以恢复信任，政府还需要通过具体政策回应示威者提出的问题。

   这篇社论提供了一种政治制度层面的解释：法国社会抗议反复发生，不仅因为经济和社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也因为传统的社会协商和政治代表机制逐渐失去效力。当政府缺乏能够有效协调社会矛盾的中介组织时，不同群体便更可能直接通过街头行动表达不满。

   作者介绍：《世界报》创刊于1944年，是法国最有影响力的全国性报纸之一。其社论通常由编辑部集体署名，代表报纸的机构立场。这篇文章属于社论而非普通新闻报道，既对马克龙政府的执政方式提出批评，也明确反对骚乱中的暴力行为，主张通过恢复公共秩序和实质性社会协商解决危机。

   四、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骚乱、债务与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

   France’s Riots and Mounting Debt Reveal a Country in Disarray Ahead of Pivotal Presidential Election（法国骚乱与不断增长的债务：关键总统大选前夕的国家危机，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2026年10月22日）

   by Grégoire Roos

   内容介绍：法国2026年10月的骚乱发生在距离2027年总统大选只有约半年的时候。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的Grégoire Roos认为，这场危机不仅反映了法国社会的不满，也可能深刻影响未来的政治竞争，并对欧洲其他国家产生警示作用。

   Roos首先指出，法国当前的政治危机具有多重来源。高中生对教育条件的抗议，逐渐吸引大学生、工会和“黄背心运动”参与者加入，形成了一场诉求广泛的社会动员。10月17日的暴力行为虽然主要由部分参与者实施，却改变了整个运动的政治环境。公众对于生活成本和公共服务的关注，开始与对国家秩序、社会安全以及政府治理能力的担忧交织在一起。

   在Roos看来，法国的政治困境与不断恶化的财政状况密切相关。长期以来，法国依靠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维持社会稳定。但高额债务和财政赤字限制了政府继续扩大支出的能力，也使任何涉及财政紧缩的改革都容易遭遇强烈反对。

   这种财政困境又与法国的政治分裂相互影响。马克龙领导的中间派政治力量已经失去过去的优势，国民议会缺乏稳定多数，政府很难就预算和重大改革形成广泛共识。政治僵局削弱了政府处理财政问题的能力，而财政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又进一步加深社会对政治制度的不满。

   Roos特别关注骚乱对极右翼国民联盟的影响。对于长期强调治安、国家权威和反移民政策的玛丽娜·勒庞而言，街头暴力为其政治主张提供了新的宣传机会。当选民越来越担忧政府无法维护公共秩序时，主张采取更强硬治理方式的政治力量可能获得支持。

   但Roos并没有把法国的危机完全归结为极右翼的崛起。他认为，法国社会当前还面临一种更加广泛的未来焦虑。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质量下降、技术变革以及政治制度缺乏有效回应，使部分民众逐渐失去对国家发展方向的信心。对于不同年龄和社会阶层的人而言，这种焦虑可能表现为不同的政治诉求，却共同削弱了社会对于现有政治秩序的认同。

   文章也把法国的危机放在欧洲背景下考察。法国是欧盟的核心成员国之一，其财政稳定、政治方向以及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都会影响欧洲未来的发展。如果法国在2027年总统大选后出现重大政治转向，其影响将不仅限于法国国内。

   作者介绍：

   Grégoire Roos是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欧洲及俄罗斯与欧亚项目主任，研究欧洲政治、欧盟政策以及欧洲国家面临的政治与战略问题。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成立于1920年，是英国重要的国际事务研究机构，其分析文章主要面向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员和公共事务读者。

   这四篇文章从不同层次解释了2026年10月法国骚乱背后的政治与社会危机。

   《纽约客》将事件放在马克龙近十年的执政历史中，关注传统政党体系瓦解之后，法国是否建立起了能够有效代表不同社会群体的新政治结构。《世界报》关于法国社会现状的深度报道，则从农业、教育、住房、就业和公共财政等领域，呈现不同群体长期积累的生活压力。其10月19日社论进一步指出，马克龙政府在推动改革过程中弱化社会协商机制，使政府与工会、青年及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信任不断下降。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分析则把骚乱与国家债务、议会僵局和2027年总统大选联系起来，讨论社会危机可能如何改变法国未来的政治方向。

   四篇文章共同揭示了法国当前面临的一项基本矛盾：民众仍然期待国家提供充分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但政府的财政能力、政治支持和社会协调能力却受到越来越明显的限制。

   与此同时，马克龙时代的政治重组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传统左右两派政党衰弱之后，法国并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新政治格局。总统权力依然集中，议会却高度分裂；政府需要推动改革，却缺乏足够的社会信任；民众可以通过选举和示威表达不满，但这些要求又难以转化为持续有效的公共政策。

   距离2027年总统大选只有数月，法国政治面临的核心问题，或许已经不只是由谁接替马克龙，而是下一届政府能否在高度分裂的社会中重新建立政治信任，并找到解决财政、公共服务和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可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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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阅读｜2026年法国骚乱（一）：法国学者的四种解释

   03.11.202616 Min.Als Nächstes

   编者按：2026年10月17日，法国再次爆发大规模全国性抗议。根据法国内政部统计，约55万人参加当天的示威活动，巴黎及其他城市还发生了商店遭抢劫、公共设施被破坏以及示威者与警方冲突等事件。这场运动最初由高中生抗议教育资源不足和公共服务削减引发，随后吸引大学生、工会成员、左翼政治组织以及部分“黄背心运动”参与者加入。与此前围绕退休制度、燃油税或警察执法引发的抗议不同，这次运动的诉求更加分散，不同群体对于法国社会现状的不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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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2026年10月17日，法国再次爆发大规模全国性抗议。根据法国内政部统计，约55万人参加当天的示威活动，巴黎及其他城市还发生了商店遭抢劫、公共设施被破坏以及示威者与警方冲突等事件。这场运动最初由高中生抗议教育资源不足和公共服务削减引发，随后吸引大学生、工会成员、左翼政治组织以及部分“黄背心运动”参与者加入。与此前围绕退休制度、燃油税或警察执法引发的抗议不同，这次运动的诉求更加分散，不同群体对于法国社会现状的不满，也通过同一场大规模动员集中表现出来。10月31日，法国已连续第三个周末举行全国性示威，约32万人参加，巴黎、里昂等城市再次发生局部警民冲突。与此同时，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也出现了以青年为主要参与者、围绕生活成本、教育资源和公共服务等问题展开的抗议，显示类似的社会不满已在多个欧洲国家集中显现。

   为什么一场以教育问题为起点的抗议，会迅速演变为全国性的社会运动？为什么和平示威与抢劫、破坏公共设施等暴力行为会在同一天出现？这次抗议与2018年的“黄背心运动”、2023年因警察枪击青年而爆发的骚乱，又存在怎样的联系？

   这些问题引发了法国社会科学界的讨论。不同学者对事件的解释并不相同。有人从教育制度和社会阶层出发，强调贫困郊区青年内部的分化；有人认为法国正在形成反复出现的街头骚乱模式，反映出国家权威与社会秩序面临的问题；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则指出，示威中的冲突不能只从参与者的动机解释，还必须考察警察与抗议者之间不断变化的互动；另一些研究者则把抗议和暴力放在长期社会不满、生活压力以及人们对未来失去期待的背景下理解。

   本期选择四组法国学者的近期分析，分别介绍社会学家Fabien Truong、政治分析家Jérôme Fourquet、五位社会运动研究者联合撰写的评论，以及社会学家Romain Huët的访谈。这些文章均直接回应2026年10月17日的抗议及其后的社会冲突。它们并没有形成统一结论，却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法国社会内部的阶层分化、政治不信任、抗议方式变化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它们共同提示，2026年10月的法国抗议不仅涉及教育和财政政策，也与法国长期存在的阶层分化、政治信任危机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

   一、Fabien Truong：贫困郊区的青年并不是一个统一群体

   La mobilisation du 17 octobre a montré la grande fragmentation des jeunesses dans les quartiers populaires《10月17日的动员显示了贫困社区青年群体的严重分化》

   受访学者： Fabien Truong采访记者： Soren Seelow媒体： Le Monde（《世界报》）发表日期： 2026年10月24日

   内容介绍：2026年10月17日的示威中，法国贫困郊区的青年成为媒体关注的主要群体之一。部分青年参加了有明确政治诉求的和平示威，另一些人则参与了商店抢劫和街头破坏。社会学家Fabien Truong认为，如果仅仅用“郊区青年”或“移民后代”这样的概念解释他们的行为，就会忽略这些年轻人在教育经历、社会处境和政治态度上的重要差异。

   Truong长期研究巴黎郊区的青年生活。他指出，法国贫困社区的青年在16岁左右便开始经历明显的教育分化。一部分人提前离开学校，缺乏学历，也很难想象未来能够获得稳定的工作和生活；另一些人进入职业或技术教育体系，虽然仍然留在学校，却可能因为升学分流和社会评价而产生失败感；还有一部分人进入普通高中，继续准备大学升学，仍然相信教育能够改变自己的社会处境。

   这些不同经历，影响了青年与学校、国家机构和政治行动之间的关系。参加反对大学录取制度Parcoursup以及要求改善教育资源的学生，往往仍然对制度抱有期待，希望通过集体行动争取更好的未来。相比之下，那些已经与学校和其他公共机构发生严重冲突的青年，可能更容易把大规模示威视为表达愤怒或获得物质利益的机会。

   Truong并不认为所有参与抢劫的青年都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他特别提醒，不应把这些行为浪漫化为革命行动，也不能简单归结为移民文化或个人天生具有暴力倾向。在他的解释中，长期的教育失败、社会羞耻感、被排斥的经历，以及对经济成功的强烈期待，共同构成了部分青年参与暴力的社会背景。社交媒体能够加速事件传播，却不足以解释这些行为为什么发生。

   他还指出，贫困社区青年长期被政治和媒体讨论为社会问题，频繁的警察身份检查以及与公共机构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也加深了部分青年对国家的疏离。

   这篇访谈最重要的贡献，是把通常被视为同一群体的郊区青年重新区分为具有不同教育经历和生活前景的个体。它说明，理解示威与骚乱中的青年行为，需要考察学校如何分配机会、社会如何评价不同教育路径，以及这些经历如何影响人们对制度的信任。

   学者介绍：

   Fabien Truong是法国社会学家，任教于巴黎第八大学，曾在巴黎塞纳-圣但尼省的高中教授经济与社会科学。他长期通过田野调查研究法国贫困郊区青年、教育分流、社会流动和移民家庭的生活经验。其代表性研究包括《大集合住宅区》（Grands ensemble，与Gérôme Truc合著，2025年）以及《荒地》（Terrain vague）等。

   二、Jérôme Fourquet：法国是否正在形成一种新的骚乱传统？

   Tout se passe comme si une tradition émeutière s’installait《一切仿佛表明，一种骚乱传统正在逐渐形成》

   受访学者： Jérôme Fourquet采访记者： Alessandra Wyak媒体： TIME France发表日期： 2026年10月20日

   内容介绍：与Fabien Truong强调青年内部的社会分化不同，法国政治分析家Jérôme Fourquet把10月17日的事件放在法国近年来反复发生的大规模社会抗议和街头暴力之中考察。他认为，当天实际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现象：一方面是有组织、有明确诉求的大规模社会示威；另一方面则是发生在示威活动周边的抢劫、破坏和暴力冲突。两者虽然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所重叠，却不能简单视为同一种政治行动。

   Fourquet指出，法国近年来的多次大规模公共活动都曾伴随类似的暴力行为。这些事件并不总是由同一种政治诉求引发，但大规模人群聚集往往为不同类型的参与者创造行动机会。他特别区分具有政治目的的激进活动者与利用混乱实施抢劫、破坏的群体。前者可能试图通过攻击国家或资本主义的象征表达政治立场，后者的行动则未必具有清楚的意识形态目标。

   在Fourquet看来，法国正在出现一种值得警惕的变化：某些街头暴力形式逐渐成为大规模公共动员中反复出现的现象。参与者可能并不属于稳定的政治组织，也不一定与正式示威活动存在直接联系，但他们能够利用人群聚集、警方部署分散以及城市公共空间暂时失去控制的机会采取行动。

   这种变化也对法国传统的示威管理方式提出挑战。法国警方长期习惯于面对由工会、政党和其他组织安排路线、维持秩序的大规模游行。传统示威往往具有相对明确的组织者和行动空间，警方也能够据此部署力量。但当部分参与者采取流动性更强、地点更加分散的行动方式时，传统的警务安排便面临新的困难。

   Fourquet的分析并不否认法国存在广泛的社会不满，而是强调，必须区分社会抗议的政治原因与街头暴力的具体发生机制。不能因为示威具有正当的社会诉求，就把所有破坏行为都解释为政治抗议；同样，也不能因为出现暴力，就否认大规模和平示威本身所表达的社会问题。

   这篇访谈提供的是一种偏重社会秩序、政治动员和国家治理能力的解释。它尤其值得与Truong的分析对照：两人都承认抢劫和破坏不能直接等同于有组织的政治抗议，但对于这些行为背后的社会机制，关注重点明显不同。

   学者介绍：Jérôme Fourquet是法国政治分析家和民意研究专家，担任法国民调机构Ifop意见与企业战略部门负责人。他长期研究法国选民结构、政治文化、社会阶层和地域分化，著有《法国群岛》（L’Archipel français）等作品。Fourquet尤其关注法国社会内部不同文化、教育、地域和政治群体之间日益明显的分化，并通过选举数据、民意调查和社会观察研究这些变化如何影响法国政治。

   三、五位法国学者：为什么“黄背心运动”改变了法国的抗议方式？

   L’héritage des « gilets jaunes » s’observe dans les transformations des manières de manifester《10月17日的动员：“黄背心运动”的遗产体现在示威方式的变化中》

   作者： Jean-Baptiste Devaux、Marion Lang、Antoine Lévêque、Christophe Parnet、Valentin Thomas媒体： Le Monde（《世界报》）发表日期： 2026年10月23日

   内容介绍：2018年的“黄背心运动”通常被认为是法国近年来最重要的社会抗议之一。它最初围绕燃油税和生活成本展开，却逐渐发展为对政府经济政策、政治代表制度以及社会不平等的广泛抗议。八年之后，2026年10月17日的示威再次出现了与“黄背心运动”相似的街头冲突和公共设施破坏。五位长期研究社会运动的法国学者认为，这种相似性不能简单理解为同一批参与者重新走上街头，而应当从抗议方式本身的变化加以解释。

   作者首先指出，2026年的抗议与2018年的“黄背心运动”在社会构成和政治诉求上存在明显区别。此次运动以高中生和大学生的教育诉求为起点，随后获得工会和部分左翼政党的支持；而2018年的“黄背心运动”则主要从城市之外的乡村、郊区和交通节点发展起来，最初有大量参与者缺乏传统工会或政党组织经验。因此，不能仅凭示威中出现类似口号和行动方式，就认定两次运动具有相同的社会基础。

   不过，作者认为，“黄背心运动”确实改变了法国社会抗议的行动方式。2018年以来，示威者逐渐形成了一套新的应对警察行动的经验，包括使用防护装备、调整游行路线，以及根据警方部署不断改变行动方式。与此同时，法国警方的维持秩序策略也发生变化。示威者与警察之间的互动，不再只是国家对既定抗议活动进行管理，而是在持续对抗中相互影响，甚至改变双方的行动选择。

   文章特别反对一种过于简单的解释，即把示威中的暴力完全归结为某些参与者事先具有破坏意图。作者强调，集体行动的形式往往是在具体情境中形成的。警方采取何种部署、使用怎样的控制手段，以及示威者如何回应，都可能影响抗议的走向。因此，研究骚乱不仅需要调查参与者的政治态度，也必须分析警察与示威者之间的实际互动过程。

   这篇文章还将2026年的抗议与2023年法国郊区骚乱联系起来。两次事件虽然起因不同，但部分青年在与警方对抗的过程中积累了类似的行动经验。作者由此认为，法国社会运动正在形成一些新的行动模式，而这些变化不能仅仅通过传统的政党、工会或意识形态分类来理解。

   与前两篇文章相比，这篇联合评论更强调社会运动的过程性解释。它不只是询问哪些人参与了抗议、他们为什么不满，而是进一步研究示威如何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中发生变化。

   作者介绍：本文由五位法国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者联合撰写。Jean-Baptiste Devaux任教于格勒诺布尔阿尔卑斯大学相关院校，研究社会运动与政治参与；Marion Lang是里昂第二大学政治社会学研究者；Antoine Lévêque任教于巴黎多菲纳大学；Christophe Parnet在里昂政治学院相关研究机构从事博士后研究；Valentin Thomas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研究人员。他们的共同研究涉及法国“黄背心运动”、集体行动、政治参与以及示威与国家维持秩序之间的关系。这篇文章延续了他们此前对法国社会运动的经验研究。

   四、Romain Huët：社会不满为什么会转化为街头暴力？

   Casse, pillages ou émeutes : comment analyser les violences qui ont émaillé le mouvement social《破坏、抢劫还是骚乱：如何分析当前社会运动中的暴力？》

   受访学者： Romain Huët媒体： Basta!发表日期： 2026年10月23日

   内容介绍：2026年10月17日的抗议最初由学生发起，随后吸引了不同年龄和社会背景的参与者。对于这种迅速扩大的社会动员，社会学家Romain Huët提出了一个重要解释：不同群体虽然拥有不同的具体诉求，却可能共同经历一种长期的生活疲惫和对未来的失望。

   Huët所说的疲惫，并不只是身体上的劳累，而是指人们长期感到生活受到经济压力和社会条件的限制，难以获得自己期待的生活。对于一些普通劳动者而言，工作收入不断被交通、食品、住房和其他必要开支消耗，休息、旅行和改善生活的机会越来越少。对于青年而言，教育竞争和未来就业的不确定性也可能产生类似感受。这些经历未必能够形成统一的政治纲领，却会使不同社会群体对现状产生共同的不满。

   在Huët看来，大规模社会运动往往为这些原本分散的情绪提供表达机会。人们可能因为不同原因参加同一场示威，有人要求改善公共教育，有人反对财政紧缩，有人表达对政府的不信任，也有人主要希望摆脱长期积累的压抑感。正是这种不同社会情绪的汇聚，使一场原本相对具体的抗议能够迅速扩大。

   Huët长期研究骚乱、暴力和社会抗议，因此特别关注示威中的破坏行为。他认为，不能仅仅通过法律意义上的违法行为或者参与者的政治口号理解街头暴力。某些破坏行为可能具有明确的政治象征意义，另一些则更多体现愤怒、冲动或对社会秩序的暂时反抗。研究者需要区分不同类型的行为，同时理解这些行为发生的社会环境。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暴力行为都具有政治正当性，也不意味着抢劫和破坏必然能够改善参与者的生活。Huët关注的是，为什么某些人会在特定时刻通过破坏行为表达长期积累的不满，以及暴力对于参与者而言可能具有怎样的情绪和社会意义。

   这篇访谈的特点，是把街头暴力放在更广泛的生活经验中考察。与Fourquet关注社会秩序和机会主义暴力的分析相比，Huët更重视参与者长期积累的生活压力，以及这些情绪如何在集体行动中转化为具体行为。

   学者介绍：Romain Huët是法国雷恩第二大学传播学副教授，同时从事社会学和民族志研究。他长期研究政治暴力、骚乱、社会运动以及个人在集体冲突中的情绪经验，著有《骚乱的眩晕》（Vertige de l’émeute）等作品。他的研究方法强调进入具体的社会情境，通过参与观察和访谈理解人们为什么采取具有风险的政治行动，以及这些行动对参与者具有怎样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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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特稿｜从新书看中期选举：美国政治正在发生什么？

    02.11.202626 Min.Als Nächstes

    编者按：1月3日，美国将举行2026年国会中期选举。这是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国会选举。选举结果不仅将决定未来两年国会的控制权，影响特朗普第二任期后半段的施政空间，也将为2028年总统大选提供重要的政治信号。对于共和党而言，这场选举将检验特朗普的政治影响力能否继续转化为选票；对于民主党而言，则是重新争取选民支持、调整政治路线的重要机会。然而，这场中期选举涉及的问题远不止两党的胜负。近年来，美国的选民结构、政党 …

    Shownotes

    编者按：1月3日，美国将举行2026年国会中期选举。这是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国会选举。选举结果不仅将决定未来两年国会的控制权，影响特朗普第二任期后半段的施政空间，也将为2028年总统大选提供重要的政治信号。对于共和党而言，这场选举将检验特朗普的政治影响力能否继续转化为选票；对于民主党而言，则是重新争取选民支持、调整政治路线的重要机会。

    然而，这场中期选举涉及的问题远不止两党的胜负。近年来，美国的选民结构、政党政治和社会观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的阶层、族裔和教育背景与党派认同之间的关系不断调整，移民、生活成本、堕胎权、文化认同以及联邦政府权力等问题持续引发争论。特朗普改变了共和党的政治路线，但特朗普之后的共和党将走向何处仍不明朗；民主党则面临如何重新赢得工薪阶层和中间选民、建立稳定政治多数的难题。

    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美国出版了一批政治回忆录、政治学研究和公共评论著作，为理解这些变化提供了不同视角。本期《从新书看中期选举：美国正在发生什么？》分为三个部分：首先从哈里斯、吉尔·拜登和万斯的新书观察两党政治人物对过去与未来的不同盘算；其次通过几部讨论选民、政党与政治极化的著作，分析美国政治联盟的变化；最后从最高法院、行政权力、移民身份和公民参与等角度，讨论选举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

    这些作者的政治立场并不相同，提出的解释也各有侧重。但他们共同涉及一个问题：美国政治当前的困境，究竟只是两党的选举策略出了问题，还是政党、选民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更深刻的变化？11月3日的选举将产生明确的胜负结果，但无论哪一党获胜，这些长期问题都不会随之消失。理解这些变化，或许比预测一场选举的胜负更有助于认识美国政治的未来。

    近期美国出版的一批政治新书，提供了几个不同的观察角度。从这些新书出发，或许可以更清楚地理解：2026年中期选举不仅关系到未来两年谁将控制国会，也将影响两党的政治路线，以及美国民主制度未来的发展方向。

    三本回忆录：哈里斯、拜登与万斯的政治盘算

    对于总统（包括政要）回忆录，有一句刻薄但也不失准确的话：绝大多数美国总统的回忆录，都是价值连城的废话。一方面，这些著作在商业运作上展现出惊人的变现能力。例如，企鹅兰登书屋在2017年购买巴拉克·奥巴马与米歇尔·奥巴马两人回忆录的合集独家出版权，成交总金额超过6500万美元。

    但另一方面，与这些高额的商业利润相比，这些回忆录的文本价值却往往令人遗憾。总统历史学家罗伯特·达莱克（Robert Dallek）曾评论说：“历史上只有一部伟大的总统回忆录【笔者注：指美国第18任总统尤里西斯·S·格兰特（Ulysses S. Grant）在身患癌症、临终前为了给家人筹措生活费而咬牙写下的《格兰特个人回忆录（Personal Memoirs））》】，剩下的绝大多数都极其枯燥乏味，不过是充满党派偏见、为了自我辩护和自我美化的尝试罢了。”

    出版界甚至还流传一句更为尖锐的评价：“大多数总统回忆录的价值甚至配不上印它们用的纸张。”例如比尔·克林顿那本厚达千页的《我的生活（My Life）》，被诸多评论家讽刺为“又臭又长”，甚至被戏称为《我的流水账》；即便是出版首日销售约88.7万–89万册、创下行业销售纪录的奥巴马回忆录《应许之地》（A Promised Land），也常被批评为极具才华的“自我辩护词”，缺乏真正的内省、深刻的反思以及核心权力运作的真实内幕。

    毫不意外，近期集中出现的几部政客回忆录——卡玛拉·哈里斯的《107天（107 Days）》、JD·万斯的《共融：寻回信仰之路（Communion: Finding My Way Back to Faith）》以及吉尔·拜登的《东翼视角（View from the East Wing）》，似乎也没有逃出这个套路。虽然其他两本目前还没有销售数字，不过，哈里斯的回忆录在美国市场首周各版本合计销量便达35万册，其商业收益也引发外界关注。而其文本内容，更是被许多评论称之为“政治宣传书”、“自我辩护和自我美化的尝试”。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三本书的出版时间不仅卡住在2024年总统大选之后的美国政治大变时期，更是锁定了2026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以及未来的2028年白宫角逐。这三书显然不是单纯的私人心路历程记录，更像是经过公关团队包装后的政治宣传稿，并折射出三种不同心态：败选者的责任切割与政治再起、在职者的形象重塑与阵营野心，以及退场者的遗产防守与自我辩护。

    2024年总统选举结束后，卡玛拉·哈里斯几乎第一时间便开始写回忆录，于2025年9月23日推出竞选回忆录《107 Days》。书名便能看出其用意——拜登2024年7月退选后，她只剩107天对阵已经筹备多年的特朗普，试图把惨败从“个人能力不足”改写成“时间太短、遗产太重、意外太多”。哈里斯在书中复盘这段仓促的战役，强调边境移民等棘手任务被交给自己，却在舆论围攻时得不到白宫有力回护；辩论前夕等关键节点，拜登团队的沟通方式也令她不快。她将退出时机过晚、前任遗留困境和社会撕裂写成失败主因，从而把自己从直接责任中切割出来，避免对手和媒体把这场大败钉死在她身上。

    与此同时，她放弃竞逐2026年加州州长，转而以全国巡演维持声量、维系捐款人与基层网络，面对纽森、布蒂吉格、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等党内新力量的挤压，提前锁定自由派基本盘，为2028年再参选或转向其他角色留下空间。毕竟，民主党如今仍看不见公认的领跑者，哈里斯仍试图将自己维持为2028年民主党的潜在候选人之一。

    与哈里斯的回忆录不同的是，2026年6月2日出版的第一夫人吉尔·拜登的回忆录首次详细披露了拜登退选背后的家庭隐情，包括拜登的健康问题、2024年总统辩论失利，以及此后退选的家庭与白宫内部经过，试图用白宫生活的温情点滴，给拜登家族争取一个体面、公正的评价。哈里斯在书中，直接批评把“是否退选”完全交给拜登个人的决定是极其轻率（reckless）的，批评其被“个人野心与 Ego（自负）”所绑架；而吉尔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对哈里斯和第二先生任德龙（Doug Emhoff）大加赞赏，试图将四人包装为一个无缝合作的“顶级团队”。在 2026 年 6 月吉尔参加 Daytime 访谈节目《The View》宣传新书时，主持人当场念出了哈里斯书中关于“拜登团队将哈里斯边缘化、给她处理不可能完成的脏活”的刺眼段落。吉尔现场显得极为震惊，并回应称自己从不知道也不觉得存在这种隔阂，依然强调“我们当时是个团队”。

    哈里斯还在书中大吐苦水，指责拜登的白宫通讯团队在面对共和党对其“边境沙皇”等议题的猛烈攻击时“从不澄清、从不保护”，甚至刻意打压她的光芒，奉行“哈里斯越亮，拜登就越暗”的零和思维。在哈里斯的新书摘要曝光后，拜登的前白宫高级幕僚迅速向 Axios 等媒体匿名反击，直言“哈里斯根本不适合那个职位”（simply not good at the job），并指责哈里斯在任期间毫无实质政绩，只会搞僵硬的拍照秀，现在把责任全怪在拜登身上是“过河拆桥”。

    与败选者的切割和退场者的防守不同，6月16日出版的现任副总统JD·万斯的《共融：寻回信仰之路》记录其2019年皈依天主教的心路历程及宗教在公共生活中的角色，并展现出极为明确政治野心。若说《乡下人的悲歌》让万斯成功建立了“俄亥俄底层逆袭者”的阶级标签，那么在入主白宫核心圈后，这部以“皈依天主教”为主线的新著作，则试图打造自己的政治思想标签。虽然媒体多批评万斯将信仰物化，并非真正的灵魂反思，更像是一场政治公关秀。即便如此，万斯将叙事重点锁定在宗教信仰上，这不仅直击社会保守派、福音派和天主教选民的核心诉求，为2026年中期选举的右翼阵营提供了文化战争动员工具，更是为他此后政治生涯打下思想地基。至今，他依然被认为是202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最热门人选。

    从这三本书，或许可以看出两党面对2028年总统选举时截然不同的处境。万斯正在尝试以宗教信仰和文化保守主义建立自己的政治形象，并为特朗普之后的共和党提供一种可能的延续路线。相比之下，哈里斯与吉尔·拜登的回忆录所呈现的，仍然是民主党建制派对2024年败选原因的不同解释。民主党不仅尚未出现公认的2028年领跑者，而且在进步派崛起、工薪阶层选票流失以及世代交替等问题上，仍然存在深刻分歧。2026年中期选举的结果，或许将决定这些分歧如何进一步发展。

    选民到底想要什么？

    过去十年，美国政治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传统的党派身份越来越难以完整解释选民。一个人投票支持特朗普，并不意味着他认同特朗普政府的每一项政策；同样，一个反对特朗普的选民，也未必赞同民主党的政治议程。教育、阶层、种族、年龄与文化认同正在以新的方式重新组合两党的支持者。对共和党而言，问题是如何将特朗普的个人吸引力转化为长期的政党优势；对民主党而言，则是如何重新赢得那些逐渐远离自己的工薪阶层和中间选民。此次中期选举，更是体现美国选民这种特点。

    9月18日，《纽约客》把两本政治背景截然不同的新书放在一起评论：共和党政治策略人士莎拉·朗韦尔（Sarah Longwell）的《如何吃掉一头大象》（How to Eat an Elephant: One Voter at a Time），以及民主党政治幕僚亚当·詹特尔森（Adam Jentleson）的《超级多数》（Supermajority: How Democrats Can End Republican Dominance and Build Lasting Power，）。

    两人的政治经历几乎相反。朗韦尔长期从事共和党政治传播，特朗普崛起后成为「永不特朗普」（Never Trump）阵营的重要人物，目前担任《堡垒》（The Bulwark）的执行长兼出版人。詹特尔森则长期在民主党国会政治中工作，曾任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哈里·里德的副幕僚长，也曾担任参议员约翰·费特曼的幕僚长。两人都希望击败特朗普式的共和党政治，但对美国选民的理解，以及如何重建政治多数，却有不同的答案。

    过去八年，朗韦尔主持了数百场焦点小组，访谈数千名共和党人、民主党人、独立选民以及没有固定党派归属的人。她最重要的发现是，真实选民远比华盛顿政治评论所描述的复杂。许多人并没有一套完整、自洽的政治意识形态。他们可能支持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却不认同他的某些经济主张；也可能支持堕胎权，同时在其他社会议题上持保守立场。这些看似矛盾的选择，对普通选民而言却并不矛盾。

    朗韦尔因此主张，反特朗普力量不能只依靠民主党原有的支持者，而应当建立一个包括传统共和党人、独立选民和民主党人的「亲民主联盟」（pro-democracy coalition）。但她的问题也正在这里：这个联盟主要依靠对特朗普的反对而形成，当特朗普不再出现在选票上时，它还能依靠什么维持团结？一个由不同政治立场的人组成的反特朗普联盟，是否能够进一步发展出共同的政策目标？

    詹特尔森的答案则更接近传统政党政治。他在《超级多数》中回顾美国20世纪的政党重组，指出今天这种每次总统选举几乎都由几个百分点决定胜负的局面，并不是美国政治不可改变的常态。从罗斯福的新政联盟到后来的共和党政治重组，美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能够持续多年的政治多数。

    詹特尔森认为，民主党不能满足于在少数摇摆州和摇摆选区争取微弱优势，而应当重新建立更广泛的社会联盟。为此，民主党必须更加重视普通选民的实际关切，而不是让利益集团、活动人士以及党内高度政治化的群体主导全部政治议程。

    两本书的共同点，恰恰是对当前美国政党政治的一种不满：政党领袖和政治活动人士往往以为自己理解选民，却可能只是把自己的政治立场投射到选民身上。两人对如何形成新的政治多数，仍有不同判断。

    但即使政党重新理解了选民，另一个问题仍然存在：美国人是否还愿意把政治对手当成可以共同生活的人？

    犹他州共和党州长斯宾塞·考克斯（Spencer Cox）在9月8日出版的新书《出口：如何在蔑视的时代成为和平缔造者》（Off Ramp: How to Be a Peacemaker in an Age of Contempt，Penguin Press）中，提出的正是这个问题。「Off Ramp」原本指高速公路上的出口。考克斯把它用作政治隐喻：当政治冲突不断升级时，一个社会是否还能为彼此保留一条离开对抗的道路？

    考克斯并不要求共和党和民主党放弃自己的政策立场。他所担心的是，美国政治正在从「你的政策是错误的」，逐渐变成「你这个人，以及你所属的群体，本身就是问题」。当政治对手被视为敌人，妥协就不再是一种民主政治的必要能力，而可能被自己的支持者视为背叛。

    2023至2024年担任全国州长协会主席期间，考克斯曾推动「更好地表达分歧」（Disagree Better）倡议，试图鼓励不同党派的政治人物降低语言上的敌意，寻找有限的合作空间。

    不过，考克斯的主张同样面临一个问题：如果两党在移民、堕胎、总统权力和选举规则等问题上确实存在根本冲突，仅仅要求政治人物更加礼貌，是否足以改变政治极化？民主政治需要政治克制，但如果克制被理解为回避实质分歧，又是否会使政治问题更加难以解决？

    如果说朗韦尔和詹特尔森关心的是普通选民，考克斯关心的是政治对手如何相处，那么政治记者雅各布·韦斯伯格（Jacob Weisberg）则把目光投向了美国政治中的另一群人：政治、商业、法律和媒体精英。

    1956年，约翰·甘迺迪出版《勇气群像》（Profiles in Courage），讲述政治人物如何在压力下坚持自己的判断。七十年后，韦斯伯格有意把这个书名倒过来，出版《懦弱者群像：特朗普时代的附和研究》（Profiles in Cowardice: A Study of Collaboration in the Trump Era，Penguin Press，2026年9月15日）。

    韦斯伯格曾长期担任《Slate》编辑，也是播客公司Pushkin Industries的共同创办人。他在书中选择八位来自政治、商业、法律等领域的人物，考察他们如何在特朗普政治影响不断扩大的过程中选择妥协、合作或退让。《金融时报》9月18日的书评提及律师布拉德·卡普、亚马逊创办人杰夫·贝佐斯以及共和党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等人物。

    当然，这些人的选择可能涉及商业利益、法律判断、政党策略或机构责任。韦斯伯格将某些行为解释为恐惧、机会主义和制度性的退让，是他自己的政治判断，而不是唯一可能的解释。但这本书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美国政治的变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由普通选民推动，又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些掌握制度资源的精英如何选择？

    这四本书的作者有着各自的政治立场，但他们共同指向一个问题：美国政治真正的困境，或许不只是两党谁能赢得下一场选举，而是政党、选民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一场选举能够改变多少？

    美国中期选举最直接的意义，当然是重新分配政治权力。选民将决定435个众议院席位以及部分参议院席位的归属，进而决定未来两年由哪个政党控制国会、总统的政策能够推进到什么程度，以及白宫将面对怎样的立法、预算和国会调查环境。

    但如果把美国政治仅仅理解为选票与席位的竞争，显然远远不够。美国最高法院可以推翻国会通过的法律，总统可以透过行政命令和行政机构改变政策，移民制度可以决定非公民实际享有的权利，而企业、律师事务所、大学和其他社会组织也在政治冲突中扮演重要角色。

    因此，2026年中期选举除了回答「谁控制国会」，还提出另一个问题：在美国这样一个权力分散的政治制度中，一场选举究竟能够改变多少？

    9月15日出版的《司法至上：法院之治如何取代民治》（Supremacy: How Rule by the Court Replaced Government by the People），便从美国最高法院的权力出发，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尖锐的质疑。

    本书两位作者尼古拉斯·鲍伊（Nikolas Bowie）与达芙娜·雷南（Daphna Renan）都是哈佛法学院教授。鲍伊主要研究宪法、地方政府法与美国法律史，雷南则研究总统权力、行政国家和美国政府制度。两人都曾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法律助理。他们在书中挑战的，并不是法院可以审查法律是否违宪这一原则本身，而是美国政治中逐渐形成的「司法至上」观念：最高法院对宪法的解释，是否必须成为国会和行政部门都无权挑战的最终判断？

    鲍伊和雷南特别区分两种司法审查。一种是「垂直审查」（vertical review），即联邦法院审查州和地方政府的法律是否违反联邦宪法和法律；另一种则是「水平审查」（horizontal review），即最高法院推翻作为同等联邦权力部门的国会或行政部门的决定。

    他们主要质疑的是后一种权力。透过重新考察美国废奴运动、劳工运动、妇女参政权和民权运动的历史，两位作者认为，美国宪法并没有像今天许多人想像的那样，明确赋予最高法院对宪法的最终解释权。司法权力在美国政治中不断扩大，并不是一个完全不受争议的历史过程。

    这是一个具有明确政治立场、也必然引发争议的主张。支持强司法审查的人完全可以提出相反的论点：民主政治不只是多数人的统治，还必须保护个人权利和少数群体。如果国会或总统侵犯宪法权利，独立法院恰恰可能成为最后一道制度保障。美国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等民权案件中的历史作用，也为这种观点提供了重要依据。

    但无论是否赞同鲍伊和雷南，这本书都提出了一个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在民主制度中，究竟应当由谁拥有解释宪法的最终权力？如果民选的国会通过一项法律，却被九位并非民选、享有终身任期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推翻，这究竟是宪政民主必要的制衡，还是司法权力对民主政治的过度干预？

    与鲍伊和雷南质疑法院权力不同，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海伦娜·兰德莫尔（Hélène Landemore）在2026年2月出版的《没有政治家的政治：为公民治理辩护》（Politics Without Politicians: The Case for Citizen Rule，Thesis）中，把问题推得更远：为什么民主政治一定要由职业政治家来运作？

    兰德莫尔认为，现代美国政治常把「民主」与「选举」混为一谈：普通公民定期投票，将公共决策权交给民选政治人物。她的问题是，选举真的能够让普通人掌握政治权力吗？还是说，选举制度实际上更有利于那些拥有金钱、社会关系、政治野心和传播能力的人，使民主逐渐成为职业政治人物之间的竞争？

    兰德莫尔出生于法国，曾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巴黎政治学院求学，后来取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她此前的《开放民主》（Open Democracy）已经系统讨论如何让普通公民更加直接地参与公共决策。在新书中，她继续主张扩大「公民大会」（citizens’ assemblies）和「抽签遴选」（sortition）等制度实验。按照这种设想，政治决策不必完全交给选举产生的职业政治人物。政府可以透过随机抽选，组成具有社会代表性的普通公民团体，让他们在获得资讯、听取专家意见和充分讨论之后，直接参与某些公共政策的制定。

    不过，这套制度也面临不少问题。随机选出的公民是否具备处理复杂公共事务的能力？没有经过选举授权的人，为什么有权代表其他公民作出决定？如果他们作出错误判断，又应当如何追究责任？

    兰德莫尔并非仅仅主张取消选举，而是要求人们承认选举之外的民主参与形式。当两党为了几个摇摆选区投入巨额竞选资金时，普通公民除了每隔几年投一次票，是否还有其他方式参与政治？

    如果说前两本书讨论的是美国民主制度内部的权力分配，那么9月29日出版的《无立足之地：拘押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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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阿林切瓦、潘佐夫 | 在「紅色麥加」: 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中國學生

    30.10.202621 Min.Als Nächstes

    編者按：俄國歷史學者達利亞·阿林切瓦（Daria A. Arincheva）與美籍俄裔亞歷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合著的《克里姆林宮的中國急先鋒：1917–1940年蘇聯的中國留學生》（The Kremlin’s Chinese Advance Guard: Chinese Students in Soviet Russia, 1917–1940），2023年由Routledge出版。 …

    Shownotes

    編者按：俄國歷史學者達利亞·阿林切瓦（Daria A. Arincheva）與美籍俄裔亞歷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合著的《克里姆林宮的中國急先鋒：1917–1940年蘇聯的中國留學生》（The Kremlin’s Chinese Advance Guard: Chinese Students in Soviet Russia, 1917–1940），2023年由Routledge出版。 其中文版在2026年10由聯經出版 推出。

    本書系統研究十月革命至大清洗時期，數千中國革命青年赴蘇在共產國際院校接受意識形態與政治訓練的歷史。作者依據新公開的蘇共與共產國際檔案、學生回憶及勞改營幸存者證詞，分析培訓成效、派系鬥爭、斯大林體制對留學生命運的影響，並追問“革命能否輸出”。書中涉及劉少奇、鄧小平、蔣經國等人物，揭示理想如何在權力清洗中淪為悲劇，深刻影響中共早期幹部與中國革命進程。

    本文節選自《克里姆林宮的中國急先鋒》，出版社授權刊發。

    第一批來自中國的學生，於一九二一年七月進入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就讀。共有兩人，第一人拿到的學生證是九號； 另一個人拿到的學生證是二十三號。我們無從得知這兩人的名字，或者是哪個組織將他們送來莫斯科； 只知道他們在檔案中有獲准入學的紀錄。 一九二一年八月一日，有一行二十六名中國人註冊，包括上海共產黨圈子推薦而來的劉少奇、羅亦農和吳芳（這一群人的領導人），以及任培國、蕭勁光、卜士畸、任岳、周兆秋、胡士廉、陳啟沃、謝文錦、蔣光慈與廖劃平。 與來自上海那群人一起離開中國的彭述之因不明原因在途中遭扣留，直到九月下旬才到大學報到。 該年年底，有三十五至三十六名中國人就讀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 一九二三年春天人數大致相同，其中包括四名從西伯利亞來到莫斯科的移民； 一九二四年初，人數有五十一人； 到了一九二四年底有一百零九人； 而在一九二五年四月中旬則有一百一十二人。

    這些人是由中國共產黨或親共人士的領導人，以及在中國共產黨於一九二一年七月成立之後，由黨組織挑選出來，前往俄國求學。中國人並未諮詢莫斯科領導階層的意見，至少在初期並沒有。既然相關的共產國際部門於一九二 年代初對於這些即將入學的學生沒有私交，也沒有其他認識的管道，因此沒有理由諮詢俄方意見。

    一九二○年八月底，共產黨人在湖南長沙組成俄羅斯研究會，負責挑選學生。毛澤東擔任這項工作：「在他的腦海中，這一整套在蘇聯的工作與求學活動是延續法國無政府主義者『勤工儉學』的脈絡。」勤工儉學運動從一九一二年起就在中國發展； 無政府主義者鼓勵中國年輕人到民主與工業的先進國家法國求學與工作。毛澤東的朋友，湖南長沙船山中學校長賀民範，直接與學生候選人溝通。學校的學生稱他為「賀鬍子」。 正是他挑選了如劉少奇、任培國與蕭勁光等之後赫赫有名的年輕人。在與他們以及其他幾名希望前往俄國求學的年輕人交談了幾次之後，他於一九二○年夏天送他們去上海找陳獨秀，他是在激進大眾間傳閱的報紙《新青年》的總編輯。當時陳獨秀正在籌組中國第一個共產黨小組，同時也安排在未來派遣中國學生至莫斯科事宜。協助他的是蘇聯共產黨員格里戈里‧魏金斯基（Grigorii Voitinsky，他真實的姓是扎爾欽〔Zarkhin〕，中國人叫他吳廷康），他是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分局外國事務部（Foreign Department of Vladivostok Division of the Far Eastern Bureau）代表，他於一九二○年四月來到中國，隨行的人有他的妻子瑪麗亞‧庫茲涅佐娃（Maria F. Kuznetsova，又名諾拉〔Nora〕），以及翻譯員楊明齋（本名楊好德），後者從一九○一年起就以化名伊凡‧瓦西里耶維奇‧施密特（Ivan Vasilievich Schmidt）住在俄國。

    在替學生寫好推薦信之後，一九二○年八月，賀民範將學生分批送往上海法租界中心地帶一棟在霞飛路附近的屋子裡，地址是愚園路六號（今愚園路／霞飛路五六七弄六號），當時陳獨秀與魏金斯基替像劉少奇與他的同志這樣嚮往社會主義，想到俄國求學與旅行的年輕人，以所謂外語學校的規定在這裡開設短期課程。課程於九月開始。

    外語學校的籌備人給自己設定的任務，是使年輕人做好在外國生活的準備，教授他們基本但不可或缺的知識，包括俄國的語言、文化與習俗，以及更重要的是，讓他們熟悉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許多剛抵達這所學校的左派激進分子，就如同那些參加俄國內戰的中國人，對馬克思主義只有模糊的理解。

    楊明齋是該校校長也是其中一位俄語教師； 另外兩位俄語教師是庫茲涅佐娃（Kuznetsova）和王元齡。王元齡曾在哈爾濱學俄文，她非常年輕，年僅十八歲，是未來的北京政府駐莫斯科大使李家鰲的外甥女。陳獨秀親自推薦她擔任教職。最積極的學生之一，是當時籌組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俞秀松，他擔任學校的技術書記。這所外語學校所在的房屋，就是成立於一九二年八月二十二日的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總部。陳獨秀就住在與愚園路六號一牆之隔的二號（沒有四號）。不久後，陳獨秀搬到另一個住處：南昌路一百巷二號。

    這所學校機構營運的時間不長，只有一年多 它在一九二一年底關閉。學生人數平均在二十到三十人之間，在不同時期也有多達五十至六十人，他們大多數在此學習基礎俄語。他們也學了一點法語、英語和日語，依序由上海共產黨圈子中的李漢俊、袁振英和沈雁冰（也就是將來的名作家茅盾）教授。學習日語的理由很明顯，因為學生們應該是經由長崎與海參崴前往莫斯科——當時海參崴還在日本人與俄國白軍手中。西歐語言也很有用，因為對大多數學生來說，學習俄語的日常生活用語，比學習西歐語言的日常生活用語要困難得多，而在莫斯科，尤其是在共產國際中，有不少人會說這些通用的語言。在週日，上海共產黨圈子裡的另一名成員——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教授陳望道，對學生講授《共產黨宣言》； 順帶一提，他於一九二○年八月出版了這本書的中文版。

    大多數學生覺得外語和馬克思主義這兩者都很困難。例如蕭勁光之後寫道「（《共產黨宣言》）書的封面上有一個大鬍子的馬克思像。對《共產黨宣言》我們讀起來很費解，儘管字都認得，但好些術語不明白。」

    對於這些來自中國各省的年輕人，還有另一個理解《共產黨宣言》的障礙。他們當然很尊重博學的陳望道，然而他每次來上課，身上都散發出濃濃的古龍水香氣。不熟悉這文化標記的學生們總是因此分心，在底下偷偷笑老師。儘管馬克思本人不在現場，不用說他們確實也對馬克思極為尊敬。

    除了致力於學習，這所學校的所有學生也從事公開活動：他們會參加在上海持續舉辦的愛國示威遊行，對城市裡的工人進行革命宣傳，以及撰寫反帝國主義的口號與海報。一九二○年秋天，他們全都加入了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

    不用說，這些課程都是免費的，由魏金斯基全額負擔。然而為了安全起見，一九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學校的籌辦人在報紙《民國》上刊登了一則學校正式開辦的聲明，指出上課每個月需繳交兩銀元。他們不能宣稱上課無需學費，以免引來法國警察的懷疑。

    當然，可以理解的是，在第一個月，無論是魏金斯基或任何人，都無法讓學生準備好接受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課程。直至一九二一年春天，這所學校才有了具體的目標：已經在外語學校就讀了幾個月的學生，被分批送往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魏金斯基提供他們旅費，楊明齋則給他們所需的文件。他們必須把上海共產黨圈子發的推薦信藏在鞋底。

    在劉少奇與他的同志王一飛之後，還有汪壽華、許之楨、柯慶施、任作民（為任培國的堂兄弟，是畢業自該校唯一一位工人）、任培國、梁柏台、傅大慶，以及許多曾經在外語學校上過八個月課程的其他人，都啟程前往俄國。

    誠然，並非所有外語學校的畢業生都有幸擁有前往俄國的機會。有些人，包括之後以組織中國農民運動出名的彭湃在內，都無法前往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就讀。中國本土的共產黨運動需要愈來愈多的同志，因此陳獨秀與其他領導者不許大多數共產主義支持者把時間浪費在補充教育上。

    走海路經由長崎到海參崴，再繞道至「赤色」伯力（Khabarovsk），然後再搭火車前往莫斯科，當時要花上數月，一路上潛伏著這些新生根本無法想像的危險。「初生牛犢不怕虎」，蕭勁光貼切地形容他們的心境。

    例如在海參崴，由東三省軍閥張作霖控制的總領事館的特務逮捕了劉少奇、吳芳與出於某種理由引起特務不滿的其他幾個人。他們威脅要殺了劉少奇，除非他坦承來海參崴的原因。但是他僅僅不斷重複，「（我是）做裁縫的。」他知道有許多裁縫師和理髮師從中國南方省分來海參崴討生活。最後，特務聽不懂來自湖南省寧鄉縣的劉少奇說的南方方言，他們失去耐性，就把所有人都放走了。

    劉少奇與其他人在越過白軍與紅軍的邊界時遇到許多不愉快的事。他們唯有坐上行駛於紅軍控制區域內的火車，才能放鬆警戒心。但有一件事使他們無法全然開心，那就是持續的飢餓感。就算能夠在沿途車站買到食物，他們也只能少吃一點，因為不知道路途還有多遠。火車因為缺少燃料而時常停駛。劉少奇回憶道：「在火車上，沒有煤炭燒，就燒木炭； 沒有了木炭，還要坐火車的人到山上去背，背回來以後才能開動火車。」

    總之，這些中國學生走了三個多月：他們在一九二一年四月離開上海，直到七月九日才抵達莫斯科。出於某些不明理由，他們直到一個月後才入學。他們回憶起有另外兩名分開抵達的中國學生，在一九二一年七月立刻入學。就我們所知，當時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只發給劉少奇與他的同志旅客通行證。代表大會於七月十二日做出決議，就在他們抵達的三天後。沒有人知道他們註冊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之前在做什麼，以及住在哪裡；不過，很有可能的是他們就在大學宿舍住下，之後才發給他們學生證。

    註冊之後，所有中國學生馬上被分配到一個特殊的中國「 區」。之後它被重新指定為「Ｃ區」──發音為「Ts」。在這之後，為安全起見，大學替絕大多數人取了西方的化名，大多為俄國、烏克蘭或猶太名；替他們註冊的大學主管完全是隨意選擇這些名字。從一九二二年十二月起，所有學生無一例外都被取了化名。於是自此之後，彭述之叫作伊凡‧彼得羅夫（Ivan Petrov）； 卜士畸叫作伊凡‧阿列克謝耶維奇‧普羅列塔列夫（Ivan Alekseevich Proletariev）；羅亦農叫布哈羅夫（Bukharov）； 王一飛叫作克魯普尼克（Krupnik）； 蕭勁光叫作格洛斯基（Glossky）； 蔣光慈叫作烏特金（Utkin）； 而任培國則叫作別林斯基（Belinsky）， 以紀念俄國偉大的文學批評家。不過沒多久，不知為何他的名字就被改成大學主管較喜歡的布林斯基（Brinsky）。任培國沒有反對，反而還把自己的中文名字也改了，叫作任弼時。其他許多學生也改了中文名字。例如羅亦農開始自稱為羅覺，而蔣光慈則自稱蔣光赤。不知為何大學沒有替劉少奇取俄國、烏克蘭或猶太名，不過他將中文名字改為劉湘，「湘」字是家鄉湖南省的簡稱，也就是來自流經該省的「湘江」。

    幾個月後，一九二二年下半年， 任弼時與蕭勁光的好友、來自長沙的蕭子璋（又名蕭三），從巴黎前來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就讀。他曾是毛澤東在湖南東山高等小學堂，以及長沙湖南省立第四與第一師範學校的同學。他在巴黎參加勤工儉學計畫時，任弼時從莫斯科寫信給他，他因此得知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事。蕭子璋當時是成立於一九二二年六月下旬的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Communist Party of Chinese Youth Living in Europe）成員之一，他得到這個共產黨組織的推薦。他受過良好教育，會幾種外語，因此大學立刻錄取他，加入任弼時所就讀的小組。

    在這之後，於一九二三年四月初，有一整批像蕭子璋一樣曾經參加勤工儉學計畫的中國年輕人從法國來到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他們一行有十二人，其中大多數人很快就成為中共的重要人物：趙世炎、陳延年與陳喬年兩兄弟（陳獨秀之子）、王若飛、熊雄、鄭超麟、袁慶雲、王凌漢、王圭、陳九鼎、高風與佘立亞。這些人都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歐洲支部的成員，該支部成立於一九二三年二月，前身是中國共產黨歐洲支部，而中國共產黨歐洲支部又是在原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歐洲支部的基礎上，於一九二二年底成立的。他們在三月十八日從巴黎出發，途經比利時的沙勒羅瓦（Charlesroi）與德國柏林前往莫斯科，這一天是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成立的週年紀念日，具有強烈的象徵意義。在此之前，他們得知，一九二二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間，正在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的陳獨秀已為他們做好了接待安排。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歐洲支部書記周恩來陪同他們搭火車前往柏林。

    他們在莫斯科的白俄羅斯——波羅的海車站（Byelorussko-Baltiisky Railway Station， 原稱亞歷山德羅夫斯基火車站〔Aleksandrovsky〕）受到任弼時、蕭子璋與王一飛的熱烈歡迎，並立刻將他們帶往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建築物所在的受難廣場（Strastnoy Square），於是新學生拿到了學生證與化名。口譯員李仲武（為著名哲學家與改革家梁啟超的姪子）向他們解釋，這些新名字是來自一九○五年聖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St. Petersburg Soviet of Workersʼ Deputies）的十二位委員。趙世炎的化名是辣丁（Sutin），王若飛的化名是伊凡‧尼姆澤夫（Ivan Nemtsov），高風的化名是費利波夫（Filippov），熊雄的化名是雪爾維斯特洛夫（Silʼvestrov），鄭超麟的化名是瑪律洛托夫（Marlotov），陳延年的化名是蘇漢諾夫（Sukhanov），陳喬年的化名是克拉辛（Krasin）， 袁慶雲的化名是雅諾夫斯基（Yanovsky），陳九鼎的化名是喜斯金（Shishkin），王凌漢的化名是斯韋爾奇科夫（Sverchkov），佘立亞的化名是盧卡寧（Lukanin），王圭的化名是茲利德涅夫（Zlydnev）。 袁慶雲是否知道校方給他的名字就是托洛斯基領導蘇俄時所用的化名，我們不得而知。

    此外，來自法國和歐洲其他國家的中國學生，人數比來自中國的學生更多，在接下來的三年間，他們繼續抵達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因此，在一九二三年秋末，有二十人入學，其中包括劉伯堅（化名謝爾斯廷斯基〔Sherstinsky〕）和尹寬（化名梁贊諾夫〔Ryazanov〕）； 一年後，又有二十七人入學。其中一位是未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聶榮臻，他被賦予化名佐林（Zorin）。一九二五年初，李富春（化名格里戈里耶夫〔Grigoriev〕）和蔡暢（化名羅莎‧尼古拉耶娃〔Rosa Nikolaeva）入學，而在同年七月，又有六十人入學。一九二六年一月中，又有二十人註冊就讀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其中包括當時叫作鄧希賢的鄧小平（在一月十七日註冊時，他獲得化名克雷佐夫〔Krezov〕） 、傅鐘（化名迪瓦科夫〔Divakov〕）以及李卓然（亦名李駿傑和巴圖羅夫〔Baturov〕）。這些人相繼為中國共產黨的勝利做出卓越的貢獻。

    在與最後一批來自法國的中國人同一時間來到蘇俄的某個人，雖然不是中國公民，卻也很值得注意。從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畢業後，他會前往中國廣東，在當地參加中國革命，在蔣介石於一九二七年四月發動政變之後再次回到莫斯科，並盡可能與共產國際密切合作。此人叫阮愛國，他是越南人。他在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化名是李特維諾夫（Litvinov），但之後他在蘇聯被稱作林（Lin）。一九四○年，他會改名為胡志明。

    一開始，莫斯科和整個蘇俄都一樣，經濟狀況很差：一九二一年三月，新經濟政策才剛宣布，糧食供給不足。但正如國民黨「高級顧問」鮑羅廷（Michael M. Borodin）之後所說，東方的革命分子來莫斯科「滿足精神上的飢餓」，為了達到此一目標，他們就要忍受「肉體上的飢餓」。他們前來「學習革命教條，獲取革命經驗，並且以所學就能返回故土，拯救自己的國家與同胞。」

    然而，要空著肚子消化馬克思主義基礎知識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即便飢餓也不是最主要的問題。最困擾中國人的不是缺乏食物，而是吃不慣俄國特色食物。許多人都無法消化異國食物，時常腹瀉。他們最吃不慣的是一半由麩皮做成的黑麥麵包。一些來自中國南方的學生則是很難熬過莫斯科酷寒的天氣。他們的日常生活也過得非常清苦。無論是在修女院，或是在附近的幾間宿舍，大多位於特維爾大街（Tverskaia Street），這些住處房間裡的家具都不夠。有時候一間房間裡必須住十五個人。

    然而歸根究柢，這一切都能忍受。畢竟這些中國學生的年紀都很輕：例如彭述之，在一九二一年是二十六歲； 劉少奇是二十三歲； 羅亦農和蔣光慈是二十歲； 卜士畸是十九歲； 蕭勁光是十八歲； 任弼時最年輕，只有十七歲，「完全是一個小孩子。」 因此整體來說，他們逐漸適應了環境。他們甚至還有精力過節。於是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他們參加了全校業餘藝術節，在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舞台上表演愛國短劇。在短劇中，劉少奇扮演工人的角色，彭述之扮演軍閥吳佩孚，蕭勁光扮演另一名軍閥。其他學生則是無私地扮演群眾，這齣戲描述資本家的邪惡與貪婪，以及工人群眾的高貴。「雖然生活很艱苦，」蕭勁光回憶道，「但精神很愉快。」

    之後前來的學生也逐漸習慣這刻苦的生活。尤其自從伙食終於改善之後：新經濟政策有所成效，到了一九二三年秋天，中國學生甚至能拿到白麵包。一九二四年，學校發給他們新制服。前幾年，他們穿著厚重的麻質大衣和往往不合尺寸的紅軍尖頭鋼盔。現在他們能穿真正的三件式平民西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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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黃震遐｜在全球視野框架下粵語應該走什麼路？

    29.10.202610 Min.Als Nächstes

    編者按：八旗文化9月推出東京都立大學人文科學研究科教授飯田真紀《廣東話的世界：全球超過八千萬人使用的另一種中文，不被同化、收編的獨特語言》。廣東話是否只是「中國方言之一」？廣東話不只是港澳人的母語、中國華南地區的通用語，更是一種包括東南亞、歐美華人社會在內，全球有超過八千萬人在使用的中文。飯田真紀教授指出，光是從這一點來看，就可以說廣東話超越了日本所謂「方言」的層次。然而書中也探討了這個問題在不同社會環境中可能會有的不 …

    Shownotes

    編者按：八旗文化9月推出東京都立大學人文科學研究科教授飯田真紀《廣東話的世界：全球超過八千萬人使用的另一種中文，不被同化、收編的獨特語言》。

    廣東話是否只是「中國方言之一」？廣東話不只是港澳人的母語、中國華南地區的通用語，更是一種包括東南亞、歐美華人社會在內，全球有超過八千萬人在使用的中文。飯田真紀教授指出，光是從這一點來看，就可以說廣東話超越了日本所謂「方言」的層次。然而書中也探討了這個問題在不同社會環境中可能會有的不同面向，並精準地描述了港澳社會對於廣東話身分認同的複雜心態。因為廣東話具備「在不同政權或地理框架下，地位隨之轉變」的特殊性，導致即使是天天說著廣東話的港澳人士，在面對「廣東話究竟是不是方言？」這個問題時，也可能會有南轅北轍的看法。本書還以台語在台灣的定位以及發展如何隨著政治局勢而大不相同為例，探討語言與方言的界定問題。作者指出，源自中國但在台灣扎根的台語，過去由於政治因素而被禁止使用，失去法定地位與成為社會標準語的功能，現在則因政治環境的轉變，台灣的語言生態亦隨之轉變，加上2019年台灣的語言政策，即《國家語言發展法》的制定與推行，確立了台灣各固有族群之自然語言及台灣手語均為國家語言，同樣享有法定平等地位，落實語言的多樣性與語言人權，台語因此得以擺脫「方言」的次等標籤，成為與華語享有同等法定地位的「國家語言」。正因為方言與語言的界線是由政治所建構，因此即使是同源於漢語譜系下的分支，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之下，卻有著成為「獨立語言」還是「方言」的不同命運。本位為香港人文基金信托人、前香港大學醫學院教授所寫推薦序。出版社授權刊發。

    香港人和台灣人都很喜歡去日本旅行。內子金澤宜也笑說去金澤就像是回自己家。見到漢字，總會有種親切感，像是去遠房親戚家中一樣。對不少人來說，部分感情更應該是源於去到日本的寺廟和鄉郊時，仍可追憶古代中土的意境和氛圍。

    也正因為這樣，或許很難想像，儘管早在十七世紀，已有廣東人去到長崎，並在那裡興建寺廟，但日本人對香港以及中土南方的粵語卻是所知甚少。飯田真紀教授寫這本書，原本目的就是讓日本讀者認識粵語，並了解它與日本人心目中的「中國語」究竟有何分別。日文網路上的評論也證實了的確很多人都表示，不看這本書還真的不知道，原來香港人所使用的語言並非北京腔的普通話，而是粵語。當粵語在香港及華南地區深陷四面楚歌之時，在日本的知名度反可得到提升，這本書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實在功不可沒。

    但看到這本中譯本時，一般中文讀者一定會忍不住想：我真的需要買來一讀嗎？

    語言政策和語言傳承，目前是華人世界一個充滿爭論的重要課題。即使不是粵語使用者，也可以透過這本書來尋索答案。

    純粹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這是我目前所見最佳的粵語入門書。全書以輕鬆而清晰的方式，讓讀者在很短時間內就可掌握粵語的語言性質、歷史、聲調與語法。書中透過大量運用日常生活用語、電影與流行歌曲來解釋粵語詞彙，不僅使閱讀過程趣味盎然，也能自然引發讀者對這門語言的持續好感。同時，書中還介紹了許多與粵語相關、連一般粵語使用者也未必知道的知識。尤其作者對台山粵語的觀察，更是獨具慧眼，作者還發現了相信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一本台山粵語音的英語詞典。

    而更重要的是，移居他鄉的香港人往往會發現兒女無意傳承粵語。以傳統模式教授粵語的學校，往往低年級學生多，高年級學生少，孩子一旦長大就不願繼續學習。這其實也與教學方法有關。在海外，孩子日常接觸的主要是當地語言，而不是粵語。對這些身處海外的兒童來說，學粵語和中文是一項高成本低效益的行為，避開才是理智。但如何吸引孩子願意和喜歡學習，是攸關粵語在海外存亡的問題。這本書可以幫助父母向孩子解釋自己的母語與身處之地的語言究竟有什麼不同，而且也能向教師示範，如何讓學習變得有趣、愉快。香港人本來就習慣在雙語的環境中生活，因此移居海外後，很容易連在家中也會使用當地語言。於是，對海外成長的孩子而言，粵語更像是第二語言而非母語。如果身處環境的語言又是一種強勢語言時，學習第二語言的動機便無可避免地下降。這本書讓我們看到，教授第二語言是要全方位、多視角地引導學生，讓語言學習像是去旅遊觀光，在歡樂中吸收豐富知識，而不是一頭栽進乾枯死板的課本沙漠，渴望逃生。

    但這本書並不只是一本語言入門書而已。

    飯田真紀是本著愛心來寫下這本書的。她在書中的〈後記〉中提到：「之所以動筆寫下這本書，是因為對於相伴多年的廣東話，我始終覺得，若僅以『中國方言之一』這種陳腔濫調來概括，未免過於輕率，也有失誠實。此外，相較於過去，對廣東話及其他中國方言感興趣的人愈來愈少，這也讓我感到焦慮。」

    尤其第四章在談及廣東話所面臨的北京話挑戰時，作者的焦慮感透紙湧出，使我聯想到明朝滅亡後，朝鮮人對漢文化淪落的淒痛。

    但這也並不只是一本「撐」粵語的書。作者討論了兩個香港人極為關心的問題：粵語書面語的問題，以及粵語究竟是「方言」還是「語言」？而飯田真紀向我們展示的，是一個許多香港人不曾想過的角度去思考粵語、理解粵語。

    她把粵語放進更大的世界框架當中，提醒我們粵語不只存在於廣東、廣西、香港與澳門，而是早已散播到全世界。〈序章〉中細述美國與日本的粵語使用情況，並以三幅地圖呈現上世紀八○年代粵語在世界各地的分布狀況。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思考範式轉移。全世界目前至少有八千多萬人會說粵語，其中約有兩千萬人是居住在中國境外。換言之，僅是海外的粵語使用人口，就已差不多相當於智利、羅馬尼亞、斯里蘭卡或敘利亞等國家的人口。

    語言學研究顯示，如以共同使用的詞彙來測試，廣州粵語與普通話之間的詞彙與語音差異，其實大於許多歐洲國家之間的語言差距。至於口語音的差距更糟糕，中土其他地區人士基本上難以聽懂粵語，但相較之下，一般西歐國家的國民對其他西歐國家的語言都能聽懂二至六成左右。因此，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粵語其實是「漢語系語言」（Sinitic languages）的一員，與北方官話所構成的普通話／華語同級並列。飯田真紀也很清楚地告訴我們：「就中文而言，方言與語言的界線會隨著社會環境的不同而變動，究其根本，這其實是由政治來決定的。」

    然而粵語的地理分布已經不限於任何單一國家的疆界了，因此，粵語究竟是否一種語言，也應是超越任何一方的立場來思考的問題了。

    在這個全球視野的框架下，粵語書面語的性質也值得重新考量。目前在港澳地區流行的中文書面語，究竟算不算一種「粵式中文書面語」，以及是否可以容納更多粵語的成分，一直都意見紛紜。飯田真紀在這個問題上一方面相當樂觀，認為「廣東話並非只是用來『說、聽』的語言，也是用來『讀、寫』的語言」。香港的書面中文都是可以用粵語讀出的，而「香港標準的書面語，確實只要懂北京話便能讀懂」，因此在書寫時，不存在必須在粵語與北京話之間切換的問題。但另一方面，她也注意到不少帶有香港粵語特色的書寫形式，於是進一步指出：「但若要讀懂富有香港特色的中文，終究還是需要有廣東話的知識。」

    其實，這種切換是需要的。有不少粵語口語詞彙與北京話並不相同。粵語保留了大量現代北方已失傳的古代漢語詞彙，同時也吸收了不少百越詞彙，北方則受阿爾泰諸語影響。因此，粵語使用者在書寫中國大陸的中文時，是要抑制自己原本使用的某些粵語詞彙，而改用北方詞彙。要把腦中的粵語轉譯，正是許多粵語學生不能暢順書寫書面語的一大原因，也是海外傳承粵語時的巨大障礙。

    要求書面語將粵語口語中特有的詞彙拒之門外，並與普通話用詞一致，是中國國土內的規定。但對於早已散布全世界的語言來說，在中土境外還需要受這規定所限制嗎？世界上的英語早已發展出多種形式，有英式、美式、加拿大式、澳洲式，印度式，以及加勒比海英語。中文其實也正在形成中國大陸式、台灣式、東南亞式的中文，不只是詞彙開始各自發展，連語法也露出分歧。飯田真紀的這本書，可能是最早記錄粵語也有這種發展趨勢的外語書之一。單單是這一點，就已經值得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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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吴思 | 宫市模型 ——重读《卖炭翁》

    28.10.202621 Min.Als Nächstes

    编者按：2003年学者吴思推出其最著名的著作《血酬定律》。在这本书中，他提出“血酬”概念：暴力掠夺的收益，其价值取决于所争目标。书中剖析土匪、军阀等暴力集团逻辑，揭示元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被誉为继黄仁宇后极具创见的史观，深刻解释中国历史生存博弈。20多年后，2026年9月，《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增订版由美国壹嘉出版推出，点击书名即可购买。在增订版中，增加了吴思的七篇文章。《宫市模型：重读〈卖炭翁〉》便 …

    Shownotes

    编者按：2003年学者吴思推出其最著名的著作《血酬定律》。在这本书中，他提出“血酬”概念：暴力掠夺的收益，其价值取决于所争目标。书中剖析土匪、军阀等暴力集团逻辑，揭示元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被誉为继黄仁宇后极具创见的史观，深刻解释中国历史生存博弈。20多年后，2026年9月，《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增订版由美国壹嘉出版推出，点击书名即可购买。在增订版中，增加了吴思的七篇文章。《宫市模型：重读〈卖炭翁〉》便是其中一篇。在这篇文章中，吴思重读《卖炭翁》，提出“宫市模型”：宦官以皇权强买木炭，实为半价乃至更低的强制交易。宫市属官市，权力充当交换手段，成色可从五成至九成不等，非纯种市场。文章分析供求失衡、政治博弈及历史反复，探讨暴力要素如何扭曲价格与产权，为血酬理论下的政治经济学提供新视角。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一、宫市与官市

    白居易的名作《卖炭翁》，入选中学语文课本。一句小序，二十句诗，铺陈渲染，核心内容就是一句话：两个宦官，“手把文书口称敕”，用“半匹红纱一丈绫”，买了卖炭翁一车千余斤木炭。

    读者都能感到交易不公平，但不公平到什么程度？我最近关注市场类型问题，对此诗四个字的小序“苦宫市也”所说的“宫市”发生兴趣，便做了一些追究。

    《卖炭翁》大概作于唐元和四年（809）。唐代以钱和绢为货币，宦官拿丝织品买东西很正常，问题在于给多给少。据吐鲁番出土文书记载，天宝年间（742-756），中等质量的木炭每斤约1.5文钱【1】，中等质量的绢价每匹460文【2】。按这种比价估算，千斤木炭价值3.3匹绢【3】，而宦官只给半匹红纱一丈绫，折绢1.5匹【4】，打了4.5折。这等差距，近似上世纪70年代粮食的市场价与统购价。【5】

    韩愈记载了宦官“抑买”百姓货物的历史。他说，宫市后期，“率用百钱物，置人直数千钱物”【6】，竟打到一折以下，偏离正常市场的程度超过90%。韩愈还说，带着货物进市场，甚至有空手而归的，“名为宫市，而实夺之。”

    掠夺不稀罕，市场也不稀罕。名为市场而实夺之，这个市场，在理论上很稀罕。我的理论困惑是：宫市属于哪种市场？

    在当代经济学中，市场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完全竞争市场可以自由进出，买卖双方人数众多，每个人对价格的影响都微乎其微。这是理想中的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根据垄断者的多少，依次分为垄断市场、寡头市场和垄断竞争市场，或多或少有垄断可吃。不过，市场毕竟是市场，双方可以讨价还价。即使碰上口无二价的独家垄断者，也可以退出交易，选择自由总是有的。

    可是，卖炭翁既没有退出自由，也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更准确地说，卖炭翁本来有这两种自由，但被“手把文书口称敕”的宦官剥夺了。文书，公文也。敕，皇帝诏令也。官家有权立法发文，扩大或压缩自由，还有权定价。按照当时的术语，市场价叫“实估”，官价叫“省估”或“虚估”。虚实之间，利益巨大，那是权力的掠夺之利。作为执行者，宦官还享有一种“指定权”——就是你了，就这个价，不卖也得卖。问题在于，纯种市场的交换手段唯有货币，如果加入权力手段，将交易者分作君臣官民，官家挟强制性权力入市，市场便有了官场味道。含有官场成分的市场，借用古汉语的词汇，可称之为官市。

    恰巧，《卖炭翁》小序中的“宫市”二字，在白居易集的宋绍兴本和明万历的马元调本，以及清康熙扬州《全唐诗》本中，皆误为“官市”。【7】这是启发人的妙误。官市的范围大于宫市，也更具普遍性。这个词汉朝就有，指官方设立的市场。官方设立市场，自然有权规定谁能进谁不能进，什么货物能进什么货物不能进，甚至以权定价，由此衍生出盐铁专营、榷酒榷茶或特许经营之类包含着强制性权力的市场。作为官市的特殊形态，宫市更进一步：皇权以“手把文书口称敕”的形式直接入市，像货币一样成为交换手段。

    总之，宫市是官市的一种，是杂种市场，不是纯种市场。

    无论宫市还是官市，都不是地理概念，而是描述权力关系的政治经济概念。唐代长安城南有东西两市，卖炭翁将车停在市南门外，就像今天拉白菜的牛车停在农贸市场入口附近一样，我们看到的只是寻常市场。此时宫使挟皇权降临，于是宫市降临。“宫市”二字，可读作主谓结构，意为宫廷采购；也可读作专有名词，意为有皇权加入的市场。“官市”二字也可如此解读。官家的强制性权力加入市场，并在交易中获得价值，官市便出现了。强制性权力在交易中抵价50%，便有五分成色的官市。抵价90%，便有九分成色的官市。更确切地说，九分成色的官市，由九分官权和一分市场构成，或者说，由九分强制规则和一分契约规则构成，其市场性的纯度很低。

    二、宫市里的供求均衡

    权力可以抵价了，新的成本收益计算就开始了，宫市的市场均衡问题随之出现。

    韩愈描述了买方的演变。他说，旧时宫中买外边的东西，由官员主办，按市价随即付款。贞元末年（797年前后），以宦官为使，“抑买”人家的货物，稍低于市价。末年不再行文书，安排市场采办人员（时称白望）数十百人，在东西两市和重要的热闹街坊，查看人家所卖的货物。只消宣称宫中采购，便要敛手付与，真假不复可辨，无人敢问其来头。至于价格高低，常以百钱，购买人家价值数千钱的货物，还要人家送门包并付运费。接下来，韩愈讲述了小民带着货物进市场，闹得空手而归，导致暴力抗争的故事。【8】

    从这段叙述可以看出三种趋势：一、弄权越来越简便。开头还要有文件，后来只需口头宣称。二，买方的人越来越多。从宦官集团扩展到市井无赖，还有冒充的。三、“抑买”的程度越来越重。

    这种趋势很好理解。

    以卖炭翁的故事为例。宦官“手把文书口称敕”，摆开架势一念，就可以少花一半钱，那么，弄这么一份文书用多少钱？如果像今天在办公室开一张介绍信那样简单，介绍信就会满天飞。如果开介绍信的手续严格，不妨拿烟酒甚至货币去换，用现在的话说，这叫买卖批文。如果把管印章的伙计拉入伙，合作分成，更是大好的无本生意。再进一步说，如果卖炭翁不认字，用旧文书冒充如何？干脆连旧文书也不拿，直接“口称敕”又如何？只要弄权有便宜可赚，吃权力饭的必定增加，而且吃法越来越丰富。

    同时，对权势的代理人来说，弄权总是比较便宜的。有权不用白不用，便宜归自己，亏损归卖炭翁和社会秩序。卖炭翁蚁民罢了，不值一提。社会的长治久安由皇帝负责，皇帝都不在乎，难道让太监替子孙后代操心吗？

    宦官掌握宫市大权后，权力管理日益宽松，加入买方集团的人越来越多。加入之后，在权力不受限制的条件下，他们必定努力压价，抑买的程度便越来越重。

    卖方如何应对呢？

    《新唐书·食货志二》描述了店铺老板的反应：“每中官出，沽浆卖饼之家，皆撤肆塞门。”

    来不及关门躲避呢？白居易描述了卖炭翁的可怜样，这是“被宫市”的常规状态，官市的成色约为五六分。

    韩愈描述了一位农夫对更高成色的官市的反应：农夫赶驴驮柴进城卖，被“宫市”了，宦官只给绢数尺，又让他送货进宫，还跟他要门包。汉子不肯送，说我有父母妻子，靠这个吃饭。现在我把柴白送你，不要钱回家，你还不干，我死了算了！说罢痛殴宦官。【9】

    看来，官市成色越高，供求均衡越难维持。买方便宜太大，加入者越来越多；卖方吃亏太大，逃避者越来越众。发展下去，市场或者解体，或者变成战场。在这两条路之间，也可能有第三条道路，例如，限制官市的成色和范围，让倒霉者经常轮换，如同偶然遭遇抢劫。或者在市场上额外征一笔税，让全体商贩分摊抢劫损失。

    却说卖柴汉子打了宦官，被街吏逮捕，报告了皇帝。德宗下令，开除肇事宦官，赐农夫绢十匹，但不肯废除宫市。德宗既保留宫市，又限制宫市成色，似乎在探索第三条道路。

    三、关于宫市的政治均势

    宫市虽小，背后却有两大支持者。一是皇帝，二是宦官集团。

    德宗受过穷，特别在意钱财，宫市可以节省皇家开支。

    宦官集团控制着信息和决策的收发通道，还掌握了禁军，权势极大，宫市便于宦官集团渔利。

    不过，宫市损害了生产者和小商贩的利益，影响商品生产和流通，不利于长治久安。一般官员也不能分享宫市的好处，他们不支持宫市。

    韩愈记载了皇储的一段事。【10】当时顺宗还是皇太子，在东宫读书。有一次与众侍读和王叔文论政，谈到了宫市。太子说，寡人准备对皇帝极言此事。众人纷纷称赞，唯独王叔文不说话。众退，太子让王叔文留下，问道，为什么刚才唯独您不说话？有什么想法吗？王叔文说，太子的职责，就是侍膳问安，不宜谈论外事。陛下（德宗）在位的时间长久，如果怀疑太子收买人心，您何以自解？太子大惊道：如果不是先生，寡人哪里能知道这一点。

    陈寅恪评论说：“当日皇位之继承，决于内廷之阉竖，而宫市之弊害则由宦官所造成。顺宗在东宫时，所以不宜极论宫市者，亦在于此，不仅以其有收人心之嫌也。”【11】陈先生评论精当。招惹不起宦官，就招惹不起宫市，更何况还要顾及上意。

    皇储不敢说话，肩负言论之责的谏官和御史们必须说话。谏官御史多次上疏批评宫市，皇帝却不肯听。有一次，监察御史韩愈上疏极论宫市之弊，激怒了皇帝，将他贬为阳山令。可见，想推翻宫市，言官的力量不够。

    就在有关部门“附媚中官”，无人敢争的时候，京兆尹吴凑向皇帝提出了替代方案。吴凑是章敬皇后的弟弟，为人强力勤俭。作为首都最高长官，宫市就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市民的怨愤也不能不考虑。吴凑对皇帝说：“小人因宫市为奸，真伪难辨。”【12】他建议，宫中需要的东西，责成臣办理就行了。如果不想让外臣与闻宫中事，最好挑选年高谨信的宦官为宫市令，公平交易，以免闹得纷纷扬扬。【13】

    吴凑的建议隐含三层策略。第一、包揽并保障了皇家利益，皇帝容易接受。第二、虽然取消宫市对宦官不利，但在名义上，吴凑并没有直接反对宦官的利益，只反对“真伪难辨的小人”，宦官难于反驳。第三、如果宫市无法取消，至少要找一个办事慎重的宦官负责，限制权力入市的深度。听了吴凑的建议，皇帝“颇顺可”。

    另一位极有权势的人，节度使张建封，韩愈原来的上司，朝觐时也说了宫市的坏话。“德宗颇深嘉纳”。【14】

    德宗在位26年，钱穆对他的评语是：“志大才小，心褊意忌，姑息藩镇，聚敛货财，委任宦官”。【15】前两条是皇帝的性格问题，姑且不论。后三条涉及三个利益主体。其一，宦官集团，支持宫市；其二，藩镇中的一位，反对宫市；其三，皇帝自家，既可以通过宫市敛财，也可以委托京兆尹办理，态度应在两可之间。宫市存废，有利有弊，就看德宗的个人偏向了。恰好户部侍郎（近似财政部副部长）苏弁入奏，德宗问到废除宫市的事。苏弁“希宦者之旨”，回答说，京师游手之徒成千上万，没有生业，靠宫市生活，废除之后怎么办？德宗听到这个答复，很喜欢，完全相信，从此再不听人谈宫市。【16】

    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德宗死，顺宗李诵即位。二月，罢宫市。

    四、更广阔背景上的均衡

    关于宫市存废的决定，大体形成于宫廷政治的范围之内，由最高权力权衡拍板，体现了朝廷上各派利益的博弈。那么，最大的利益相关者，京师受害民众呢？

    民众也有可能直接发出声音，影响决策。

    德宗建中三年（782），朝廷平叛军费不足，皇帝下诏向富商借钱。资产万贯以上的部分一概借走。这近似强行摊派战争公债。不够数，又查封商人粮窖和当铺钱柜，只要有钱帛粟麦，强借四分之一，“百姓为之罢市”，【17】成千上万的市民拦住宰相哭诉。京兆少尹（近似管治安的副市长）韦桢督办此事，事情闹大了，韦桢害怕，向上级请示，钱不及百缗、粮不及五十斛者免。

    由此看来，经民众一闹，权力在借贷市场的抵值可能降低。

    官方大概是这样权衡的：藩镇叛乱，若用半年时间平叛，需要军费500万缗。强行向富商借钱，得罪一两千富商，可解决数年财政困难。没想到估算有误，闹到逼人上吊的程度，只搞到88万。于是扩大打击面，查封粮窖钱柜，闹到万人罢市和拦路哭诉的程度，又得110多万，总计200万。【18】强权大举入市，得到了这笔短期收益，即70多天的平叛军费，同时，也造成了新的动乱，激发了更多民众的反叛意图，还损害了税基。利弊孰轻孰重？半年内得失如何？十年二十年的得失又如何？这是不同时段内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综合权衡。如果得不偿失，便调整政策。办法之一，就是缩小打击面，放过小商小贩。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枪打出头鸟，提高闹事的组织成本。至少要把政策调整到短期收益大于短期损失的水平。

    闹事是需要组织的。卖炭翁式的受害者，在时间空间中零散分布，难以自发地聚集成一股有影响的力量。在帝国体制内，民意影响决策的合法途径不多，韩愈和白居易之类的好官虽然可能成为民意代表，但能不能碰上好官，好官说话管不管用，都要碰运气。运气不好，又缺乏组织，就需要突发事件提供闹事机会。如果连机会都没有，只好静待政治均势发生变化。

    建中四年（783）六月，朝廷又将市场交易税从2%提高到5%（算除陌），同时征收房产税（税间架），再次闹得民怨沸腾。十月，五千泾原士兵路过京师上前线，本指望得到点赏赐，结果只给一顿粗食。泾源军鼓噪起来，涌向皇宫抢劫。入城时，百姓惊吓逃走，叛兵大呼：你们别怕，不夺你们商货僦质（当铺抵押物）啦！不收你们房产税交易税啦！于是万民围观，德宗仓皇出逃。

    皇帝逃至奉天，与叛军拥戴称帝的朱泚开战，随即反省政策得失，下罪己诏，宣布取消间架税、除陌钱和其他杂税。

    由此看来，民众要影响决策，除了闹事，还可以指望需要争取民心的政治竞争格局。一般说来，适合闹事的条件或政治竞争格局很少出现。没有这些条件，只要权力愿意，市场和整个经济领域就难以抵抗其入侵。

    仍以宫市为例。

    宋朝鉴唐朝宫市之弊，建立杂买务，负责采办宫中所需货物，由京官和宦官共同主持。景祐中（1036左右）明令，所有货物，必须按实际价值付款，然后方可入宫。十四五年之后，宫内买小民的东西，又有“累岁不偿钱”的。宋仁宗说，现在扰民太甚。于是重申景祐之令。过了六七年，仁宗再次下诏，宫内拿金帛到杂买场购物，金帛估值，必须在三司判官的监视下“平估”，不得“抑配”小民。由此看来，以强凌弱，抑买抑配，近乎自然趋势。

    除了宫市之外，官家依仗强权向商贩和民间购物，还有许多花样和说法，诸如科买、科率、和买、和籴等等。（金）李节诗曰：“棒头打出和籴米，丁口签来自愿军”，描绘了所谓平价购粮（和籴）的真相。

    那么，迫使权力退出市场，让纯种市场诞生发展并长期维持，需要哪些充分必要条件？在中国历史中，我不知道能否找到正面答案。但我知道，现代汉语所谓的市场和经济，是日本人对英文market和economy的译名，引入中国不过110余年。在古汉语里，市场只有买卖场所之义，经济只有经世济民之义。市场和经济相对政治权力而言的独立性，以及支撑这种独立性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是历史演进到特定阶段的产物。在17世纪的英国，国王、贵族和平民三方制衡，王在法下，人身和财产权利才有了高于王权的地位。

    本文注释：

    1 据吐鲁番大谷文书3046号记载：白柽炭壹斤 上直钱叁文 次贰文 （下缺），赤柽炭壹斤 上直钱壹文伍分 次壹文 （下缺）。转引自韩国磐：《唐天宝时农民生活之一瞥——敦煌吐鲁番资料阅读札记之一》，厦门大学学报，1963年第4期。本文取两种木炭的中等价格的平均数，即每斤炭一文五分。

    2 据吐鲁番大谷文书3097号记载：生绢壹匹 上直钱肆佰柒拾文 次肆佰陆拾文 下肆佰伍拾文。出处同上。

    3 《卖炭翁》成诗年代的绢价比天宝年间高70%以上，地点也不同，本文假定比价关系一样。

    4 唐法规定，一匹绢长四丈，宽一尺八寸。本文出现的三种纺织品的定义是：绢，平纹的生丝织物。纱，绢之轻细者。绫，薄而细且纹如冰凌的丝织物。纱的价格大体相当于绢价，绫价则数倍于绢价。本文假定一丈绫的价格等于一匹绢。

    5 “70年代中期是粮食统购价与市场价差别最大的时期，当时市价一般为统购价的2-3倍。”见温铁军：《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175页

    6 韩愈《昌黎集外集卷柒顺宗实录贰》，转引自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五章，卖炭翁。三联书店2001年第1版。

    7 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1册，第228页。

    8 韩愈《昌黎集外集卷柒顺宗实录贰》，转引自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五章，卖炭翁。

    9 韩愈《昌黎集外集卷柒顺宗实录贰》，转引自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五章，卖炭翁

    10 同上。

    11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255页

    12 见《新唐书·食货志二》。京兆尹吴凑误为韦凑。

    13 《新唐书·列传第八十四·吴凑》

    14 《旧唐书·张建封传》

    15 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上册，第461页。商务印书馆，

    16 《新唐书·食货志二》，《旧唐书·张建封传》

    17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七，胡三省注，中华书局版

    18 同上

    19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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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书讯｜战争中的人：生活、记忆与暴力

    27.10.202611 Min.Als Nächstes

    编者按：战争通常通过军事行动、伤亡数字、领土变化和外交谈判进入公众视野，但对于生活在战争中的普通人而言，战争首先意味着日常生活的改变。防空警报、避难、家庭分离、亲人的死亡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逐渐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战争也提出了一些更难回答的问题：人们如何理解自己遭遇的暴力？为什么有人选择参与战争，有人选择逃离，而另一些人则努力维持原有的生活？国家、社会组织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影响战争中的行为？本期选择的三本 …

    Shownotes

    编者按：战争通常通过军事行动、伤亡数字、领土变化和外交谈判进入公众视野，但对于生活在战争中的普通人而言，战争首先意味着日常生活的改变。防空警报、避难、家庭分离、亲人的死亡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逐渐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战争也提出了一些更难回答的问题：人们如何理解自己遭遇的暴力？为什么有人选择参与战争，有人选择逃离，而另一些人则努力维持原有的生活？国家、社会组织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影响战争中的行为？

    本期选择的三本台湾出版的新书，分别从以色列居民的战时生活、巴勒斯坦人的战争记忆以及战争社会学研究出发，讨论战争对个人与社会的影响。

    洪五的《以色列战争日志：伊朗飞弹下的人类行为观察》记录作者在以色列生活期间面对导弹袭击和防空警报的经历，通过家庭生活、儿童教育和社会观察，呈现战争如何改变普通人的日常安排。巴勒斯坦诗人Mosab Abu Toha的《藏在耳朵里的声音：加萨诗篇》则以诗歌和短篇散文记录加萨的生活经验，描写战争、失去、流亡以及人们对故乡的记忆。社会学家Siniša Malešević的《人类为何而战：透析近距离暴力的社会动力》进一步把问题转向暴力行为本身，研究普通人为什么会参与近距离战斗，以及意识形态、社会组织、群体关系和个人情绪如何共同影响战争中的行为。

    三本书的性质并不相同。前两本主要呈现战争中的个人经验，第三本则是一部运用历史材料和社会学理论研究暴力的学术专著。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历史处境、政治权力关系和战争经历也不能简单等同。但将这些作品放在一起，可以从不同层面理解战争：它如何进入人们的生活，如何改变人们对过去和故乡的记忆，以及社会如何使普通人参与有组织的暴力。

    《以色列战争日志：伊朗飞弹下的人类行为观察》

    作者： 洪五（洛杉矶犹太小街志）出版社： 水灵文创出版时间： 2026年3月30日

    内容介绍：对于生活在以色列的普通居民而言，战争并不总是以战场上的军事行动呈现，而是通过手机警报、避难设施、学校安排、家庭计划以及对下一次袭击的担忧进入日常生活。《以色列战争日志》以作者在以色列北部的亲身经历为基础，记录伊朗与以色列军事冲突期间的生活状况，并观察长期处于安全威胁之下的社会如何维持日常运作。书中关注的不仅是导弹袭击和防空警报本身，也包括警报响起时人们如何反应、家庭如何安排儿童的生活，以及居民如何在不确定的环境中继续工作、照顾家人和处理日常事务。作者试图通过这些具体经历，理解战争环境如何改变人们对危险的判断，以及长期安全压力如何逐渐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对于身处战区之外的读者而言，军事新闻通常以国家和军队为叙述主体，而这本书则把视线转向战争中的居民，呈现国家安全危机如何影响家庭、社区和个人心理。它的特点在于从个人经验出发观察社会行为，而不是系统研究以色列的军事战略或中东政治。阅读时也需要注意，作者的观察具有特定的地理位置和个人生活背景，不能直接代表所有以色列居民的经历，更不能据此概括整个以巴冲突。

    作者介绍：洪五是一位旅居以色列的台湾作者，以“洛杉矶犹太小街志”为写作与传播名称，长期关注犹太文化、以色列社会以及当地日常生活。《以色列战争日志》以其在以色列的生活经验为基础，将战时记录与社会观察结合起来。作者并非以军事史或国际关系研究者的身份展开论述，而是通过亲历者的角度，记录战争如何影响身边的人及其生活秩序。这种写作方式为中文读者提供了观察以色列战时社会的一个具体入口。

    《藏在耳朵里的声音：加萨诗篇》

    Things You May Find Hidden in My Ear

    作者： Mosab Abu Toha（莫萨布·阿布·托哈）译者： 明迪中文版出版社： 黑眼睛文化中文版出版时间： 2026年1月23日

    内容介绍：战争造成的破坏不仅体现在城市、建筑和基础设施上，也存在于个人记忆、家庭关系以及人们对故乡的理解之中。巴勒斯坦诗人Mosab Abu Toha的《藏在耳朵里的声音》以加萨的生活为背景，通过诗歌与短篇散文，记录战争、封锁、失去和流亡经验。与主要关注军事行动和政治谈判的战争报道不同，这本书把注意力放在那些容易被宏大叙事忽略的细节上：家庭成员之间的谈话、童年生活中的声音、日常使用的物品、已经消失的街道，以及人们对死者和故乡的记忆。作者通过这些具体经验呈现战争如何改变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书名中的“耳朵”既与听觉和记忆有关，也暗示那些长期留存在个人生活中的声音，包括熟悉的家庭声音、城市的日常声响以及战争带来的爆炸与恐惧。对于生活在加萨的人而言，故乡不仅是一片具有政治意义的土地，也由家庭、邻里、语言和个人经历共同构成。当这些生活环境受到破坏时，文学成为记录已经失去的事物、保存个人经验的一种方式。Abu Toha的写作还涉及巴勒斯坦人在战争与流亡中面临的身份问题：当人们离开故乡，甚至无法返回原来的住所时，记忆如何维系他们与过去生活的联系？本书的重要意义，不在于提供对以巴冲突的完整历史解释，而在于通过文学使读者接近战争中的个人经验，理解那些难以通过伤亡统计和外交新闻充分表达的失去与痛苦。

    作者介绍：Mosab Abu Toha是巴勒斯坦诗人、散文作者，出生于1980年代的加萨，长期从事文学创作和教育工作。他曾在加萨推动建立英语图书馆，为当地读者提供接触英语文学的机会。他的诗歌和评论作品经常关注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战争经验、家庭记忆以及流亡处境。《藏在耳朵里的声音》英文原著于2022年出版，是其受到国际关注的重要作品之一。2023年加萨战争期间，Abu Toha与家人经历了撤离和流亡，此后的写作继续记录战争对巴勒斯坦平民生活的影响。他因发表于《纽约客》的评论文章获得2025年普利策评论奖。

    《人类为何而战：透析近距离暴力的社会动力》

    Why Humans Fight: The Social Dynamics of Close-Range Violence

    作者： Siniša Malešević（席尼夏·马勒舍维奇）译者： 林明纬中文版出版社： 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中文版出版时间： 2026年10月

    内容介绍：为什么人类会参与战争，尤其是为什么普通人会在近距离的战斗中伤害甚至杀死其他人？对于这个问题，常见解释往往强调人类天生具有攻击性，或者认为民族仇恨、意识形态和政治信念能够直接推动人们实施暴力。社会学家Siniša Malešević在《人类为何而战》中提出了不同的研究路径。他认为，要理解战争中的近距离暴力，不能只从个人心理或抽象的民族主义观念出发，而必须考察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群体关系以及具体情境如何共同影响个人行为。作者将研究重点放在面对面暴力的社会条件上，讨论普通人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克服对暴力的恐惧和抵触，以及军事组织和政治机构如何通过训练、纪律、集体认同和社会压力，使个人参与有组织的战斗。书中运用历史社会学和比较研究的方法，考察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战争与暴力经验，分析意识形态叙事、组织能力和群体内部关系之间的联系。作者特别强调，战争中的暴力行为并不能简单理解为个人仇恨的自然表达。即使社会中存在强烈的敌意，也不意味着所有人都会主动参与杀戮；相反，暴力的实际发生往往需要特定的组织条件、社会互动和情境压力。由此，战争不仅是国家之间的军事竞争，也是一个将普通人组织起来、使其参与高风险暴力行动的社会过程。本书的学术价值，在于把战争研究从国家战略和宏观政治重新带回具体的社会关系，解释个人如何在组织和群体环境中成为暴力行动的参与者。对于理解当代战争而言，这一研究也提醒读者，民族主义宣传、政治动员和军事组织虽然重要，但它们如何转化为具体的战斗行为，仍然需要通过社会学分析加以解释。

    作者介绍：Siniša Malešević是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社会学教授，长期研究战争、民族主义、政治暴力、国家形成以及社会组织。他的研究以历史社会学和比较社会学为主要方法，尤其关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国家组织能力和暴力之间的关系。此前出版的代表性著作包括《战争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War and Violence）和《有组织暴力的兴起》（The Rise of Organised Brutality）等。《人类为何而战》延续了他对战争与社会组织的长期研究，将重点进一步放在近距离暴力的社会动力上。该书英文原著获得2023年美国社会学学会和平、战争与社会冲突学群杰出图书奖，显示其在战争社会学和政治暴力研究领域受到学术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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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书讯｜俄乌战争：权力、社会与文化

    26.10.202611 Min.Als Nächstes

    编者按：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俄乌战争已经持续四年多。有关战争的报道主要围绕前线战况、领土控制、军事援助、外交谈判以及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展开。但战争的影响远远超出军事和外交领域。对于乌克兰而言，战争不仅关系到国家主权与领土，也使语言、文化、历史记忆和民族认同成为社会生活中更加迫切的问题。对于俄罗斯而言，战争则进一步改变了国家权力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让普通人不得不在政治压力、经济利益、家庭责任和 …

    Shownotes

    编者按：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俄乌战争已经持续四年多。有关战争的报道主要围绕前线战况、领土控制、军事援助、外交谈判以及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展开。但战争的影响远远超出军事和外交领域。对于乌克兰而言，战争不仅关系到国家主权与领土，也使语言、文化、历史记忆和民族认同成为社会生活中更加迫切的问题。对于俄罗斯而言，战争则进一步改变了国家权力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让普通人不得不在政治压力、经济利益、家庭责任和个人选择之间寻找各自的生活方式。

    本期选择的三本书，分别从乌克兰文化、俄罗斯社会和普京的政治统治出发，提供了观察这场战争的不同视角。

    英国记者Charlotte Higgins的《乌克兰的启示：战争年代的艺术》关注战争中的艺术家、作家和文化工作者。她在俄罗斯全面入侵后多次前往乌克兰，记录文学、绘画、电影与文化遗产保护如何成为人们理解战争、保存记忆和表达自身经验的方式。挪威记者Åsne Seierstad的《绝口不提战争：俄罗斯内部的生活》则进入俄罗斯社会，通过普通人的经历，观察战争如何改变家庭、工作、公共表达和日常生活。俄罗斯调查记者Roman Badanin与Mikhail Rubin的《沙皇其人：普京如何欺骗了所有人》把问题进一步转向克里姆林宫，通过长期调查、访谈和档案材料，重新考察普京的政治生涯、个人关系以及俄罗斯权力体系的形成。从这三本书，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俄乌战争既是一场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也是一场深刻改变社会关系、政治权力和文化生活的长期战争。理解这场战争，不仅需要知道战场上发生了什么，还需要了解战争中的人如何生活、国家如何运作，以及社会如何理解自身的过去与未来。

    Ukrainian Lessons: Art in a Time of War （乌克兰的启示：战争年代的艺术，Jonathan Cape，2026年8月20日）

    by Charlotte Higgins

    内容介绍：2022年秋天，英国《卫报》文化记者Charlotte Higgins前往乌克兰报道一场文学节。原本属于文化新闻的采访，却逐渐成为她持续数年的乌克兰之行的起点。在此后的多次访问中，她接触了诗人、小说家、画家、电影工作者以及文化遗产保护者，记录他们如何在空袭、流亡、死亡和生活秩序被破坏的环境中继续创作。对于这些艺术家而言，战争不仅改变了创作条件，也改变了艺术本身所要面对的问题：当城市和文化设施遭到破坏，艺术如何保存已经消失的生活？当朋友、同事和家人死于战争，文学与绘画又如何表达新闻报道难以充分呈现的个人经验？Higgins通过一系列具体人物展开叙述，其中包括作家Victoria Amelina。Amelina曾参与寻找和保存遭俄罗斯占领期间遇害的乌克兰作家留下的文字记录，后来于2023年在俄罗斯导弹袭击中受伤身亡。书中也记录了艺术家如何进入军队、参与救援或者保护博物馆藏品，以及战争如何改变他们对于语言、文化传统和国家身份的理解。Higgins拥有古典文学研究背景，因此她还把乌克兰艺术家的经历与古希腊文学、战争叙事和欧洲文化传统联系起来，讨论艺术在暴力与苦难面前能够承担什么角色。本书并不是对乌克兰战争的军事分析，也不是一部系统的民族主义思想史，而是一部以文化工作者为中心的纪实作品。它提出的核心问题是：当一个国家的文化生活受到战争冲击时，文学与艺术如何记录个人经验、保存社会记忆，并帮助人们重新理解自己的国家？

    作者介绍：Charlotte Higgins是英国记者、作家，现任《卫报》首席文化撰稿人（chief culture writer），长期从事文学、艺术、古典文化与欧洲文化史报道。她接受过古典学训练，著有《在另一片天空下》（Under Another Sky）、《红线》（Red Thread）以及《希腊神话》（Greek Myths）等作品，写作经常将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化经验联系起来。

    Never Say War: Life Inside Russia （绝口不提战争：俄罗斯内部的生活，Virago，2026年8月20日）

    by Åsne Seierstad

    内容介绍：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后，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普京、克里姆林宫、军队以及国家宣传机构，但俄罗斯普通人如何理解战争，又如何在战争持续的环境中生活，却远比官方政治叙事更加复杂。挪威记者Åsne Seierstad试图通过深入俄罗斯社会回答这一问题。2023年至2025年间，她先后八次前往俄罗斯，从北方贫困地区到大城市的文化与知识界，采访教师、出租车司机、军人家属、支持政府的青年、独立记者以及不同政治立场的普通人。书中的一条重要线索来自Andrey Medvedev的经历。这名曾在瓦格纳集团服役的俄罗斯青年于2023年越境进入挪威寻求庇护，他的个人生活和战争经历成为作者观察当代俄罗斯社会变化的一个入口。Seierstad并没有把俄罗斯社会简单分成支持战争和反对战争的两个阵营，而是关注人们在不同社会处境中形成的态度：有人相信官方宣传，有人公开支持战争，也有人选择沉默、回避政治，或者在私人生活中表达与公开言论不同的看法。战争还改变了家庭内部的关系，尤其是阵亡军人的母亲、妻子和其他亲属如何面对国家叙事与个人损失之间的矛盾。作者通过这些人物的经历，讨论审查、恐惧、社会适应和政治认同如何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本书并不试图通过少数采访概括所有俄罗斯人的政治态度，而是呈现一个在长期政治控制和战争压力下具有不同经验与选择的社会。它的重要价值，是将观察俄罗斯的视线从国家领导人转向社会内部，使读者能够看到战争如何通过工作、家庭、语言和个人关系影响人们的生活。

    作者介绍：Åsne Seierstad是挪威记者和非虚构文学作家，自1990年代以来长期报道俄罗斯、巴尔干、阿富汗、伊拉克和车臣等地区的政治冲突与社会生活。她最著名的作品是《喀布尔书商》（The Bookseller of Kabul），通过一个阿富汗家庭的生活呈现战争之后的社会状况，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她还著有《格罗兹尼的天使》（The Angel of Grozny）等纪实作品，长期关注战争、政治暴力和威权环境下普通人的处境。Seierstad早年曾在俄罗斯学习语言，并多次在当地生活和报道，因此对俄罗斯社会有长期观察。《绝口不提战争》延续了她通过具体人物讲述政治与社会变化的写作方法。该书入选2026年Baillie Gifford非虚构文学奖初选长名单，并曾获得挪威的重要文学与非虚构写作奖项。

    The Tsar in Propria Persona: How Vladimir Putin Deceived Us All （沙皇其人：普京如何欺骗了所有人，法文版 Les Arènes，2026年9月17日）

    by Roman Badanin、Mikhail Rubin

    内容介绍：自1999年进入俄罗斯最高权力中心以来，Vladimir Putin已经成为当代俄罗斯政治的核心人物。围绕他的政治生涯，既存在大量官方叙事，也有关于其个人经历、政治关系和统治方式的不同解释。俄罗斯调查记者Roman Badanin与Mikhail Rubin试图通过长期调查，重新考察普京如何从苏联安全机构人员、圣彼得堡地方官员，逐步成为俄罗斯国家权力的中心，以及这一过程中形成了怎样的个人关系和政治网络。两位作者长期在俄罗斯独立媒体从事调查报道，并共同参与创办调查新闻机构Proekt。他们利用多年采访、公开文件、新闻资料、回忆录和来自权力体系内部的消息来源，研究普京的私人生活、亲属与友人关系、政治盟友和商业利益，以及这些关系如何影响俄罗斯国家机构的运作。书中一个重要的分析方向，是把普京的统治放在个人忠诚、利益分配和政治控制之间的关系中理解，而不是仅仅通过意识形态或者正式的国家制度加以解释。作者也试图重新检视普京的政治形象与其实际行为之间的差异，讨论官方宣传、政治秘密和个人权力如何共同塑造俄罗斯的政治秩序。由于这是一部以调查新闻为基础的政治传记，书中涉及私人关系、政治责任和权力运作的部分判断，需要区分已经获得文件证实的事实、匿名消息来源的说法以及作者自己的解释。它的主要贡献，是汇集长期调查所积累的材料，为研究普京个人统治及俄罗斯政治精英网络提供了一个不同于官方传记的资料来源。放在俄乌战争的背景下，本书也使读者能够进一步思考，俄罗斯国家的战争决策与其最高权力结构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作者介绍：Roman Badanin是俄罗斯调查记者，曾在Gazeta.ru、俄罗斯版《福布斯》、RBC新闻机构以及独立电视台Dozhd等媒体担任编辑或管理职务。2018年，他创办调查新闻机构Proekt，专门调查俄罗斯政治精英、国家权力和商业利益之间的关系。俄罗斯当局后来将Proekt列为“不受欢迎组织”，Badanin本人也受到官方调查与压力，并于2021年离开俄罗斯。他随后继续参与创办和经营独立调查媒体Agentstvo。Mikhail Rubin同样是俄罗斯调查记者，也是Proekt的重要创办者与调查人员，长期关注克里姆林宫、俄罗斯政治精英及其私人和商业网络。两位作者的调查工作经常涉及官方不愿公开的个人关系和政治信息，因此他们的报道不仅具有新闻意义，也为研究当代俄罗斯权力结构积累了大量材料。《沙皇其人》集中呈现了他们多年调查普京及其政治体系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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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罗小虎 | 以子之矛，攻己之盾：《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及其关于科学的争论》的读法与用法

    23.10.202625 Min.Als Nächstes

    编者按：2025年7月，理论物理学家劳伦斯．克劳斯主编，包括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平克（Steven Pinker）、索卡尔（Alan Sokal）、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内的 39位知名科学家与学者，共同探讨现代西方学术制度中科学研究所面临的意识形态干预。《The War on Science: Renowned Scientists and Scholars Speak …

    Shownotes

    编者按：2025年7月，理论物理学家劳伦斯．克劳斯主编，包括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平克（Steven Pinker）、索卡尔（Alan Sokal）、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内的 39位知名科学家与学者，共同探讨现代西方学术制度中科学研究所面临的意识形态干预。《The War on Science: Renowned Scientists and Scholars Speak Out About Current Threats to Free Speech, Open Inquiry, and the Scientific Process》（八旗文化近日推出中文版《当DEI走向极端》，收22位作者）。该书作者之一还有 艾伦·索卡尔（Alan Sokal）也即1996年著名的“索卡尔事件”主角。

    1994年，针对当时后现代主义中的反科学思潮的泛滥，美国的两位科学家生物学家格罗斯和数学家莱维特合写了一本书，叫《高级迷信》，公开回应当时出现的对现代科学的“蓄意诋毁”。1996年，纽约大学的量子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在看到这本书后，引起共鸣，于是动笔写了一篇长达二十多页并附有一百零九条详细注释（长达十七页）和二百一十七篇出处无误的参考文献（长达十八页）的洋洋大文《跨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投寄给在美国批评理论方面的一流杂志《社会文本》(SocialText)。该文发表不到一个月，索卡尔在《大众语言》上发表另一篇文章《曝光：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称上文是一篇“诈文”，里面充满诸多常识性的科学错误，旨在检验和批评后现代科学文化思潮中盛行的那种虚假和浮夸之风、漫无边际的胡说以及对科学形象的任意扭曲。索卡尔的恶作剧很快刊登在《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世界报》以及许多其他报纸的头条，并轰动一时，拉开一场“科学与反科学”的大论战，“‘两种文化’在心态上可能比过去五十年任何时候还要分隔。”（索卡尔语）因而，不少评论也将这本书《The War on Science: Renowned Scientists and Scholars Speak Out About Current Threats to Free Speech, Open Inquiry, and the Scientific Process》称之为又一场科学之战。

    《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及其关于科学的争论》由美国生物学家保罗·R·格罗斯与数学家诺曼·莱维特合著，1994年初版，200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引进出版第二版 。该书针对20世纪末西方学界兴起的学术左派思潮，有感于对现代科学的蓄意诋毁正渗入学术领域，由此撰书进行公开回应与批判 。全书以科学实在论为基础，系统梳理文化建构论、后现代主义等思潮对科学研究的解构路径，探讨科学权威的合理性及其方法论本质。通过剖析女性主义科学批评、环境议题政治化等案例，指出将科学等同于权力斗争的观点存在逻辑漏洞，主张维护科学客观性与理性传统 。该书被视为科学实在论阵营回应社会建构主义挑战的代表性论著，跨学科领域的“科学大战”。

    本文为《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及其关于科学的争论》书评，撰写于2008年。

    1959年，英国人斯诺在剑桥大学发表了其著名的里德演讲，指出了“科学文化”与“文学文化”之间的分裂，提出了一个“惹是生非”的命题——“斯诺命题”。四年后，他在其著名的小书《两种文化》1963年的第二版中，添加了一篇名为《两种文化·一次回眸》（The Two Cultures: A Second Look）的短文，在文中，他乐观地提出了一种新文化——第三种文化，这种文化正在浮现并弥合人文学者与科学家之间的沟通鸿沟，使得两者之间的隔阂最终得到缓和。斯诺所说的这种新的文化，便是社会科学。斯诺承认，两种文化的划分，忽略了社会科学的存在，他举了来自社会历史、社会学、人口学、政治科学、经济科学、行政管理学、心理学、医学等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在“两种文化”讨论中表现出来的沟通自然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的某些共同的意向，他认为这些社会科学家们是能够形成“第三种文化”，以弥补“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但显然，斯诺太乐观了。1994年出版的《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及其关于科学的争论》（保罗·格罗斯、诺曼·莱维特著，孙雍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第1版）的出版，以及由此引发的索卡尔的恶作剧与“科学与反科学”的大论战，似乎证明第三种文化不仅没有打破隔阂，填补鸿沟，还让“‘两种文化’在心态上可能比过去五十年任何时候还要分隔。”（索卡尔语）

    在《高级迷信》中，美国生化学家保罗·格罗斯与数学家诺曼·莱维特这两位作者对自己的“敌人”——“学术左派”用了两章的篇幅进行仔细的辨析和历史回顾，但实际上这仍是一个模糊的阵营。如作者所说，虽然“学术左派”主要指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在书中，两位作者的批评对象包括后现代主义思潮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vism）、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女性主义（Feminism）、激进生态主义 （Radical Ecologism）、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等多个学派），但也有极少数的自然科学家属于“正统左派”，比如后来用诈文挑起“科学大战”的纽约大学物理学家索卡尔其实也是一位有原则的左派人士。因此，在读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先辨析一下《高级迷信》的辩论双方，因为大多数人容易把他们简单分为自然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两大阵营，是“科学文化”与“文学文化”两种文化分裂的突出表现，且二者之间泾渭分明。而我却更愿意认为，这是自然科学家与以文化研究学者为代表的社会科学学者之间的争吵，虽然文化研究学者大多来源于文学、社会学、人类学、传媒学等领域，但他们的面貌大体还是可以辨别的：一是“反学科”性或是跨学科性。他们没有自成一体的理论和恒定不变的方法，借鉴与揉合了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乃至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路径与理论视角，用格罗斯与莱维特偏激的话说，“它相信自己是万能的，它极端自负地在人类历史、政治和文化等所有方面发表看法”；二是政治性诉求于批判性立场。虽然不能用政治上的“左”与“右”来区别文化研究学者，但无论是深深植根于英国的新左派政治之中的伯明翰学派，还是以社会批判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文化与权力、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几乎可以说是文化研究的首要特征，不过，格罗斯与莱维特对此嘲讽说道：“其学说的基本特征就是对于科学的误读，而其方法、概念基础则导致了一种如今被称作政治进步的批评。”他们“总是把‘社会’看作在理论分析和政治运作上都可以轻松驾驭的客观存在”。

    因此，在两位作者看来，这些“学术左派”实则是用后现代语言包裹起来的“高级迷信”，充满了对科学的诋毁与憎恶，且这种敌意不断在政府、社会和大学中蔓延。这不仅动摇了科学得以维系和发展的社会结构与教育体系，甚至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与真理性也受到质疑、歪曲与滥用。为此，两位作者“是可忍孰不可忍”，挺身而出，对“学术左派”的反科学行为进行反击，并希望他们“改邪归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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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如何阅读这本涉及领域宽广（包括科学社会学及其相关的科学史、美国左派历史、数学、物理、生物、环境生态科学、艾滋病研究、人类学等等）、点名批评学者众多的书呢？如何对待两位科学家尖锐刻薄，甚至不乏偏激与偏见的批评呢？捉襟见肘的我在此推荐台湾学者陈瑞麟为其翻译的台湾版《高级迷信》所写的导读。在导读最后，陈瑞麟总结了四种阅读方法：作为“科学研究”的入门；作为丰富的资料来源；作为“练功对手”；作为“弹药库”，并向读者推荐第一种与第二种读法。不过，我却更愿意推荐第三种与第四种读法，且方向相反，不妨以子之矛，攻己之盾，因为从最聪明的敌人那里得到的帮助与启示，往往比最忠实的朋友那里得到的要大得多。

    因此，首先不妨把这本书当作“弹药库”，从科学家的视角，从文化研究的哲学思想基础、历史发展及其现状，来审视以种种后现代主义理论为其主要思想武器的文化研究的种种缺憾。比如在《高级迷信》两位作者看来，后现代主义体系是一种否定论，尤其是对主题的否定，“后现代怀疑主义坚决拒斥任何领域的普遍知识。”“因此，不存在什么知识，而只有一些故事和‘叙事’（narrative）”。而这是一种必然滑向虚无主义的观点。“在这种观点看来，所有的知识计划都和战争一样，是政治的翻版。”“他（指后现代主义者）就近乎相信：掌握了词语（word）、术语（terminology）和词典（lexicon），也就掌握了世界。”因此，“在最厚颜无耻的后现代主义形式下出产的许多学术论文，其主题总是大而化之，避而不谈任何具体的东西。并且，在整个后现代主义王国的专题论文中，譬如文学、历史、社会学和女权主义理论等领域，这种现象同样严重。”

    当然，聪明的格罗斯与莱维特并没有止于这些表面的指责（甚至是谩骂），而是追本溯源，指出了这种反科学反理性的哲学来源与世界观科学观以及方法上的错误，在讨伐后现代主义的时候更将矛头指向了宣布上帝死了的尼采和后现代主义的两位大师德里达和福柯。然而，也正是在这里，他们粗暴简单的论断，甚至是辱骂与人身攻击，反而暴露了自己的弱点。

    不可否认，社会科学理论的多样性和跨学科的特点，尤其是向自然科学家“借用”研究成果和方法，难免会出现差错，甚至确实有nonsense（胡说八道）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确实也很严重；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社会科学与文化研究思潮的出现不仅大大推动了人类对自己以及自身赖以生存的社会的认识，更是对20世纪人类文明困境的反抗与突围。因此，也需要把《高级迷信》当作是“练功对手”，看到格罗斯与莱维特在对他们定义的“学术左派”进行“审判”的时候，有着其自身立场的傲慢与偏见，甚至有着一种昔日王者风光不再之后的复杂心态。

    20世纪前半期，近百年来以科学技术为主要支撑的现代工业文明，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物质成就几乎是以往所有文明都无法比拟的，但同时科学技术及其现代哲学家提出的“启蒙理性”也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神话与霸权，造成对人的异化与统治。二战，尤其是原子弹的悲剧，让西方的理性与科学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科学到底给人类带来的是福祉还是灾难？科学的真理性受到前所未有的怀疑。这种怀疑主义的“鼻祖”，用格罗斯与莱维特话说，便是尼采（或许是因为尼采否认了真理的存在），给如今知识分子带来无穷折磨的罪魁祸首主要是德里达（或许是因为和海德格尔的关系）与福柯（或许是因为福柯将一切知识归结为权力）。但实际上，科学社会学最初萌芽于科学阵营而非人文阵营。首先对科学的权威进行挑战的不是人文学者，而是来自科学共同体内部。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一批当年参加过曼哈顿计划（美国陆军部于1942 年6月开始实施的利用核裂变反应来研制原子弹的计划，亦称曼哈顿计划。该工程集中了当时除纳粹德国外西方国家最优秀的核科学家，动员了10万多 人参加这一工程，历时3年，耗资20亿美元，于1945年7月16日成功地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核爆炸，并按计划制造出两颗实用的原子弹）的科学家联合起来，组成美国科学家联盟（The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FAS），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停止核武器的研究开发。1960年，斯诺在哈佛大学发表有关科学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演讲《科学与政府》，针对二战时期的教训，一再提醒在科学政策的决策方面,不应让个别科学家有过大的决策权,以期免遭这种人对同行的压制和对政府的操纵。演讲将矛头直接指向各工业发达国家社会结构中存在的科技官僚阶层，质疑于“科学的权力”。而斯诺本人起初也是一位物理学家，在二战时也属于科技官僚阶层，在军中任要职。

    不过，后现代主义思想与文化研究思潮的真正兴起，正犹如格罗斯与莱维特所指出的，却是在六十年代反战运动引发的学生运动与环保运动之中，当时一连串的事件把科学技术问题抬到了政治辩论的前台，对科技与权力的质疑与批判成为当时西方思想界的中心议题。1968年的“五月风暴”可谓是其标志之一，那张贴在巴黎大学房门上的著名海报可以视为其宣言：“当下这个革命不但质疑资本主义社会还要质疑工业社会。消费社会注定得暴毙。将来再也没有任何社会异化。我们正发明一个原创性盎然的全新世界。想像力正在夺权。”虽然这个革命没有“发展出革命性的权力结构翻转”，但“和它一比，其他的革命都要矮了一截”（安琪楼·夸特罗其、汤姆·奈仁:《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赵刚译，三联书店2001年）。而这次革命的意义正如福柯回忆所说：“从60年代初期到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我自己的生活也是如此。当然，这不能归因于政党。这是许多社会运动的结果。这些社会运动实际上改变了我们全部生活、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态度以及其他不属于这些运动的人的态度和思想。”（刘北成:《福柯思想肖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自此，主张“去权威”、“去中心”，致力于解构现代社会霸权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异军突起，从早期的海德格尔及其学生汉娜・阿伦特、法国天主教思想家雅克・埃吕尔、美国思想家刘易斯・孟福德，到后来更为凶猛的法兰克福学派众多学者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他们以其强有力的社会批判理论，让后现代主义理论与文化研究日渐成为一门显学。“文化”因此也成为20世纪一个关键词，成为人类反思与批判的一个精神向度。

    很显然，格罗斯与莱维特在梳理“敌手”历史的时候，回避或是忽略了这些背景与他们的意义，也很显然，他们似乎并没有读尼采、也没有读德里达与福柯，如评论尼采只短短几行便给他戴上“鼻祖”的帽子；而对德里达与福柯的评价，不到三页的篇幅有一大半文字纠结于德里达的“声望”问题和福柯的“情感”问题，对他们的著作和思想只字不提，却依此来攻击否定社会科学学者及其研究，这不仅有失体面，而且还显得有些色厉内荏与声嘶力竭。而其中最大的漏洞是，以此一棍子将所有科学社会学者及其研究全部否定，这似乎恰恰犯了他们所批判的“学术左派”所犯下的错误：偏狭与简单轻率地否定一切。

    因此，读到最后一章，格罗斯与莱维特激情澎湃地号召科学家们起来对抗“后现代思想家们在多元文化论的旗帜下的大举入侵”，“夺回已失去的领域”时，不禁为两位科学家的偏执与稚气莞尔而笑。因为这“失去的领域”让我联想起的不是他们对科学真理性的捍卫，而是他们对如今社会科学研究轻易申请到的丰厚研究基金与几乎独霸学术与学校的话语权的嫉妒，这种嫉妒之情几乎毫不隐瞒，甚至带有他们指责“学术左派”们所带有的怨恨与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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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若是把这本书当作他山之石，用来批评当下中国悬空出世的一些所谓“后”“新”学者的文化研究，我更愿意夸大两位作者的偏见与偏激。因为被格罗斯与莱维特认为是“对理性的逃避”的文化研究，在没有理性文化背景的当下中国，文化研究似乎越发表现得玄乎其玄与没有理性，日渐“沦为为一种自我标榜的仪式，沦为一种纯粹的学术谋生手段”，日渐失去批判性而与权力或市场合谋。

    1994年，《读书》杂志先是刊登了李欧梵和汪晖关于“文化研究”的学术对谈，随后又举办了“文化研究与文化空间讨论会”，源起于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学术思潮经过欧美理论旅行，开始落户中国，并以咄咄逼人之势对传统的文学、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领域的研究发起一波又一波的冲击。与此同时，专门的文化研究学术机构也开始纷纷出现：1995年，北京大学成立了由戴锦华教授主持的“文化研究工作坊”；1998年，上海师范大学成立都市文化研究中心；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创办“文化研究网站”；2004年，上海大学成立文化研究系；2005年，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成立，随着这些大学中文化研究硕士、博士专业的设立与招生，一门新兴的学科俨然而生。

    面对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兴起，无论是以工人阶级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伯明翰学派还是以文化工业为批判的法兰克福学派；无论是现代理论的批判精神，还是后现代主义解构中心、颠覆霸权的思想主张，作为一种批评性话语资源的文化研究，无疑为九十年代“退守”学院的知识分子找到一种新的回应现实的“武器”，文化研究学者或是站在精英分子的立场对呼啸而来的大众文化（流行歌曲、电影、网络、游戏、广告、时尚、媒介等）与文化工业进行批判；或是与之相反，站在文化主义立场对复杂多元的文化空间进行辩护。同时，在八十年代“文化英雄”“启蒙者”的身份逐渐失落之后，以边缘文化和弱势群体为阵地，以质疑主流与中心文化的权力机制为宗旨的文化研究，也让日渐边缘化的知识分子找到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因此，文化研究在短短时间内便在中国勃然兴起，并以如火如荼之势蔓延开来，也非空穴来风。甚至不可否认，文化研究者面对新的社会文化环境，在市场经济中寻求新的话语方式、关注社会现实的努力有着其不可抹灭的价值，若是夸张一些，甚至也可以用《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为国际文化研究权威期刊，其前身是Australi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社址设在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主编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在回顾文化研究五十年历史时所说的话来评价：“文化研究的许多真知灼见、争论甚至是分析，都已经成为新的政治和政治经济斗争的策略，甚至是主导性的策略。”

    不过，若是反观十六年来仅仅在经济发达地区兴盛、乃至过于兴盛的中国文化研究，却不难排除其中对时髦理论的追逐与对文化资本的争夺，甚至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之嫌（其真正感兴趣的或许是学术权力与文化产业），用学者贺奕的话说，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论调”和“投机取巧的追逐赛”。因为 “远未进入后工业社会的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确出现了一系列与西方后现代文化惊人契合的现象，如社会中心价值体系的离析，反文化倾向，整体意义的消除，大众传媒和广告业的勃兴，等等。当后现代论者们把目光投向文学艺术领域的时候，他们似乎轻易就能罗列出一系列证据。而我坚持认为，中国出现的这些现象，与西方后现代文化仅仅外表相似，在实质上却大相径庭。”（贺奕：《不幸的类比：“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中国市场》，见《中国后现代话语》，王岳川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

    因此，若是审视繁盛于“中心”而非“边缘”的中国当下种种文化研究，很容易发现其立场与批判性的丧失，而成为一种自欺或是欺人的姿态：或是生硬套用西方文化研究模式，用艰涩的文本与庞杂的分析来显示其思想的高深莫测；或是对现实说说几句不痛不痒的“批判”“阐释”与“默认”，外强中干色厉内荏地扮演着“正义者”的角色。其中最为人所诟病的现象莫过于“文学家变成万能理论家；或者,文学研究者参与各种社会问题的评论,使文学家成为万能社会问题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学科学术前沿报告”课题组：《文学理论学术前沿扫描》，《新华文摘》，2003年第8期)，甚至不难发现一些学者给人感觉正如格罗斯与莱维特所说：“和所有的骗子一样，解构主义的‘高级牧师’及其同党们都是一些溜须拍马之辈。”或许，为此有必要记着《高级迷信》两位作者虽然偏激却也管用的话，用以识别当下文化研究学者两件最具欺骗色彩的“皇帝的新装”——“文化的新装”与“批判的新装”：

    或“……装模作样地研究一些过去认为（事实上也是）极为无聊的事，并从后现代主义词典中取出许许多多新鲜的字眼来修饰它们。他们甚至还拍着胸脯说：自己手中所有的研究主题，哪怕是饶舌音乐或者职业摔跤，都具有深刻的理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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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陳瑞麟 |另一波「科學戰爭」

    22.10.20268 Min.Als Nächs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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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時至今日，科學戰爭已經過了三十年，我也從當年的學術菜鳥變成資深老鳥。今我驚訝的是，過去十年來，科學界似乎又面臨另一波的「科學戰爭」，誠如本書英文原名War on Science；然而，本次科學家起身捍衛的是「學術自由、開放探討與科學歷程」，針對的是「多元、平等、共融／包容」（也就是DEI）的倡議者，矛頭指向的竟是科學界自己！因此，本次的科學戰爭與上一波科學戰爭有很大的不同，它甚至有點像「科學內戰」（詳情參看第一章）。 這一切都令我感到困惑，讀者可能也會有相同的困惑。

    10月，八旗文化推出《當DEI走向極端，政治正確如何改變世界：22位傑出學者聯手，為了真正的科學而戰！》。

    最頂尖大學何以發生最荒謬的情況？科學家竟因為「說出研究得到的結論」而失去工作、被趕下台、被同儕連署圍剿。當「多元、平等、共融」從理想逐漸變成沒得商量的教條；當「語言即暴力」、「被冒犯就取得特權」成為新的校園倫理──那個本該最珍惜自由思辨的地方，正一點一滴被意識形態啃食。本書由理論物理學家勞倫斯．克勞斯主編，集結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平克（Steven Pinker）、索卡爾（Alan Sokal）、弗格森（Niall Ferguson）等22位橫跨政治光譜的學者。他們有人親身被「取消」，有人選擇不再沉默。從性別的科學、科學的去殖民化、DEI官僚的擴張，一直到性別肯認醫療與學術審查，他們以第一手的臨場證言與扎實的論證，追問一個攸關所有民主社會的問題：我們該如何同時守護「善意」與「講道理的自由」？

    本文為中正大學哲學系講座教授陳瑞麟所寫導讀。

    二十幾年前，身為初入學術界的菜鳥，我接下一份翻譯《高級迷信》（Higher Superstition）的任務，開啟了我研究「科學戰爭」（Science Wars）的機緣。這是一場發生在二十世紀末（約莫一九九六至一九九八年間），北美與西歐學術界針對科學本質和科學如何運作的大論辯，起於一些美國科學家起身捍衛科學的客觀性與掌握真理的能力，同時批評人文社會學界中的「學院左派」（academic left）對科學的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vism）觀點，幾乎整個世界都加入了。然而，在這波大戰的末期，有了兩邊握手言和、深入理解彼此的「科學和平」行動。

    時至今日，科學戰爭已經過了三十年，我也從當年的學術菜鳥變成資深老鳥。今我驚訝的是，過去十年來，科學界似乎又面臨另一波的「科學戰爭」，誠如本書英文原名War on Science；然而，本次科學家起身捍衛的是「學術自由、開放探討與科學歷程」，針對的是「多元、平等、共融／包容」（也就是DEI）的倡議者，矛頭指向的竟是科學界自己！因此，本次的科學戰爭與上一波科學戰爭有很大的不同，它甚至有點像「科學內戰」（詳情參看第一章）。 這一切都令我感到困惑，讀者可能也會有相同的困惑。

    以下我嘗試在短短的篇幅內為讀者導讀本書主旨，以及這「另一波科學戰爭」的性質與意義。然而，我沒有完整的解答，只能以困惑的形式來呈現，希望能引導感興趣的讀者深入追究。

    第一個困惑是：多元、平等、包容是當代民主社會的珍貴價值，為什麼變成「學術自由、開放探討與科學歷程」的威脅？本書第三部分前言也明白指出「畢竟，這三張標籤的字面所對應的，似乎都是極其崇高的目標。怎麼會有人認為追尋這些偉大的目標，竟會反過來招來禍害？」答案就是本書的中譯版書名「當DEI走向極端」，危害到科學的自由與開放。DEI的倡議如何走向極端呢？有兩個面向：一是對於「多元、平等、包容」價值內涵的壟斷性詮釋；二是在行動上推動極端的、強制性的實踐措施，表現在針對主觀上違反DEI的科學論文與言論進行審查（censorship）。

    針對第一個面向，本書不少作者認為美國許多大學推動DEI的科學界本身和官僚體制，把「多元」窄化成只有種族和性別上的多元，排除觀點和意見的多元，不容許人們質疑他們的「多元」內涵──這種對異議聲音無法容忍也牴觸了他們標榜「包容」──這似乎只要求異議者包容他們的決定；然後，把「平等」窄化成結果按比例分配，而不是機會上的平等。

    至於第二個面向，如同本書引言、第二、五、八、十二、十三、十七章都舉證歷歷地指出，當前英語世界（主要是美國、加拿大、英國）的科學界自身（包括《自然》、《科學》這類名列前茅的科學期刊）、聲譽卓著的大學、美國DEI體制，有意識地在推動科學論文和研究裡的語言和修辭的言論審查。英國大學則由學生和部分教師發動在他們看來是「不當言論、語詞」談論者的消除／取消（cancel）行動。這些行為構成對科學言論自由的重大傷害。

    第二個困惑是：這一波科學戰爭在性質上似乎是「科學內戰」，因為DEI的推動者是科學界自己、英語世界國家的著名大學。如此，對於身在科學界或非科學界的讀者而言，應該如何理解這場爭辯的本質或焦點？

    我的觀點是：這場爭辯的本質是英語世界的科學家分裂成不同價值觀的兩派，一派是本書的諸位科學家作者，持有古典自由主義的「言論自由、學術自由、開放探討」的價值觀，顯現在第二章作者索卡爾引用古典自由主義大師約翰．彌爾論自由的段落，以及第九章的作者提及的「自由主義科學」，他說：「自由主義科學只有兩條規則：（1）沒有誰能獨占最終發言權（知識都是暫時性的存在）；（2）沒有誰能宣稱個人權威（知識是普遍性的存在）。」另一派是擁抱DEI價值的科學家，他們當前似乎占有科學界的權力位置。然而，這帶來第三個困惑：我們應該對這場「科學內戰」抱持什麼樣的態度，並站在什麼樣的立場上？

    本書引言、第十章和第十七章都試圖把當前英美科學界和大學對於DEI價值的擁抱歸因於三十年前學術左派（包括馬克思主義、後現代主義、社會建構論等）對大學的「滲透」：第十章稱為「穿越制度的長征」，第十七章則舉出驚人的數字：「多項調查（見Redding 2023b）顯示在年輕一代（多有終身職）的教授與校務人員中，你幾乎看不到任何保守派、自由意志主義者，甚至連中間派或不涉政治的教授也極為罕見。自然科學領域有大約八至九成的教授屬於左派，而在社會科學中，這個比例逼近百分之百，有時一眾系所甚至整個學院，都沒有任何一位非左派的老師（Redding 2023）。」

    這個引文對於讀者來說也許怵目驚心。然而，這樣的左派與非左派（右派、保守派、自由主義）的區分本身，是不是也是一種政治化的框架？為什麼有近八九成的自然科學家會屬於左派？會支持在科學體制中推動DEI？這真的可以單純用宣傳或滲透來解釋嗎？難道不是那些科學家認為DEI有益於科學嗎？難道這二十五年來美國大學教育和研究已經無法讓教師科學家與學生好好思辨與反省了？

    最後，我不建議讀者太快選邊站，畢竟如同三十年前的科學戰爭，議題相當複雜（不少篇章涉及科學內部的觀點競爭），核心爭辯涉及與每個人都切身相關的價值觀：自由、開放、平等、多元、包容。它們每一個都很重要。在人們實現這些價值觀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產生許多衝突與弊端（極端化確實容易製造問題），而有限的人類只能不斷地在嘗試中持續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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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理查．道金斯（Richard Dawkins） | 科學真相立於人類情感與政治糾葛之上

    21.10.202613 Min.Als Nächstes

    編者按：10月，八旗文化推出《當DEI走向極端，政治正確如何改變世界：22位傑出學者聯手，為了真正的科學而戰！》（The War on Science: Renowned Scientists and Scholars Speak Out About Current Threats to Free Speech, Open Inquiry, and the Scientifi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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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10月，八旗文化推出《當DEI走向極端，政治正確如何改變世界：22位傑出學者聯手，為了真正的科學而戰！》（The War on Science: Renowned Scientists and Scholars Speak Out About Current Threats to Free Speech, Open Inquiry, and the Scientific Process）。

    最頂尖大學何以發生最荒謬的情況？科學家竟因為「說出研究得到的結論」而失去工作、被趕下台、被同儕連署圍剿。當「多元、平等、共融」從理想逐漸變成沒得商量的教條；當「語言即暴力」、「被冒犯就取得特權」成為新的校園倫理──那個本該最珍惜自由思辨的地方，正一點一滴被意識形態啃食。本書由理論物理學家勞倫斯．克勞斯主編，集結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平克（Steven Pinker）、索卡爾（Alan Sokal）、弗格森（Niall Ferguson）等22位橫跨政治光譜的學者。他們有人親身被「取消」，有人選擇不再沉默。從性別的科學、科學的去殖民化、DEI官僚的擴張，一直到性別肯認醫療與學術審查，他們以第一手的臨場證言與扎實的論證，追問一個攸關所有民主社會的問題：我們該如何同時守護「善意」與「講道理的自由」？

    本文為《自私的基因》作者理查．道金斯文章節選。

    有人曾經說：「上帝肯定覺得莫名其妙，明明這方庭院裡一個人也沒有，這棵樹怎麼還好端端地繼續待在那兒。」

    ──羅納德．諾克斯（Ronald Knox, 1888-1957）嘲諷柏克萊主教（George Berkeley, 1685-1753）之語

    倘若智慧外星生命有朝一日造訪我們，我們能以什麼作為對話的共同基礎？科學啊，不然呢。百分之百是科學，而且多半是科學與數學獨占鰲頭。我們其他的關懷對他們而言不是過於陌生如外星，就是過於偏於宇宙一隅，難以引起他們的興趣。反之亦然。外星人會有他們自己的牛頓與愛因斯坦、普朗克與海森堡可以仰之彌高。他們會有畢氏定理。他們會計算出（記成他們獨特符號的）π，以及數學與物理中的其餘偉大常數。他們會有原子論。他們會辨識出與我們相同的元素清單，並將其排列成相當於我們元素週期表的東西。還有一點或許不那麼顯而易見，但我敢賭一把說他們也會以他們的達爾文為尊，畢竟我曾論證過由天擇驅動的某版演化，是智慧得以在任何一方宇宙中誕生的唯一途徑。

    且讓我們退一億步去假設外星人生物本質超乎了我們至為獵奇的想像。他們可能是雲霧一般的氣體、可能是沒有固定形狀的脈動膠狀團塊，也可能是由分散的心智單位所組成的蜂群──而不似我們地球動物想像中的生命就是要看得見、摸得著。但他們依然會是某種達爾文式演化的產物（或由達爾文式演化產物最終製造出的人工產物）。他們會擁有我們能認得是人類科學萬神殿中如牛頓、馬克士威、愛因斯坦、薛丁格、門得列夫等大神所對應的科學家（而且很可能會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若未在物理與數學發展上達到起碼如此的造詣，那他們根本不可能抵達這裡。柏拉圖學院入口處曾銘刻著一句話：「不懂幾何者不得入內。」這是一句相當令人遺憾的標語，是阻擋在學習面前的傲慢門檻，也是一種與「有教無類」背道而馳的篩選。唯宇宙中確實存在一個過濾器，一句不需掛在任何行星門口的標語：「無知於科學與數學者，將無法進入我們的重力井，因為他們連逃離自己的重力井都做不到。」

    姑且舉兩個在地球上被吹成可與達爾文比肩的人物，我們的外星訪客會景仰他們星球上的佛洛伊德或馬克思嗎？我想很客氣地說，你會為了這種主張辯護得滿頭大汗。至於你問他們會不會尊外星版的傅柯或德希達，乃至於他們的茱蒂絲．巴特勒（Judith Butler, 1956-）或伊布拉．肯迪（Ibram X. Kendi, 1982-）為大師，我想那就是個笑話，而且還是讓人笑不出來的那種。像「系統性種族主義」、「課程去殖民化」或「文化挪用」這類只能偏安於一隅，如蜉蝣般朝生暮死的玩意，根本不會出現在他們的眼皮底：其微不足道、沒有意義，與徒勞無功，無異於諺語裡所說：在針尖上旋轉跳舞的天使。

    凡此種種都只是為了說明一件事，科學乃是，或逐步逼近著以永恆視角（sub specie aeternitatis）所觀之的普遍真理，是適用於古往今來、宇宙洪荒的實情。不同於性別研究、媒體研究、女性研究、黑人研究、白人研究、米老鼠研究那樣，科學既不拘於一方水土，也非曇花一現，它不侷限於宇宙中的某個小點、某一物種，或寥寥某一段歷史時期。再者科學會隨著世紀（甚至每十年、每個春去秋來、每個星期）的推移而進步，而那是神學、哲學、社會學，或我認為任何其他學術領域，都無法真正做到的事情。即便是莎士比亞、貝多芬、米開朗基羅的輝煌成就，即便有著深邃的底蘊、儘管能豐富心靈，但說得客氣點，在宇宙尺度的時間與空間裡，它們都只像是一瓶無法遠行、也不可能愈陳愈香的醇酒。

    LIGO（Laser Interferometer Gravitational-wave Observatory，能偵測到比質子寬度還小的重力波）、破解DNA密碼、對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的預測與後來的發現、疫苗的發明、在彗星上實現軟著陸、前往冥王星的飛掠觀察任務、元素週期表，以及對「由非隨機存活所驅動的演化」的認識等，都是造就我們的過程──這些都是智人作為一個非凡物種的每一位成員，都能引以為傲的成就。值得我們引以為榮的不光是我們掌握的科學知識，更是我們獲得這些知識的方法。這些方法也極有可能放諸宇宙皆準，而非僅限於我們的這顆行星。我在此不打算重述科學認識論與科學方法的偉大著作。反之我打算腳踏實地，讓謙遜的「雙盲試驗」扮演科學精神的典範與體現，特別是科學對客觀證據的尊重，以及對主觀或意識形態偏見的警惕。

    醫學研究者在測試新藥時的一項堅持，是無論給藥的醫師，還是服藥的病人，都不准知道哪些藥丸是安慰劑、哪些是正在試驗的藥物。如果病人知道自己服下的是（或不是）實驗藥物，那他的健康狀況就可能在身心兩方面受到影響。如果醫師知道自己遞出的藥是哪一種，那她的舉止態度就可能在不經意中將資訊透露給病人。如果研究者能隨時掌握實驗結果的走向，那他就可能會在結果看似對自己有利時，受到誘惑去提前終止實驗。即便實驗過程不存在舞弊，外界也決計無法在欠缺嚴謹控制的狀況下信服於一項實驗。雙盲對照試驗即便在某些特定情況下無法實施，仍舊是黃金標準。雙盲實驗代表著我們摒除了情緒、主觀印象、「生命經驗」，以及一種有害的觀念，那就是「你的真理和我的真理不同，而每個人的真理都同樣有效」。唯有受客觀、可受公評之證據所支持者，才是唯一、完全可靠的真理。

    我認識的一位年輕女子在絕望中放棄了她的社會科學課程，轉到另一所大學去讀醫學與科學。壓垮她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一位社會人類學講師口吐的這句話：「我們這門學科的美妙之處就在於當我們兩個人看著同一組資料時，會得出相反的結論。」我曾與一位社會人類學家爭論過，他的意思大致是：「作為一個西方科學家，你看著月亮，看到的是一塊遵守牛頓定律，距離我們約二十四萬英里的岩石。但如果有某個部落民族相信月亮是一口被扔到樹梢上方不遠處，天空中的舊煮鍋，那他們的信念也同樣屬實。你之所以相信你的那套，是因為你是西方科學家。但你的真理並不比他們的真理更真。」

    不不不，一千個不。人類學者或許需要尊重某個部落信仰如何與其文化的其他部分契合。他們會擁有一套能自圓其說的世界觀，當中所有事物彼此相關，包括那個月亮就在樹梢上方不遠處的信念。但無論他們的各種信念彼此多麼一致、多麼自恰，它們仍可能就是錯的。「月亮是一口鍋子」的理論並不是「另一種真理」，也不是「另一種認識世界的方式」。它是個錯誤。當然，你可以同理不同文化的信仰；你也完全可以從人類學者或歷史學家的角度去研究它們。但只要牽涉到事實，判斷其真偽的方式只有一個，那就是檢視證據。而我們所知用來評估證據的最佳方法，就是科學。未來如果有比現在更好的方法問世，科學也會不吝採用。

    人性如果是一頂王冠，那科學就是王冠上的寶鑽。我們完全有理由為其感到驕傲。但因為揭開自然真相所斬獲的驕傲，應當以在靜觀這些真相時的謙卑來調和。科學的事實早在世間有人類去發現它們之前許久，就已然是事實。而在我們這個物種滅絕之後很久、在再也沒有任何大腦能記得我們之後，它們仍將繼續是事實。科學所追求的那些真理不僅僅在此時此地，供我們觀看時才為真；它們的真實穿越古往今來，遍及宇宙每一處，就算那裡現在沒有，以後也不會有眼睛去檢視的遠僻角落裡。

    本文將舉出兩個例子，來討論人類兩個在恆久而普世的科學真理面前所展現的虛妄傲慢。這兩例都把人類提升到一種「物種層級的唯我論」，都是我在開篇引用那段諷刺柏克萊主教的哲學所留下的現代回聲。第一個例子，是一段可恥的俄國史，當中區區政治竟被拔高到科學真理之上。在一九三○到一九四○年代的蘇聯，一名否認科學的無知之人獲得至高領袖的青睞，結果是俄國（與後來的中國）之糧食生產倒退了半世紀，並衍生出禍害數百萬人的悲劇。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被獨裁地賦予了高於遺傳學的位階。第二個例子，是後現代主義的傲慢，是自以為是且錯誤地將科學斥為「社會建構」爾爾。我會在本文後半部分說明這種虛妄──特別是那個說我們可以凌駕於科學之上，可以從一個光譜中任意選擇自身性別的荒謬主張。人類在此的傲慢，是相信個人可以依感受去改變現實。

    我不會在此細究宗教信仰，畢竟我已經在先前的作品裡這麼做過，但我會稍微帶過的是人類將自我感受提高到科學真相之上的第三個顯著案例。「宇宙是由某個龐大的創造性智慧所設計」這個引人入勝的假說，理應按照科學的標準來評估其證據與可檢驗性（而我個人認為，這個假說應該遭到否定）。但與本文較為相關的論點，是有人認為宗教信仰的正當性來自於其有能力提供愉悅、心理支持與慰藉給苦於憂鬱、哀慟與恐懼之人。我近期與一名摯友公開討論，其人原本是堅定的無神論者，但卻突然之間皈依了基督信仰。她贏得了包含我在內一群現場觀眾的同情，靠的是她袒露了自己是怎麼透過禱告，從一場近乎要尋短的深度憂鬱中掙脫出來，那是一段十分感人的心路歷程。但被問起她是否真的相信基督教的教義，她的回覆是：「我選擇相信……」唯同情歸同情，我仍不得不指出「因為我相信X為真而感到安慰」這點，並不能在邏輯上推得「X因此為真」。套一句史迪芬．平克的說法，你可以選擇相信追趕你的老虎是一隻兔子，但你的選擇性信念無論多麼熱切，都無法改變一個殘酷的現實是老虎就是老虎，而且你很快就會在痛苦中認知到這點。但關於這部分我就不再贅述，因為接著我就要把話鋒轉向「人類面對客觀現實時的傲慢」之兩大案例其一：將政治拔高到科學真理之上。

    （未完，欲讀全文請購買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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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蕭育和 | 進步的異議：當索卡爾的憤怒升級

    20.10.20269 Min.Als Nächstes

    編者按：10月，八旗文化推出《當DEI走向極端，政治正確如何改變世界：22位傑出學者聯手，為了真正的科學而戰！》。最頂尖大學何以發生最荒謬的情況？科學家竟因為「說出研究得到的結論」而失去工作、被趕下台、被同儕連署圍剿。當「多元、平等、共融」從理想逐漸變成沒得商量的教條；當「語言即暴力」、「被冒犯就取得特權」成為新的校園倫理──那個本該最珍惜自由思辨的地方，正一點一滴被意識形態啃食。本書由理論物理學家勞倫斯．克勞斯主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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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10月，八旗文化推出《當DEI走向極端，政治正確如何改變世界：22位傑出學者聯手，為了真正的科學而戰！》。

    最頂尖大學何以發生最荒謬的情況？科學家竟因為「說出研究得到的結論」而失去工作、被趕下台、被同儕連署圍剿。當「多元、平等、共融」從理想逐漸變成沒得商量的教條；當「語言即暴力」、「被冒犯就取得特權」成為新的校園倫理──那個本該最珍惜自由思辨的地方，正一點一滴被意識形態啃食。本書由理論物理學家勞倫斯．克勞斯主編，集結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平克（Steven Pinker）、索卡爾（Alan Sokal）、弗格森（Niall Ferguson）等22位橫跨政治光譜的學者。他們有人親身被「取消」，有人選擇不再沉默。從性別的科學、科學的去殖民化、DEI官僚的擴張，一直到性別肯認醫療與學術審查，他們以第一手的臨場證言與扎實的論證，追問一個攸關所有民主社會的問題：我們該如何同時守護「善意」與「講道理的自由」？

    本文為中央大學、逢甲大學兼任助理教授蕭育和為本書所寫導讀。

    在科學中，進步是客觀的事實；但在倫理與政治中，進步卻是一種迷信。科學知識的加速發展推動了技術創新，催生了源源不絕的新發明；過去數百年來人口的巨大成長，其背後正是這股力量。後現代思想家或許會質疑科學的進步，但它毫無疑問是真實存在的。

    ──約翰．葛雷（John Gray），《異端：反進步與其他幻見》（Heresies: Against Progress and Other Illusions）

    讀者手上這本原作題為「科學戰爭」（The War on Science）的文集，毫不意外引起兩極化評價。盛讚者稱其堅定捍衛了「科學」，揭露了進步政治議程如DEI對科學文化與大學體制的摧殘；抵制者則指控文集中充滿瑣碎的抱怨，字裡行間盡是種族主義、厭女與生理性別的偏執，五星評價與一星評價各執一詞，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當前時代的精神氛圍，尤其涉及DEI議題，顯然讓人們更輕易地各自站隊。

    即便文集本身的政治狗哨意味強烈，各篇的立論也良莠不齊；不過，無論讀者對DEI的觀感為何，或許不該將之視為單純的「反DEI」政論集。多元、平等與共融，在過去十年間幾乎成了西方高等教育的信仰核心，但當它從價值倡議轉變為官僚規訓，所衝擊的不僅是大學的聘用與升遷制度，更是大學賴以存在的根本精神。當政治與道德價值逐漸進入大學制度，甚至透過研究補助、教師聘任、升等、學術評鑑與校園規範發揮作用時，大學體制還能不能維持其作為知識生產場所最重要的功能：允許人提出問題、挑戰共識，甚至犯錯？

    主編克勞斯在長達數十頁的引言中，以數據展示這種規訓力量的規模：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平等與共融部」擁有一百五十二名員工，年度預算三千六百萬美元；密西根大學則養了二百四十一名DEI員工，年花費超過三千萬美元。但真正令學者感到窒息的不是預算數字，而是無所不在的審查機制。柏克萊大學生命科學系曾有一年淘汰了百分之七十六的申請者，原因不是研究能力不足，而是「多元聲明」未達標，「其研究成果連被審查的機會都沒有」。文集中反覆提及類似的規訓效果，在近日劍橋大學因阿爾戴（Jason Arday） 所引發的激烈爭論中，人們質疑大學體制是否為了DEI的門面而犧牲了對於學術要求的堅持，追求「進步價值」是否正在衝擊大學體制與科學社群所信奉的功績傳統？

    這個問題恐遠遠不只是對DEI的態度而已，背後或許反映不同科學社群對於「進步」的異議。知名「典範」論述的提出者孔恩（Thomas Kuhn）即使被認定瓦解了科學社群的神聖性，他也依然堅信「只要科學事業存在，那麼無可避免某種進步會成為其特徵」；文集中承受猛烈砲火的「後現代作家」某種程度上應該也不會否認「進步」，傅柯與德希達都曾經自詡是啟蒙精神的忠實捍衛者。

    文集中有一個不得不注目的名字，物理學家索卡爾在三十年前，據說只用了幾個禮拜就熟習「後現代」的寫作風格，然後以量子力學為主題投稿知名的期刊，一篇通篇胡說八道的論文，揭露了人文學科中後現代思潮濫用科學術語的荒謬，雖然索卡爾當年的惡意嘲諷並沒有阻止部分毀譽參半的知識家繼續使用「理組」詞彙，例如近年大談量子力學之存在論意涵的紀傑克（Slavoj Žižek）。

    目前的風波顯然已不止於不同學術社群的相看兩厭，索卡爾在文集中所表現的憤怒，遠較當年的惡搞論文風波升級，因為在他看來，後現代式胡言亂語的歪風正從人文科學吹到數理醫化領域。引言中提到了二○二三年在《化學教育期刊》一篇主張以「女性主義框架傳授科學重要性」的論文，論文聲稱「探討量子力學、馬克思主義唯物論、非裔未來主義／悲觀主義，以及後殖民民族主義之發展與互動關係」，並主張將「自哥本哈根詮釋中援引了波粒二象性與坍縮的概念」，索卡爾的憤怒其來有自，內文太多他當年胡亂拼貼的詞彙。

    同一年，《物理評論》的物理教育專欄刊出了〈在大學物理導論課中觀察白人性〉，文中聲稱「白板在將白人性重構作為社會組織一環的過程裡也扮演了某種角色」，而所謂的白板，就是教室裡寫字的那塊白板；美國國家科學院甚至將科學溝通領域的最高榮譽頒給了一篇主張「依據愛因斯坦的協變性原則，黑人女性必須獲得同等的權力去主張其客觀性」的論文，愛因斯坦的協變性原則如何能支持進步的政治主張？對文集的作者們來說，讀者對這個問題感到困惑很正常，但如果對問題的答案感到猶豫，定然哪裡不對。

    類似的爭議，還出現數學領域，大學體制中所教授的數學知識，是否只是一種西方中心、歐洲式的認識世界方式，因此需要「去殖民化」？以及在醫學領域，精神科醫師薩泰爾講述了自己差點被「取消」的親身經歷，緣由於她在關於濫用藥物的講座中被指控對鄉村底層存在「非人化、貶低且帶有階級歧視的意味」，檢舉文件中稱「我們認為她的著作已超出值得辯論的『意見歧異』範疇」。

    沒有任何值得辯論的事情，當事人也不需要辯解。這種境遇讓文集中不只一位作者將當前的氛圍類比為納粹對「猶太科學」的攻擊，以及蘇聯時期的李森科主義。甚至可能更加慘烈，畢竟現在的大學體制沒有「黨」的路線依循，讀者可以關注文集中對於以巴衝突的不同意見，以及「跨性別」的爭議，某些應該止步於後現代作家奇思幻想與創意性詮釋的論述，如今正以不容質疑的進步價值之名，堂而皇之入主「科學」領域，這是索卡爾憤怒升級的根本理由。近日聯合國「修正地圖」（Correct the Map）決議在地理資訊界引發的異議， 恐怕也是同樣情緒。

    如果讀者依然認為這本文集只是一群狂熱右派的取暖，我會建議讀一讀哈佛大學平克的〈拯救大學免於自我毀滅的五點計畫〉一章。平克曾經投書《紐約時報》，嚴詞批判川普對哈佛大學的打壓，稱「摧毀知識取得與傳承的機構，是可悲的愚行，也是對未來世代的罪行」，對於川普政府聲稱部分舉措是出於護猶動機，平克則直指摧毀大學研究機構對猶裔研究人才的傷害，遠大過挺巴標語。

    平克對哈佛大學也並非毫無批判，投書中他舉了近年來幾起迎合群眾輿論的「取消」事件，諸如生物學家卡洛．胡文在採訪中解釋生物學如何定義男性與女性引起爭議，最後被迫離校，該事件也是平克建立「學術自由委員會」的契機；還有流行病學家泰勒．范德威爾（Tyler Vander Weele）因被發現曾連署反同婚而被迫道歉；法學者羅納德．蘇利文（Ronald Sullivan）由於為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辯護，被學生指「感到不安」而被迫辭去宿舍主任職務。

    平克指責哈佛校方迎合學生的暴民正義，而據權威機構評比，哈佛的言論自由在二百五十多所學院中倒數第一。對於川普政府針對哈佛的「反猶」指控，平克則指由教職員組成的「哈佛支持以色列組織」所提出的報告中，曾詳細記錄了一切可查的塗鴉與社群媒體貼文，沒有發現任何把「毀猶」當作目標的表述。

    平克幾乎親身參與、見證了當前世界的所有爭議火線。在這些議題上，人們早已習慣於便宜選擇立場；現代自由主義文化並不否認壓迫的存在，只是仍願意相信體制的自我糾錯、說理的力量，以及權力機構的節制。平克因此顯得不合時宜，幾乎注定要落得「兩邊」不討好的下場，但平克努力維持的文化氛圍，其實也正是「後現代」書寫賴以茁壯的條件，而它是不是正在腐化？答案很難，希望無論立場為何的讀者都能有自己的體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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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书讯｜理解当下美国：政党、战争与财富

    19.10.20269 Min.Als Nächstes

    编者按：理解美国政治，不能只看总统、国会选举以及两党之间的公开争论。正式的政治制度规定了权力如何产生和行使，但在这些制度背后，还有许多不那么容易被公众看到的过程：候选人在进入选票之前如何获得提名，国家领导人如何决定发动战争，经济财富如何分布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之中，以及政治人物为什么会采取看似不理性的行为。这些问题涉及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共同主题：政治行为不仅受到正式制度约束，也受到组织资源、个人激励、认知方式和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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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理解美国政治，不能只看总统、国会选举以及两党之间的公开争论。正式的政治制度规定了权力如何产生和行使，但在这些制度背后，还有许多不那么容易被公众看到的过程：候选人在进入选票之前如何获得提名，国家领导人如何决定发动战争，经济财富如何分布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之中，以及政治人物为什么会采取看似不理性的行为。

    这些问题涉及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共同主题：政治行为不仅受到正式制度约束，也受到组织资源、个人激励、认知方式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仅仅观察选举结果、政府政策或新闻画面，往往不足以解释政治决定是怎样形成的。

    本期选择的三本书，从不同角度讨论这些不易被看见的政治过程。Kathleen Bawn等六位政治学者的《扎根地方的政党》研究美国众议院候选人的提名，指出在选民投票以前，利益集团、政治活动组织和地方党内网络已经通过资源投入和组织协调，对候选人的产生施加重要影响。James H. Lebovic的《盲目出手》比较朝鲜、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四场战争，研究美国决策者为什么反复低估战争的成本和风险。经济学家Owen Zidar与Eric Zwick的《无处不在的百万富翁》重新考察美国富人的财富来源，发现大量私人企业主积累的财富远比公众熟悉的科技和金融富豪更为广泛。

    Parties on the Ground: A Study of Nominations for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扎根地方的政党：美国众议院候选人提名研究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26年9月28日 ）

    by Kathleen Bawn、Knox Brown、Angela X. Ocampo、Shawn Patterson Jr.、John L. Ray、John Zaller

    内容介绍：在美国众议院选举中，选民通过投票决定谁进入国会，但在许多长期由某一个政党占据明显优势的选区，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竞争往往发生在党内初选阶段。由此产生一个美国政治学长期关注、却相对缺乏充分经验研究的问题：在选民真正投票之前，究竟是谁决定了哪些人有机会成为国会候选人？本书六位作者从候选人提名这一环节出发，重新考察美国政党在地方政治中的实际运作。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改革曾试图通过初选制度削弱政党领袖对候选人提名的控制，将更多决定权交给普通选民。但作者发现，制度上的参与机会并不意味着所有选民都具有相同的实际影响力。多数普通选民很少持续关注候选人提名的早期过程，而拥有明确政策目标的利益集团、政治活动组织和地方党内网络，却会投入时间、资金和组织资源，寻找并支持符合自身利益的候选人。这些组织通过筹款、政治背书、志愿者动员以及与地方政党之间的协调，对候选人的竞争能力产生重要影响。作者利用数百次深入访谈、竞选筹款数据和出口民调等材料，并对55场具有胜选可能的开放席位国会初选进行深入考察，研究这些通常不为普通选民所见的政治活动，同时指出党内建制派与挑战者之间也存在激烈竞争，在共和党内部尤其明显。本书的重要贡献，是把政党研究从全国层面的意识形态和选举结果重新带回地方组织与候选人提名过程，说明美国政党不仅是选民表达政治偏好的工具，也是不同政策利益和政治组织争夺代表权的场所。

    作者介绍：本书由六位美国政治学研究者合作完成。Kathleen Bawn与John Zaller长期研究美国政党、选民行为、政治代表及政治信息传播，尤其关注政党组织与政策利益集团在美国民主制度中的作用。Knox Brown、Angela X. Ocampo、Shawn Patterson Jr.和John L. Ray则共同参与了本书对众议院提名政治的经验研究。作者团队将政党理论与地方政治调查相结合，通过大量访谈和选举数据，试图解释正式初选制度之外的组织性影响。

    Shots in the Dark: The Bad Decision-Making Behind US Wars from Korea to Afghanistan（盲目出手：从朝鲜到阿富汗，美国战争决策中的错误判断，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26年10月）by James H. Lebovic

    内容介绍：为什么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动或参与的几场主要战争，往往没有按照决策者最初设想的方式发展？James H. Lebovic以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为案例，考察美国政治与军事领导人在战争前夕和战争初期如何判断形势、选择政策，以及为什么这些决策反复受到类似认知偏差的影响。作者并不满足于把战争中的失败归结于某位总统、某次情报失误或者某个军事指挥官，而是试图寻找不同历史时期反复出现的决策机制。他提出“工具性偏差”（instrumental bias）的概念，指决策者过度关注眼前可以采取的军事手段和短期目标，却没有充分考虑这些行动如何实现更长期的政治与战略目的。政策制定者往往急于取得具体的军事成果，却没有认真检验其中隐含的假设，也没有充分评估敌方反应、战争升级、政策选择之间的取舍及其长期后果。

    Lebovic通过对四场战争关键决策阶段的历史文献进行比较，分析短期思维、认知盲点和组织决策如何共同导致判断失误。书中的核心问题因此不是美国为什么在某一场战争中失败，而是为什么不同政府、不同战争和不同战略环境下，会反复出现相似的决策错误。这使本书不仅是一项美国战争史研究，也是一部关于国家安全决策、政治心理和政策制定过程的比较研究。

    作者介绍：James H. Lebovic是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政治学与国际事务教授，长期研究美国外交政策、国际安全、军事战略和国家安全决策。他此前出版的著作包括《计划失败：美国在越南、伊拉克与阿富汗的战争》（Planning to Fail: The US Wars in Vietnam, Iraq, and Afghanistan，2019）和《优势的虚假承诺：冷战后的美国与核威慑》（The False Promise of Superiority: The United States and Nuclear Deterrence After the Cold War，2023）。他的研究重视历史文献与决策过程分析，尤其关注政策制定者如何在信息不充分、目标冲突和组织压力之下作出战略选择。

    The Everywhere Millionaire: Who Is Really Rich in America and How They Got There（无处不在的百万富翁：美国真正的富人是谁，他们如何致富？ Henry Holt and Co. 2026年9月）

    内容介绍：谈到美国富人，人们通常首先想到硅谷科技企业创始人、华尔街金融家和大型上市公司的高管。但Owen Zidar与Eric Zwick认为，这种由富豪排行榜和新闻报道塑造的印象，忽略了美国财富结构中一个规模庞大而又不那么显眼的群体：遍布各地的私人企业主。

    作者利用多年积累的税收、企业所有权和财富数据，研究美国高收入与高净值群体的真实构成，并发现大量财富来自汽车经销商、餐饮企业、地方服务业以及其他通常不被视为高科技或金融精英的私人企业。这些企业主的财富与企业所有权及税收制度密切相关。作者尤其关注S型公司和合伙企业等“穿透式企业”（pass-through businesses）的发展。在这类企业中，利润通常直接归属于所有者，并在所有者层面纳税，而不是按照传统公司的方式先在企业层面缴纳所得税。作者认为，这种企业组织形式的发展，是理解美国私人企业主财富积累的重要制度背景。通过结合税收数据与企业经营者的具体经历，本书不仅研究这些人如何积累财富，也讨论财富集中对雇员、地方经济和社会不平等产生的影响。对于研究美国政治经济的人来说，这也提出了一个值得进一步追问的问题：当大量经济资源掌握在地方私人企业主手中时，这种财富结构如何影响地方社会、税收政策和政治利益的形成？

    作者介绍：Owen Zidar是Princeton University经济学与公共事务教授，主要研究公共财政、税收政策、企业行为、财富分配以及经济不平等。他的研究特别关注税收政策如何影响不同收入群体、企业和地方经济。Eric Zwick是University of Chicago Booth School of Business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研究领域包括企业金融、税收、创业、投资和财富分配。两位作者长期合作，利用行政税收数据和企业资料研究美国财富与企业所有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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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成蕾|《如果牆能說話》後記

    16.10.20266 Min.Als Nächstes

    編者按：「季風出版」的第一本書是澳籍華裔記者成蕾的回憶錄《如果牆能說話：她在國安牢獄的1154天》。2020年8月，成蕾被中國國家安全局人員蒙面帶走。以涉嫌「間諜」罪被投入監牢。理由是在三個月前的「兩會」上，她提前七分鐘透露了即將公開的報告內容。隨後的1154天裡，她失去自由，三年沒有見過一棵樹。身為女性被囚者，成蕾在獄中發明「自由」，在床板上做瑜伽、向看守說一句早上好。她用細膩冷靜的筆觸記錄專制的非人化，也記下了黑暗 …

    Shownotes

    編者按：「季風出版」的第一本書是澳籍華裔記者成蕾的回憶錄《如果牆能說話：她在國安牢獄的1154天》。2020年8月，成蕾被中國國家安全局人員蒙面帶走。以涉嫌「間諜」罪被投入監牢。理由是在三個月前的「兩會」上，她提前七分鐘透露了即將公開的報告內容。隨後的1154天裡，她失去自由，三年沒有見過一棵樹。身為女性被囚者，成蕾在獄中發明「自由」，在床板上做瑜伽、向看守說一句早上好。她用細膩冷靜的筆觸記錄專制的非人化，也記下了黑暗中守住的尊嚴與幽默。封面上的紙張紋理，也是成蕾曾日復一日面對的高牆；兩把不肯倒下的椅子，是對自由的堅持。高牆曾試圖封鎖的一切，都被她寫進了這本書裡。這本由季風出版的《如果牆能說話》，已經正式抵達 DC 門店。真誠期待大家閱讀成蕾的文字。【本書為台灣印刷，繁體橫板】北美歐洲讀者購買🔗：https://jfbooks.org/products/9786269332502台灣讀者購買🔗：https://books.com.tw/products/0011064011日本讀者購買🔗：https://outsiderbookstore.myshopify.com/en/products/%e5%a6%82%e6%9e%9c%e7%89%86%e8%83%bd%e8%aa%aa%e8%a9%b1-%e5%a5%b9%e5%9c%a8%e5%9c%8b%e5%ae%89%e7%89%a2%e7%8d%84%e7%9a%841154%e5%a4%a9

    本文為本書後記，季風出版授權刊發。

    站在舞台中央，燈光追隨著我。我拉下灰色衣袖，舉起雙臂，將身心向上提起。彷彿一場海嘯，正在我的身體裡升起。

    被囚禁1154天的我，在這一刻，想像著和我遙遠的獄友們一起。我們將手臂伸向太陽，神情專注，像樹一般挺立。

    海浪的聲音在舞台上響起。我的面前是觀眾——但我看不見他們。我正凝視著看守所牆上的那面電視。畫面裡，衝浪者與洶湧的浪濤在搏鬥，翻騰的海水帶著我飛越赤道，我彷彿嚐到了海水鹹鹹的滋味，以及大海強勁懷抱中那翻滾和失重的感覺。

    這是2026年5月下旬的一天，墨爾本藝術之家劇場（Arts House Theatre）。以我獄中經歷為藍本的話劇 1154 Days，正在這裡上演。我是這個話劇的編導之一，也是主演。人生中，我第一次以演員的身份登上舞台，講述自己的故事。

    嗶——嗶——那是鐵門打開的聲音。我曾多麼憎恨那聲音！一次次，無盡的絕望、孤獨與無聊中，它只給監室中的我帶來失望。我曾多麼渴望，有任何東西能打破令人發狂的獄中日常——一本書、一件 T 恤，一封信。可每一次，我等到的都是失望。

    記憶裡的歌飄來，生命的本能促使我唱歌。伴隨著囚室裡低低的旋律，獄友們的聲音甦醒了。此際，來自囚室的聲音，與墨爾本的天際線，叢林，還有流動的白雲重疊在一起。

    接著，是咚咚咚咚的敲擊聲。那是我在敲隔壁囚室的牆。觀眾們能看到，我和獄友們，如何拒絕成為一個個麻木無感的編號，用手臂和心靈來打破高牆。通過敲擊，我們說出全世界城市的名字——此刻，它們在舞台上發光，在地圖上畫出一個愛心的形狀。

    那是苦海中的一絲甘甜。隔絕的高牆，曾經是連結我和獄友的另類 APP。我自豪，在那樣孤絕的環境裡，我們曾讓人性和愛在監控攝像頭下飛揚——那是他們永遠無法囚禁的事物。

    就這樣，在我重獲自由兩年半後，在墨爾本的舞台上，我與我牽掛的獄友們，與眼前的觀眾，隔著時空相遇。

    被囚禁在北京大紅門南路47號國安看守所的日子，是我此生所經歷的最極端的絕望與黑暗。此刻，當我把這一切搬上舞台——那每一秒的荒謬與殘酷，無奈的微笑，輕蔑的眼神，同情的嘆息，還有審訊的場景。我在舞台上展開終極復仇——情景再現，嘲弄極權的荒謬，報之以無情的諷刺。

    獄友們的腳步，出現在我的話劇裡——我通過屏幕，再現當年囚禁中的生活。在那狹小的囚室裡，我們曾一起整齊地踏步，笨拙地起舞，也曾被迫瑟縮著，不知道無盡的黑暗何時結束。

    如今，那些真實的人們，依然在受苦。我想念她們。有一天，我的獄友們，她們能看到我的這部劇，這本書嗎？

    重獲自由後的我，在這本書中寫下了一切，不僅僅是為了記下我經歷的這個巨大的生命創傷。

    我知道，當我可以無所畏懼地說話——身處一個自由和安全的環境裡，其實也是一種特權——我要替那些被迫沉默的人，替那些被迫埋沒的記憶與真相，發出聲音。

    我寫下這一切，為我自己，也為那些因各種原因失語的人，

    排練和演出的這一個月，時間很緊張。每次深夜回家，我已筋疲力盡，但又馬上進入一個母親的狀態-——給孩子做夜宵，安排第二天的飲食。這是重獲自由後，我忙碌、充實而又平凡的日子。我珍惜這樣的時光，每一分秒都珍貴。

    我常想，如果極權給人造成的恐懼可以跨越國界，那麼，勇氣也可以。希望，經由我的文字，讓這份我生命中的勇氣，也傳遞到你的手裡。如果你也曾經歷無邊的黑暗。那麼，此刻讓我陪伴你。讓我們依然相信愛與勇氣的力量。相信，它們可以打破這世界上一切最厚最高的牆。

    成蕾

    2026年6月 於墨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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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Cici|从希望到阵痛：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转型与命运

    15.10.202616 Min.Als Nächstes

    Shownotes

    编者按：《新中国综合症：1979-2005年红色资本主义的早期崛起The New China Syndrome: The Early Rise of Red Capitalism 1979–2005》是美国小说家和理论家伦·布拉肯（Len Bracken）2019年出版的一本书，本书讲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红色资本主义的早期崛起——从1970年代末的经济政策转型，到四分之一世纪后由此产生的环境与社会后果。基于深入分析和第一手报道，《新中国综合症》收录了作者拍摄的中国北部、东部和中南部地区的130幅原创照片。本文是该书的最新评论，文章讲述了本书作者三次中国之行亲历与1979年珍贵照片，展现改革开放初期的巨大变迁与阵痛：血汗工厂、先污染后治理、金融脆弱及土地财政催生的房奴困境。文章串联周恩来、邓小平留法经历对改革的影响，对比法国五月风暴与中国文革，并引用《红色资本主义》剖析2005年后金融改革回潮。同时深入中国权谋文化与道家“无为”理想，联系当下年轻人“躺平”，感慨改革曾近“道”却转瞬即逝。

    “1968年五月的法国，那居高不下，曾令专家们深感遗憾的自杀率，几乎降到了零。不过是一场大罢工而已，这个春天依然拥有晴朗的天空，因为几辆汽车被烧毁，而其余的汽车则因缺乏汽油而无法造成污染。每当下雨、当巴黎上空阴云密布时，切记这都是政府的错。异化的工业生产带来阴雨，而革命带来晴空。”

    开篇这段引文选自居伊·德波（Guy Debord）1971年的短文《生病的星球》（La planète malade）。其中“异化的工业生产Alienated industrial production”是指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人类劳动和生产完全脱离了人的本质需求，反而转变为奴役人类与破坏自然的异己力量。如何对抗这种异化的工业生产，他寄望于类似法国“五月风暴”的大罢工，情境主义者将其视为拯救异化生活、重塑自由共同体的一场短暂革命实验。

    这段充满了情境主义标志性的讽刺、反判与激进批判的语录极易引起被压迫者的共鸣，“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在1964年说道。如果穿越到1968年五月的法国，去亲眼见证这场现代欧洲史上规模最大的全国性抗议、罢工，看到法国青年和学生们挥舞着《毛主席语录》（小红书），高呼反抗资本主义和官僚体制的口号，你会以为那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居伊·德波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定想不到有人会用他的这段话来形容“后毛时代“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中国，这让人们回忆起当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毛泽东严厉批评邓小平的那句：“走资派还在走”。

    然而更有意味的是，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周恩来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一样，都曾经于1920年代在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期间，他们亲眼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社会的动荡、工人阶级的贫困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这彻底打破了他们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幻想。这段经历，不仅让他们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还赋予了他们国际化的视野以及务实救国的政治作风。

    周恩来在留法期间，不仅考察了法国，还深入考察了英国的煤矿和工业区。他写下了大量关于欧洲工业、罢工和经济危机的通讯。这些观察对他后来执政期间提出“一五计划”和“四个现代化”蓝图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正是他的国际视野，让周恩来敏锐地抓住了法国戴高乐总统推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契机，成功实现了1964年中法建交。这是新中国同西方大国建立的第一个大使级外交关系，实现了中国对西方外交的重大突破。

    邓小平在法国雷诺汽车厂和克鲁梭钢铁厂的做工经历，让他成为中共早期领袖中极少数亲身融入过西方现代大工业生产的人。这种早期记忆直接投射到了他50年后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中。

    我们知道，不同于英国的“妥协递进”的民主转型，即通过保留传统框架并不断注入民主内涵，从而实现低成本的制度更迭，法国走的是“断裂重塑”路线，由于旧制度的僵化与极端对立，不得不通过一次次革命（1789年大革命、1830年七月革命、1848年革命、1870年巴黎公社等）打破旧体系，直到1875年第三共和国成立，才最终确立了稳定的民主共和政体。中国的情况更类似法国，民主转型之路异常艰难。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实行改革开放的1979年，这三十年社会主义实践让中国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没有市场经济，没有商品交换，一切资源都掌控在政府手中，所有生活用品都需要凭票供应，人民生活在政治高压下，国民经济濒临崩溃。

    毛泽东于1976年去世，中国人民再也不愿继续过那种每人每月二两肉二两油的生活了。

    这本《新中国综合症：1979-2005年红色资本主义的早期崛起》用翔实的史料，通过作者亲身经历的三次中国之行，感受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以及社会在转型期间面临的严重问题。这段跨越二十六年的记录，仿佛病理切片，向世人展示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经历的阵痛——“综合症”。但从另一个角度，放在整个中国历史背景下来考量，这二十六年是两千年中华文明史上最安定与富足的时期，没有之一。

    即使在二十年后回望这段历程，人们记忆里更鲜明生动的应该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那壮观隆重的开幕式，亮如白昼的烟花秀，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成果最生动的展现，是中国加入WTO后交给世界最美丽的答卷。

    然而，盛大的开幕式，亦是盛大的闭幕式，绚烂如烟花，热闹过后是寂寞。

    在金融与中国问题专家卡尔·沃尔特（Carl E. Walter）与罗纳德·豪斯（Ronald J. Howes）合著，于2011年首次出版的《红色资本主义：中国非凡崛起之下的脆弱金融基础》中（Red Capitalism: The Fragile Financial Foundation of China’s Extraordinary Rise），他们找到了问题的根源。

    其中提到2005年，作者认为，2005年是理解当今中国金融市场的关键年份——这一年标志着江泽民/朱镕基时代金融改革”最后一次大推进”的终点。此后，股票、商品和债券市场虽然仍在运作，为中国赢得了WTO意义上”市场经济”的表面光环，但1998年启动的改革始终未能真正完成，使中国的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始终处于脆弱状态。

    银行改革削弱了财政部对建行、中行的投资地位；商业票据业务侵入了发改委对企业债的管辖领域；向外资出售证券公司控股权则直接挑战了证监会的地盘。媒体甚至开始称汇金为”金融国资委”，而央行还提出设立”超级监管机构”整合银行、证券、债券市场监管权——这等于中央监管部门的权力都下放到央行。

    由于周小川的改革在制度设计上是”跨部门、集权化”的，必然会引发既得利益部门的联合反弹；而恰恰在2005年，能够压住这种反弹的两位政治靠山（江泽民、黄菊）同时”退场”，权力真空之下，官僚体系的自我平衡机制迅速把改革拉回了碎片化的常态。

    随后的中国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海啸。在雷曼兄弟倒闭之前，中国的银行、资本市场改革一直是照抄美国模式——花旗、大摩、高盛被视为金融实践与智慧的巅峰。但雷曼倒台、美国金融体系近乎崩溃，让这套”参照系”瞬间失去了信誉。问题是，美国模式垮了，但中国自己并没有准备好新模式，于是银行”突然失去了约束”，一边疯狂放贷，一边抢夺各种金融牌照——作者形容这更像是”退回到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苏联式计划模式的翻版”。

    但令金融专家们始料不及的是，随后地方政府为了推动城市化和获取建设资金，主动选择了以土地出让、土地金融为主导的“土地财政”模式。这种财政政策将土地资产化，作为信用背书去撬动银行贷款，进而催生并支撑了长达二十年的房地产经济大繁荣。

    比起枯燥的理论分析，这本二十年前写成的《新中国综合症》，用生动感性的笔调再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曲折历程。看着画面中的芸芸众生，挣扎在尘世里的身影，同情油然而生。那种世事无常的命运无力感，挥之不去。1979年的中国，中美建交，建立深圳、珠海、厦门、汕头经济特区，正式开启对外开放。人民在满怀希望开启新生活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面临的是“血汗工厂”、“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模式，其代价将由他们来承受。1997年，举国欢庆香港回归，但没有人料到，二十年后，“一国两制”名存实亡，香港也失去了“东方明珠”的光彩，不再是大家趋之若鹜的“购物天堂”，大批香港人选择移民离开。2005年的街头民众，镜头里他们或平静或高兴，但不会想到他们正走在成为“房奴”的路上。决定他们命运，操纵他们生活的那只“权力”的大手，若隐若现，翻云覆雨。古人云：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作为一个曾在中美建交伊始就来到中国访问的美国人，本书作者对中国文化抱有极大的好奇与热情，对中国式权谋斗争、权力交替印象深刻。游览赤壁是令作者难以忘怀的经历，《三国演义》中的赤壁之战精彩绝伦。然而历史的真相要比演义残酷得多，东汉末年到三国鼎立，不仅是英雄辈出的史诗，更是华夏历史上最黑暗、最残酷的灾难。从东汉巅峰（公元157年）时期的 5648万人到三国巅峰（公元280年），魏、蜀、吴三家人口加起来仅剩 1600多万，全国人口锐减70%。这样的人口大灭杀，在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上发生了14次，其中“人相食”的惨剧屡见不鲜。

    中国历史经历了长期的群雄割据、改朝换代以及极其残酷的宫廷政治，其中权谋必不可少。中国人最为津津乐道的“三十六计”在《三国演义》中都能找到鲜活的例子，除了书中提到的“蒋干盗书”——“反间计”，还有著名的“美人计”——王允借貂蝉离间董卓、吕布，最终除掉董卓；诸葛亮用“空城计”，让司马懿退兵；周瑜和黄盖设“苦肉计”，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诱使曹操上当，最后获得赤壁之战的胜利。这些都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经典故事，将“兵不厌诈”演绎得淋漓尽致。

    《三十六计》深受《易经》和老子道家思想的影响，充满了物极必反、阴阳转换的辩证法。它告诉人们，眼前的危机可能是转机，表面的优势也可能是陷阱。本意是劝导人们顺其自然，适可而止，是一种生存智慧和政治哲学。然而，兵家和谋略家在吸收这些思想时，进行了“工具化”的改造，从被动顺应发展为主动利用。当哲理被简化为具体的、追求绝对胜负的操作指南时，它就从形而上的“天道”变成了形而下的“权术”，将“有智慧”等同于“会算计”。

    以《三十六计》为代表的东方谋略文化，与西方推崇的契约、法律和程序正义，恰好构成了人类文明中两种截然不同的博弈范式，这也是中国人可以为了权力不择手段的文化根源。在传统中国，儒家思想是官方正统。儒家在台面上强调“仁义礼智信”，排斥阴谋诡计，认为那是“小人所为”，但在实际的政治和利益博弈中，儒家的仁义往往流于表面。这就导致了中国文化中“儒表法里”或“阳儒阴道（兵）”的现象。

    面对权力的肆意妄为，本书作者凭借近乎直觉的本能，对“道家“的”无为”推崇备至。道家创始人老子希望君王能减少贪欲和过度的政令。统治者“无为”（不折腾百姓），百姓反而能自然顺应规律，达到“无不为”（什么事都办成了）的效果。其后的庄子继承了老子的思想，由于他生活的战国中期，生活更加残酷。庄子发现普通人根本无法决定政治，于是他把“无为”带入了个体的精神世界，让人放下执念，顺其自然。

    不幸的是，道家的处世哲学从来没有被中国人实践过，它只是作为一种理想成为中国人向往的美好。这就不难理解，道家思想会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灵魂之一。如果说儒家思想奠定了中国文学“文以载道”的社会责任感，老庄思想则为文学注入了超越世俗的审美情趣、自由的精神境界和灵动的艺术想像。盛唐时期浪漫主义文学巅峰的代表人物李白，被称为“诗仙”，其诗作中飘逸洒脱的气质、对仙境自然的描摹，无不渗透着庄子的逍遥意趣。宋代文人苏轼，其词与散文，如《前赤壁赋》中对天地变化的哲理思考，“自其变者而观之……自其不变者而观之”，直接取材于老庄的齐物观与变化论。

    当李白登上黄鹤楼，面对崔颢写的《黄鹤楼》——这首被誉为“唐人七律之首”的大作，他留下“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感慨而搁笔，充分体现了老庄思想里“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他对权力的抵抗也是道家式的“无为”，他写道：“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直接对应到三十六计里的最后一计：走为上。

    在居伊·德波赞颂用“大罢工”来对抗“异化的工业生产”五十五年后的今天，中国年轻人面临着更加严峻的现实——天文数字的房价；常态化的996工作制；学历贬值，毕业即失业的就业形势。万般无奈的年轻人选择了“躺平”——“不买房、不结婚、不生孩”，以此来反抗巨大的生存压力和激烈的职场竞争，这与《新中国综合症》中的“大休息Big Rest”不谋而合，从而使该书带有了预言性的色彩。

    这本书的一大亮点是拍摄于1979年的大量照片，在相机还不普及的年代，相关的影像资料弥足珍贵。我望着照片里的同胞，既熟悉又陌生。1979年-2005年，短暂的26年不过是一代人的时间。出生于1979年的中国人，可能是出生于2005年的年轻人的父辈，他们那时刚刚睁开眼，开始看世界，百废待兴，一切欣欣向荣。那时连西单墙也不仅仅是一堵墙，而是一条表达心声的“言路”。那时的他们没有料到在资讯发达的今天，表达心声的网络入口处却耸立着真正的“高墙”——防火墙；更没有料到他们的孩子会在今天宣告：“我们是最后一代！”

    我们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呢？

    希望通过重温这本书，和大家一起回顾自1979年以来，新中国筚路蓝缕的每一步。中国人曾经离“道”那么近那么近，然而如梦似幻，转瞬即逝，“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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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书讯｜台湾与日本：政治、社会与历史

    14.10.20269 Min.Als Nächstes

    编者按：讨论当代东亚政治，人们通常首先想到国家之间的竞争、军事安全、经济发展以及政党政治。但如果把目光转向社会内部，就会发现，政治制度与政治认同的形成，往往与阶级结构、语言、文化、历史记忆和普通人的日常经验密切相关。本期选择的四本新书，分别从台湾和日本的历史经验出发，讨论制度、社会结构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林宗弘的《惊涛骇浪》从政治社会学角度分析台湾的民主韧性，考察来自中国大陆的压力如何与台湾内部的阶级、世代、经济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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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讨论当代东亚政治，人们通常首先想到国家之间的竞争、军事安全、经济发展以及政党政治。但如果把目光转向社会内部，就会发现，政治制度与政治认同的形成，往往与阶级结构、语言、文化、历史记忆和普通人的日常经验密切相关。本期选择的四本新书，分别从台湾和日本的历史经验出发，讨论制度、社会结构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

    林宗弘的《惊涛骇浪》从政治社会学角度分析台湾的民主韧性，考察来自中国大陆的压力如何与台湾内部的阶级、世代、经济利益和政治认同分歧相互作用。陈培丰的《重构台湾流行歌曲史》则通过台语与华语流行音乐的发展，重新观察殖民统治、战后移民、语言政治和阶级差异如何塑造台湾社会的文化认同。两本书关注的领域看似不同，却都试图说明：理解一个社会的政治与文化，必须进入其内部复杂的社会关系。

    另外两本书将视野转向日本。曹嗣衡的《日之丸的东方红》研究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在日本的传播，讨论一种来自中国的革命思想如何在日本的学生运动、知识界和大众文化中获得新的意义。境家史郎的《战后日本政治史》则从1945年战败后的政治改革出发，梳理日本宪政制度、政党竞争与政治体制的长期变化，解释为什么日本政治在经历多次改革和政权更替之后，仍然表现出某些制度上的连续性。

    林宗弘（Thung-Hong Lin）： Seas: Taiwan Under the Shadow of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Stanford University ,2026年9月)

    内容介绍: 台湾经常被视为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的成功案例，但它同时面对内部社会分歧和外部政治压力。林宗弘在本书中提出的问题是：一个存在阶级、族群、世代、经济利益和国族认同分歧的小型民主社会，为什么能够在强大威权邻国的压力下维持民主制度？

    作者认为，理解台湾的民主韧性，不能只研究军事安全、外交关系或者政党竞争，还必须考察外部压力如何通过台湾内部既有的社会结构产生政治影响。中国大陆的经济联系、政治影响和信息传播，并不是作用于一个完全团结的台湾社会，而是与不同群体的经济利益、身份认同和政治立场发生复杂互动。林宗弘以2014年太阳花运动、台湾社会对2019年香港抗争的回应，以及2024年前后的社会运动为案例，讨论公民社会如何面对外部压力，并在政治动员中形成维护民主制度的力量。因此，台湾民主的韧性不仅来自正式的宪政制度和选举程序，也来自社会组织、公共参与和集体行动的能力。这一研究将台湾问题从传统的两岸关系和国际安全框架进一步推进到政治社会学领域，为理解外部威权压力与内部社会分歧如何共同影响民主制度提供了一个值得讨论的案例。

    作者介绍: 林宗弘,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社会不平等、政治经济学、灾难社会学以及台湾民主。他长期关注台湾经济发展、阶级结构与政治转型之间的关系，研究涉及社会分层、经济不平等、公共政策和集体行动等领域。

    陈培丰:《重构台湾流行歌曲史：常民／移民的竞合交响与“台湾味”的诞生》, 春山出版, 2026年9月

    内容介绍: 所谓“台湾味”究竟是什么，又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陈培丰从这个看似属于流行音乐的问题出发，重新考察20世纪台湾社会的语言、阶级与文化认同。作者将研究时间从1920年代延伸到战后，通过台语与华语流行歌曲、音乐产业资料、语言分析以及音乐人的口述访谈，追踪不同社会群体如何通过歌曲表达自身的生活经验。书中尤其关注“常民”与“移民”之间既合作又竞争的文化关系：日本殖民统治结束后，台语歌曲经历了新的语言政治和文化定位，华语歌曲则在战后移民、国家文化政策和国际流行音乐的影响下形成不同的发展路径。作者通过陈和平、刘清池等音乐人的经历，重新发现那些长期流传于夜市、工厂、计程车和基层娱乐场所，却较少进入主流音乐史叙事的歌曲，并讨论为什么某些音乐被视为现代、进步或具有艺术价值，另一些音乐却被贴上乡土、低俗或商业娱乐的标签。音乐品味背后的区分，实际上与语言权力、社会阶层和文化正统性的形成密切相关。陈培丰因此并不只是重新整理台湾流行歌曲的发展顺序，而是借助音乐史讨论殖民经验、战后社会转型与文化认同的形成过程。这本书的学术意义，也正在于把大众文化当作理解社会结构与历史变化的重要材料。

    作者介绍: 陈培丰，日本东京大学总合文化研究科博士。曾任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副教授、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研究员，现任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

    曹嗣衡:《日之丸的东方红：文革期间毛泽东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 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2026年9月

    内容介绍: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毛泽东思想不仅在中国国内产生巨大影响，也通过翻译、出版、政治宣传和社会运动传播到世界各地。日本是这一跨国传播过程中一个值得研究的案例。1960至1970年代的日本正经历学生运动、反战运动、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社会矛盾，以及新左翼思想的兴起，毛泽东思想因而进入了一个与中国截然不同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为什么毛泽东思想能够吸引当时日本的不同社会群体？这些思想进入日本以后，又如何被当地知识分子、政治组织和大众文化重新解释？

    作者利用大量原始文献，将全书分为“经典、语言与教育”“文化与艺术”“知识分子”和“社会”四个部分，通过十一组案例，考察毛泽东著作与《毛主席语录》的日文翻译、知识分子的思想活动、漫画与大众文化，以及日本激进政治组织对毛泽东思想的接受和运用。书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没有把思想传播理解为从中国向日本的单向输出，而是强调接受者自身的社会环境和政治诉求如何改变一种思想的意义。日本的毛主义既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存在直接联系，也在日本的社会运动和思想争论中发展出不同的解释与实践。因此，本书实际上将文化大革命研究从中国国内史推进到跨国思想史与冷战文化史，揭示政治思想在跨越国界以后如何被重新选择、改造和运用。

    作者介绍: 曹嗣衡香港中文大学日本研究哲学博士，同校研究生学术成果奖2025得主。研究领域为中日关系史、东亚思想文化交流史、日本思想史、近现代日本文化史等

    境家史郎:《战后日本政治史：从盟军占领到新五五年体制》,译者： 陈柏杰;审订： 徐浤馨; 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2026年9月

    内容介绍: 1945年日本战败以后，盟军占领、宪政改革、冷战和经济重建共同塑造了战后日本政治的基本框架。境家史郎在本书中试图从长期制度发展的角度，解释日本政治如何从占领时期的民主化改革，逐步形成以自由民主党长期执政为主要特征的1955年体制，又如何经历1990年代以来的选举制度改革、政党重组和政权轮替，进入作者所称的“新五五年体制”。全书从盟军占领与吉田路线开始，依次讨论保革对立、经济高速增长、安保争议、泡沫经济崩溃、政治改革以及安倍时代的政党竞争与政策变化。作者特别强调宪法在战后日本政治中的地位：1947年施行的《日本国宪法》至今没有经过正式修改，因此有关国家权力、防卫政策和政治改革的争论，长期围绕一个相对稳定的宪政框架展开。日本政治虽然经历多次政权更替和制度改革，却也表现出明显的连续性。作者由此将政党竞争、选举制度、经济结构和国际环境放在一起考察，试图解释日本政治体制如何在变化中维持某些基本特征。本书的价值不在于逐一评价战后历任首相，而在于为理解日本八十年来的政治发展提供一个相对完整的制度史框架。

    作者介绍: 境家史郎，东京大学法学博士，曾任日本首都大学东京（现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教授、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教授，现任东京大学大学院法学政治学研究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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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福山专栏 | 血气（Thymos）与美国外交政策

    13.10.202610 Min.Als Nächstes

    编者按：10月7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雅典普尼克斯山丘发表演说，援引古希腊的“血气”（Thymos）概念，强调勇气、荣誉、竞争与追求卓越对于西方文明的重要性。这场演说引起了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关注。福山认为，卢比奥的论述似乎借鉴了他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关于“承认”的研究，却忽略了血气可能带来的危险。福山由此区分追求平等承认与追求优越承认的两种欲望，并以特朗普为例，批评不受约束的权力欲望及其对民主政治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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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10月7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雅典普尼克斯山丘发表演说，援引古希腊的“血气”（Thymos）概念，强调勇气、荣誉、竞争与追求卓越对于西方文明的重要性。这场演说引起了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关注。福山认为，卢比奥的论述似乎借鉴了他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关于“承认”的研究，却忽略了血气可能带来的危险。福山由此区分追求平等承认与追求优越承认的两种欲望，并以特朗普为例，批评不受约束的权力欲望及其对民主政治的影响。这场争论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古典精神究竟应当服务于国家力量的扩张，还是受到平等、理性与民主原则的约束？

    本文原文为英文Thymo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Marco Rubio seems to have quoted my work on recognition. He doesn’t understand it.（10月12日）；转自“Frankly Fukuyama” 专栏 from American Purpose, at Persuasion.经授权，书评翻译成中文，為福山专栏最新一期。

    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10月7日在雅典的普尼克斯山丘（Pnyx）发表演说。这个地方就在帕特农神庙下方，几年前我也曾在那里发表演讲。听起来，他的某位演讲稿撰写人似乎读过我的书，因为他的演说将“血气”（thymos，他将其转写为 thumos）置于核心位置，视之为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理解是正确的，但卢比奥对这一概念的认识却相当片面。

    国务卿是这样说的：

    对古代希腊人而言，追求卓越是人类存在的根本原则。他们围绕竞赛、雄心与竞争来组织整个公共生活：从哲学与诗歌，到雕塑与戏剧，从体育与艺术，到战争与治国之术。古典希腊城邦是一个竞技场，伟大人物在其中检验和证明自己，通过永不停息的竞争磨砺自身潜能，力求成为最优秀、最强大、最美的人，不断向完美迈进。

    我知道，对于现代人的耳朵来说，我刚才描述的这种生活方式可能听起来很奇怪，甚至有些残酷。坦率地说，我们这个时代许多意识形态所追求的理想，已经变成一个绝对安全的世界：没有风险，也没有失败，既没有胜利的荣耀，也没有失败的耻辱……

    古希腊城邦充满了……强烈的激情、竞争、派系纷争与冲突。但正是从这种不断追求卓越的竞争中，产生了艺术、哲学以及政治和思想活力的伟大繁荣，并最终使地中海沿岸的一群城邦成为世界上最伟大文明的发源地。

    古希腊人将这种精神称为 thumos——激情、力量、勇气与自豪的火焰。它是伟大文明的核心。如果失去了它呢？没有它，国家就会失去战斗的意志、奋斗的意志，以及生存的意志。

    早在1992年出版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中，我就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讨论“血气”（thymos）这一概念。最近，我又在新出版的回忆录《在最后之人的国度》（In the Realm of the Last Man）中重新讨论了它。

    血气——自豪感、意气，以及获得承认的欲望——对于西方文明确实十分重要。但是，卢比奥对它的理解过于狭窄，没有认识到这是一把双刃剑。正如黑格尔及其阐释者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所指出的，血气不仅是西方文明的核心，也是整个政治生活的核心。早期人类之间的第一次血腥斗争，是由支配他人与获得承认的欲望所驱动的，也是由人们愿意冒生命危险的意志所驱动的。这种争夺支配地位的斗争，最终形成了一个主人与奴隶的社会。然而，在这样的社会中，双方都无法得到充分满足。奴隶的不满足显而易见；主人同样无法满足，因为承认他的，不过是一个奴隶。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展开，最终形成一种建立在所有人相互承认、平等承认基础上的社会。这种社会理念，第一次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以及美国宪法的《权利法案》中得到了明确表达。两者都建立在基督教的一项根本观念之上：在上帝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自由主义社会通过赋予并保障基本人权，承认每个人享有平等的尊严。

    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我创造了两个新词：isothymia（平等承认的欲望）和 megalothymia（优越承认的欲望）。所谓 isothymia，就是要求获得平等承认的欲望，它从根本上构成了任何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础。当人们受到不尊重，当自己的基本尊严被认为低于其他群体或个人时，普遍会感到怨恨与愤怒。今天政治生活中的两极分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这种要求平等承认的欲望所推动的。左翼身份政治表现为边缘化群体要求获得平等承认；与此同时，右翼也出现了一种相应的身份政治，其基础是一套将白人或基督徒描绘为受害者的叙事。

    相比之下，megalothymia，即要求自己的优越性获得承认的欲望，则具有雅努斯式的双重面孔。它既可能成为人类进步的源泉，也可能导致人类社会所经历过的最严重的罪行与暴政。卢比奥国务卿有一点说得没错：努力超越他人的愿望，确实是人类在艺术、体育、经济和政治等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重要动力。但是，希望自己优于他人的意志，也可能导致支配、暴政和难以言说的罪行。乔治·华盛顿、亚伯拉罕·林肯和温斯顿·丘吉尔显然都受到这种追求优越承认的欲望驱动，但希特勒、斯大林和波尔布特同样如此。

    因此，血气给民主制度带来了一个难题。自由主义国家所保障的平等权利，建立在 isothymia 之上，也就是人们要求自身尊严获得平等承认的愿望。但是，一个成功的社会同样需要 megalothymia，原因正如卢比奥所指出的那样：社会需要敢于冒险的人、创新者，以及愿意为同胞而战的勇敢公民。问题在于，第一，如何区分追求优越承认的良性形式与恶性形式；第二，如何引导这种激情，使其投入有益于整个社会的活动。

    早在1992年，我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写到过唐纳德·特朗普。当时，我正在寻找让追求优越承认的欲望得到积极释放的途径。我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可以消解一部分支配他人的欲望，并将其引导到商业活动之中。但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几十年后，唐纳德·特朗普并不满足于成为一个富人，还想获得政治权力。

    特朗普是毫无约束的 megalothymia 的典型例子。他无法区分哪些品质值得获得承认，哪些不值得；他也不在乎那些给予他承认的人是否具有良好的判断力。他希望自己的面孔能够被雕刻在拉什莫尔山上，与美国最伟大的总统并列；与此同时，他又追求一些较为琐碎的荣誉，例如诺贝尔和平奖，或者让肯尼迪中心冠上自己的名字。最近，他向玛吉·哈伯曼（Maggie Haberman）展示了一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统治者的名单。显然，他十分欣赏这些人物，并希望与他们比肩。这份名单上包括成吉思汗、匈奴王阿提拉、拿破仑、毛泽东和斯大林，却没有任何一位民主政治家。

    卢比奥国务卿为了讨好自己的上司，不惜将现实扭曲得面目全非。他谈论建立在共同价值观之上的美欧联盟，却轻描淡写地绕过这样一个事实：与其他民主国家的领导人相比，特朗普显然更加欣赏弗拉基米尔·普京和习近平。他赞美西方文明创造的科学与技术奇迹，而他所在的政府却正在全面削减科学研究经费。他庆祝围绕格陵兰岛达成的协议，却只字不提特朗普曾试图从丹麦手中夺取这座岛屿的意图。

    卢比奥国务卿赞美血气，却不问这种激情究竟指向什么目标。他最好记住，正是过度膨胀的 megalothymia，促使阿尔西比亚德（Alcibiades）和雅典人发动了灾难性的西西里远征。修昔底德指出，这场远征标志着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走向失败的开端。国务卿还应当多关注一下美国《独立宣言》中的这句话：

    “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

    几十年来，支撑美国外交政策诸多实践的，正是这种人类平等的原则，而不是对伟大人物的颂扬。美国的开国先贤，以及此后许多代美国人，曾誓言为这一原则奉献自己的生命、财产与神圣荣誉。

    译名说明： 文中的 thymos 统一译为“血气”，isothymia 译为“平等承认的欲望”，megalothymia 译为“优越承认的欲望”。其中“承认”（recognition）是福山借助黑格尔与科耶夫思想所使用的哲学概念，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赞许或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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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西门不暗 | 卢比奥的雅典演说：重新发现还是误读古典精神？

    12.10.202611 Min.Als Nächstes

    编者按：10月7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雅典普尼克斯山丘发表演说，从古希腊的英雄精神、荣誉观念与公民责任出发，重新阐释西方文明的思想传统。这场演说引发了欧美舆论的关注与争论，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强调“美国优先”、跨大西洋关系面临调整的背景下，卢比奥为何重新诉诸古典希腊，以及这种文明叙事与特朗普政府的外交理念究竟有何联系，成为值得讨论的问题。路透社认为，卢比奥将古典价值与特朗普的国家主义议程联系起来；《卫报》批评他选择性地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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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10月7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雅典普尼克斯山丘发表演说，从古希腊的英雄精神、荣誉观念与公民责任出发，重新阐释西方文明的思想传统。这场演说引发了欧美舆论的关注与争论，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强调“美国优先”、跨大西洋关系面临调整的背景下，卢比奥为何重新诉诸古典希腊，以及这种文明叙事与特朗普政府的外交理念究竟有何联系，成为值得讨论的问题。路透社认为，卢比奥将古典价值与特朗普的国家主义议程联系起来；《卫报》批评他选择性地解释西方历史；《金融时报》则质疑，他是否正在借古典哲学为MAGA运动提供思想上的正当性。

    这场演说的政治意味同样引人关注。它延续了副总统万斯此前对欧洲文明危机的批评，却以更强调欧美共同传统的方式，试图为特朗普政府的外交路线争取理解。与此同时，媒体也注意到卢比奥可能的2028年总统竞选前景。

    不过，争论的核心并不只是特朗普主义能否从古希腊找到依据，而是卢比奥究竟如何理解古典文明。他强调勇气、力量与荣誉，却是否忽略了希腊哲学同样重视的节制、反省与普遍理性？本文从思想史角度讨论这场演说，为西门不暗专栏最新文章。

    10月7日，在访问希腊、讨论美希战略合作与跨大西洋关系期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来到雅典的普尼克斯山丘发表演说。他站在这座象征西方政治思想源头的历史遗址上，试图穿越两千多年的历史，重新打通一条连接雅典、欧洲与美利坚的精神血脉。

    正如公元前431年-430年之交的冬季，伯利克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一年阵亡将士的葬礼演说中所宣告的那样：“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是因为政权并非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是属于多数公民。”这篇由修昔底德记载的演说，被视为古典雅典民主政治理念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之一。当现代政客重新将目光投向卫城的石柱，希腊再次作为欧美共同的文明源头被置于聚光灯下。它提醒世人：美欧不仅是地缘政治上的盟友，更分享着深厚的古典思想传统。

    希腊理念与西方共同价值的形成

    跨越大西洋的两岸虽常有利益之争，但若将视野拉回思想史的源头，欧洲与美国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呼吸着同一种古典空气。这种联系不仅体现在民主、共和与法律等制度观念上，也体现在理性秩序、追求卓越和公民德性等思想传统之中。

    希腊人最伟大的思想觉醒之一，在于逐渐认识到，世界并非不可捉摸的神怪产物，而是存在可以通过理性理解的秩序。从早期自然哲学家对宇宙本原的探索，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正义与政治生活的追问，希腊思想形成了一种相信世界可以被认识、社会秩序可以接受理性审视的传统。这种“宇宙可知”的信念，经过罗马法学、中世纪自然法传统，以及文艺复兴与现代科学革命的不断转化，成为西方文明的重要思想资源。欧洲对制度秩序的坚持，美国对未知边疆的探索，都可以从中找到某种历史联系。

    与理性并行的，是古希腊对血气与卓越的推崇。柏拉图将灵魂中那股不甘平庸、追求尊严与荣耀的精神力量称为 Thumos，通常译作“血气”或“意气”。古希腊城邦将哲学、戏剧、体育乃至战争都置于不同形式的竞争之中，促使个体不断突破自身的局限。这种追求卓越的精神，深刻影响了西方文明对个人尊严、荣誉与创造活力的理解。

    希腊文明的另一项重要遗产，则是将个人荣誉与公共责任联系起来的公民德性。无论是温泉关战役中坚守阵地的斯巴达勇士，还是为了坚持哲学原则而饮下毒酒的苏格拉底，都体现出一种超越个人生命与眼前利益的精神追求：真正的荣耀并不来自对死亡的崇拜，而来自对高于自身的事业——城邦、法律与真理——的坚持。这种精神经过复杂的历史转化，在欧洲基督教的殉道传统以及美国建国先贤对“神圣名誉”的宣誓中，都留下了不同形式的印记。

    卢比奥对古典精神的重新诠释

    卢比奥在这场演说中对古典希腊遗产的调用，展现出一种具有针对性的思想突破。

    首先，他抓住了直击古典精神的“血气（Thumos）”。在演说中，他打破了现代政治话语将希腊仅简化为“制度模板”或“民主发源地”的平庸化倾向，而是进一步强调其昂扬进取、追求卓越、敢于承担风险的精神气质。卢比奥试图说明，希腊文明的伟大不仅在于建立了民主制度，也在于它孕育了不甘平庸、追求卓越的精神。这种解释抓住了古典思想中经常被现代政治语言忽略的一面。

    其次，他将古希腊的探索精神与美国的边疆传统联系起来。古希腊人通过航海、贸易与殖民活动不断扩大活动范围，而美国历史同样充满对未知疆域的探索。两者虽然不能简单等同，但卢比奥试图从中提炼出一种共同的文明性格：不满足于现状，相信人能够通过冒险与创造开辟新的可能。他借此为现代西方社会的精神振作寻找古典依据。

    第三，他试图以文明同源重新构建跨大西洋的精神同盟。当欧美围绕贸易、安全责任与国家利益不断出现分歧时，卢比奥强调，双方的联系不应仅仅依靠军事联盟和现实利益，更应建立在共同的文明记忆之上。他希望以古典希腊的英雄主义与创造精神，重新唤起欧美两岸的文化自信。

    不过，卢比奥对古典精神的重新解释并非纯粹的思想史讨论。他同时将希腊人的勇气、荣誉与国家忠诚，联系到特朗普政府强调的国家主权、产业重建与国家力量，使古典文明成为当代美国政治主张的一种思想依据。

    被忽略的古典智慧：节制、反省与普遍理性

    卢比奥对古典精神的重新唤醒无疑具有强大的感染力，但如果跳出政治动员的语境，从思想史的角度审视，这种阐释展现了希腊文明昂扬进取的一面，却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对希腊智慧的偏离与盲区

    首先，他高度赞美 Thumos 所代表的激情、力量与追求卓越的意愿，批评现代社会过度追求安稳、平庸和避免风险。这种诊断具有一定的敏锐性，但希腊悲剧早已反复告诫世人：失去平衡的血气，极易演化为傲慢（hubris）。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将灵魂中那股包含愤怒、自尊、荣誉感与不甘屈服的精神力量称为 Thumos，通常译作“血气”或“意气”。血气并不是灵魂的最高原则，而需要接受理性的引导。亚里士多德所讨论的勇敢，也不是不顾危险的鲁莽，而是在恐惧与过度自信之间作出适当判断的德性。古希腊真正的卓越，是血气与节制之间的平衡。单向度地推崇力量，而忽略自我约束与审慎，便容易将追求卓越的英雄主义简化为冲动的力量崇拜。卢比奥虽然承认国家治理需要审慎与外交，但他对古典血气的赞美，明显超过了对理性节制的讨论。

    其次，卢比奥借用苏格拉底的形象来表彰坚守原则的精神，确实抓住了古典英雄主义的一面。苏格拉底面对雅典法庭的死刑判决，最终饮下毒酒，成为西方思想史上坚持原则的著名象征。然而，苏格拉底最重要的遗产，并不只是他如何面对死亡，更在于他一生如何审视自己与城邦。

    苏格拉底不断质疑雅典政治人物、诗人和公众所认定的知识与德性。他的哲学活动不是为了证明雅典永远正确，而是为了迫使雅典人反省自己。“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正是他留给后世最重要的思想遗产之一。希腊哲学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坚守真理的决心，更在于不断反省自身判断的理性能力。卢比奥虽然肯定了苏格拉底追求真理的勇气，但更着重强调其坚守原则、不惜牺牲的英雄形象，而没有充分展开他对城邦权威与既有观念的不断质疑。这也使古典精神中最珍贵的思想张力未能得到完整呈现。

    最后，卢比奥强调古希腊城邦的竞争、自豪与独立精神，试图从中寻找现代西方重新建立文明自信的依据。这确实呼应了古希腊早期高度重视城邦荣誉的传统，但思想史同样记录了这种城邦竞争所付出的代价。

    雅典与斯巴达长期争夺希腊世界的领导权，最终爆发伯罗奔尼撒战争。修昔底德对这场战争的记述，既展现了城邦追求安全、荣誉与利益的政治逻辑，也揭示了恐惧、野心和霸权竞争如何逐渐摧毁理性判断。对自身文明优越性的确信，并不能保证一个政治共同体始终按照正义行事。

    古希腊思想后来也没有停留在狭隘的城邦观念之中。随着希腊化时代的到来，斯多葛学派逐渐发展出世界主义与普遍理性的思想，强调人类共同具有理性，并因此分享某种超越城邦边界的道德秩序。这种观念后来成为西方自然法传统的重要思想资源。如果只强调城邦竞争的激情，而忽略古典思想后来发展出的普遍理性，便容易将丰富的希腊遗产压缩为封闭的文明对抗。

    伯利克里曾称雅典为“全希腊的学校”。卢比奥在雅典的演说，重新开启了关于“何为西方精神”的古典对话。不过，雅典留给后世的遗产并不只有民主、荣誉与勇气，也包含对自身政治生活的深刻怀疑。一个能够孕育苏格拉底的城邦，也曾经判处苏格拉底死刑。这种矛盾本身，便是理解希腊文明不可回避的一部分。

    希腊留给后世的完整遗产，既是一柄追求卓越、勇于行动的血气之剑，也是一面审视自我、警惕傲慢的理性之镜。真正的文明自信，不仅在于有勇气握紧这柄追求强大的剑，更在于有智慧面对那面保持清醒与节制的镜子。唯有剑与镜兼得，跨大西洋的古典精神方能展现出最完整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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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郝苑 | 塞涅卡：无常命运的哲学治疗

    09.10.202616 Min.Als Nächstes

    編者按：在算法推送、绩效考评与社交人设层层包裹的现代社会中，“做自己”正在从一种自由选择沦为一种新的文化规训和精神内耗。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活出真实的自我，却又在资本逻辑中感到无所适从。青年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郝苑的原创思想力作《重归本真：从苏格拉底到福柯》，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之间于 2026年9月 隆重推出，正是针对当代人这一普遍生存困境而作的精神澄明指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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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在算法推送、绩效考评与社交人设层层包裹的现代社会中，“做自己”正在从一种自由选择沦为一种新的文化规训和精神内耗。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活出真实的自我，却又在资本逻辑中感到无所适从。青年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郝苑的原创思想力作《重归本真：从苏格拉底到福柯》，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之间于 2026年9月 隆重推出，正是针对当代人这一普遍生存困境而作的精神澄明指南。

    本书聚焦于西方思想史上最具生命张力的核心命题——“本真性”（Authenticity）。作者打破了将哲学视为纯粹理论的传统视域，带读者回到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作为生活艺术的哲学”传统中。全书纵贯两千年西方思想谱系，重读了包括苏格拉底、斯宾诺莎、卢梭、康德、尼采、维特根斯坦、福柯在内的 15 位哲学家的生存艺术。郝苑在书中精辟地指出，“本真”不是抽象的逻辑推演，而是思想家们在面对严酷的外界环境和人生困境时，用生命去践行真理、塑造个人坚韧品质的实践智慧。

    本⽂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授权刊发

    塞涅卡的哲学才华或许算不上是一流的，但他由于担任罗马暴君尼禄的老师而经历了起伏跌宕的命运，并在直面无常命运的过程中发展出了一种捍卫人性自由与尊严的生活艺术，这种生活艺术在他生前和死后都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时至今日，塞涅卡的生活艺术仍然有着大量的追随者，对这些忠实的追随者来说，塞涅卡是让他们超越各种生活困境的当之无愧的人生导师。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塞涅卡的学生尼禄既大大提升了塞涅卡本人的哲学影响力，又在一定程度上败坏了塞涅卡的哲学声誉。人们总是会理所当然地提出这样的疑问：倘若塞涅卡的生活艺术旨在塑造拥有高贵美德和自由灵魂的本真自我，那么他何以会教导出尼禄这样臭名昭著的暴君呢？事实上，塞涅卡无比痛心地目睹了自己的学生一步步沦为暴君的整个过程，他在自己独处时苦心孤诣铸造出来的生活艺术，很大程度上就是为避免让更多的人在扭曲欲望的诱惑下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

    一

    公元62年6月8日，尼禄的第一任妻子克劳狄娅·屋大维娅被一伙杀气腾腾的百人团长和士兵推上了刑场。刽子手残忍地割下了她的头颅，并将之送到罗马去给她的情敌波培娅过目。

    这场暴虐的公开处刑极大震慑了那些在内心深处同情乃至暗暗支持屋大维娅的罗马贵族和平民，许多原本与屋大维娅有亲密关系的元老为了自保，甚至不惜对尼禄的暴行歌功颂德。罗马权贵的软弱与怯懦，让尼禄充分体会到了暴君和僭主历来信奉的“与其被人爱戴，不如被人畏惧”这个原则的魔幻力量，此后他就更为大胆地鼓励奴隶举报自己的主人，并以私通外敌或通奸乱伦的罪名对不够驯服的罗马贵族抄家灭门。

    在逐步拔除可以制衡自己的政治势力的过程中，尼禄不仅将背叛主人的被释奴隶网罗为自己的忠实爪牙，还利用抄家获得的巨额财富，不断开办大型宴会、竞技赛、诗歌与戏剧的才艺比赛，以刺激和迎合罗马民众的低俗趣味。正是通过这些手段的诱惑，尼禄“成功地将其臣民哄骗到枷锁之中，而那些麻木的人民沉迷于眼前闪闪发光的消遣和空虚的快乐，就像幼童看着光鲜的图画书来学习阅读那样，天真却不怎么值得称赞地学会了屈从”。整个罗马城陷入了一种颠倒黑白、是非不分的精神状态之中。不择手段地为强权做出粉饰的奴才平步青云，不畏强暴地为公义发声的正直人士横遭迫害。

    在那个民众的心智被强权腐蚀，为了短视的利益而放弃自由，协助强权迫害正义的黑暗时代里，罗马帝国时期的哲学家以其敏锐的智慧意识到了时代的道德弊病与精神危机，他们失去了希腊全盛时期的哲学家们大胆乐观与勇于冒险的精神气质。为应对这个残酷而又阴暗的现实世界，为守护遵循正义与道德良知的本真自我，他们就需要借助哲学的思辨重新理解这个残酷世界的本质并诊断这个黑暗时代的痼疾。

    塞涅卡正是在当时政治境况所允许的范围内，发展出了一整套颇具启发的哲学解释和处世智慧。

    二

    塞涅卡所信奉的斯多葛主义并不愿意放弃希腊哲学传统的唯理论基础，不愿屈从于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代里悲观颓废的智识时尚，而是要以更为牢固的方式将本体论、宇宙论和伦理学融为一体。斯多葛主义主张，人类感知到的自然世界乃至整个宇宙都是一个美好的、有秩序的、完善的整体，而这种美好完善的秩序是由理性支配的。

    斯多葛主义所描绘的这种理性神圣的世界图景，显然与罗马帝国经常呈现的残酷嗜血的现实处境格格不入，斯多葛主义者将这种在特定历史时期可能将整个世界引向巨大灾难的变数称为命运或天意。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无常命运的根本原因似乎可以追溯到渗透于一切事物之中的火的实体，而对塞涅卡来说，这种扭曲世界乃至宇宙本性的火的实体，导源于种种病态的欲望之火。

    在塞涅卡看来，评判一个人灵魂的基本标准是这个人是否按照自然的本性去生活。根据一个人的自然本性，他的任何欲望和需求都是有限的，而病态扭曲的欲望则总是在贪婪的诱使下，永无止境地追求更多的财富、权力、声望等世俗利益。

    塞涅卡相信，符合自然本性的健全灵魂是自给自足的，拥有健全灵魂的智者虽然也需要许多东西来维持生计，但“为了幸福快乐的存在，他仅需要一个健全的、正直的、可以鄙视命运的灵魂就可以了”。然而，绝对权力扭曲了人的自然本性，让理性自足的灵魂蜕变成非理性的病态灵魂。塞涅卡的生活艺术就是要诊治这些病态的灵魂，将他们从无常命运的煎熬和折磨中拯救出来。

    庸常的心智之所以会被罗马帝国公开宣扬的宏大叙事所迷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并不真正了解他们所追求的表面光鲜靓丽的事物。群氓认为自己所追求的东西很崇高，那只不过是由于他们所处的位置很低，他们会通过不着边际的想象力无限美化距离自己较远的高处的生活。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所有那些身穿尊贵紫色袍子的罗马权贵，没有一个是真正快乐的；所有被欺世盗名的荣誉和头衔抬高的人，没有一个是真正伟大的。

    庸人只看到权力之巅的威武与显赫，却不了解这些高耸山峰的顶端“被雷暴环绕”，个人随时可能由于这种雷暴而陷入自我毁灭的绝境。没有节制的欲望和野心，让一个人变得鼠目寸光，为追求有限的目标而遗忘了整个生命所欲达成的理性目标。

    弓箭手在瞄准和调整目标前，必须要知道目标在哪里。人们计划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确定的目标。对于不知道将船驶向哪个港口的舵手来说，不管吹什么风都是不利的

    在对时代弊病做出上述诊断之后，塞涅卡所要解决的一个紧迫问题是：一个人如何在专断权力抛出的种种诱惑下捍卫灵魂的自足与精神的自由，让自己在无常命运的无情侵袭下依旧可以保持人类作为理性存在者的高贵与尊严？

    三

    根据古罗马历史学家苏维托尼乌斯对尼禄性格的剖析，尼禄深信，没有哪一个人在道德上是清白无暇的，“人们只是在掩饰自己的恶行，狡猾地给它们盖上遮羞布”。尼禄在他荒淫生活中的一大乐趣，就是揭穿那些正直者的道德遮羞布。尼禄原本以为，每个人都会在厄运临头时瑟瑟发抖地向他求饶，甚至会为了自保而竞相背叛自己的亲人，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笃信斯多葛主义的正直者那鄙视任何艰难险阻的高贵灵魂并没有向残酷命运屈膝下跪。他们所展现的“沉静的精神是对命运之神的最大藐视”。

    即便一个人没有力量改变腐朽罪恶的外部环境，但他仍然拥有力量战胜自己内心的怯懦与软弱，而“对自己的征服，才是最高等级的征服”。在颠倒黑白的无耻环境中，一个人要维持正义，就必然会让自己的名誉受损，但“一共有多少人了解你的正直，是无关紧要的”，“那些想要将自己的美德公告于世的，不是在为美德，而是在为名誉而努力”，真正热爱美德的人随时都准备为了公义和自由而牺牲自己的名誉。纵然不幸遭遇了种种不公正的对待和残酷的迫害，坚守良知的人们仍然没有必要绝望，因为“美德永远不会在视野中消失”，“即使隐藏起来，或被同时代的东西压制，但终究有一天，她会显现出来。那种仅为少数人而生的人，不会只想到当下这代人。……邪恶有可能会让当下的这代人闭嘴保持缄默，但后人会在没有偏见和偏爱的情况下品评议论你。”

    在塞涅卡看来，这种超越时代偏见的处世智慧需要崇高的品性，但“通向崇高之境的是一条坎坷的道路，如果想要攀登这种超越命运范畴的高峰，你的确需要从高于人们视野的境界去俯视，只有这样，你才可能从地平面前进至顶峰”。由于在成长的过程中缺乏真理，由于权力的傲慢、生活的奢侈和缺乏自制力，灵魂之中就会“充斥着不平衡的畸形”。塞涅卡相信，只有让人们唤醒自我，这样才能纠正错误。而哲学是能唤醒人们的唯一力量，唯一能让人们“从深睡中摆脱出来的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哲学这门学科才称得上是真正自由的，它通过对智慧的学习，可以让人们掌握导向崇高、勇敢和高尚的“自由艺术”。

    塞涅卡相当鄙视那种根据实际需要而毫无底线地更换面具的人，他发现，这类人有时“会自我膨胀，直到不受欢迎为止”，有时“会收缩自我，甚至比那些真正谦逊的人，还要谦卑”，有时“会撒钱”，有时“又会偷钱”。他认为：“这非常清晰地展示了一个愚蠢的心灵：一会儿是这个形状，一会儿又变成另外一个；并且，从来不会像其自身——在我看来，这是最为可耻的品质之一。”

    真正的哲学家拥有高贵的灵魂，蔑视庸众和群氓狂热追逐的世俗利益，不会为了这些有限的利益而频繁地背叛自我，因而始终可以保持内心的安宁。拥有本真自我的人迟早会意识到，“世人所称的幸运，其实是最为不幸的东西”，因为这让他们的幸福和尊荣仰赖高度不确定的外部事物。真正可靠的幸福和尊荣则仅仅仰赖真正可以由自己掌控的美德和良知。不管人们被流放到什么地方，美德和良知都会忠实地与人们同行。

    强权固然可以用酷刑去打压良知，将智者置于刑架上和烈火中折磨，但智者早已预料到了这些悲惨恐怖的人生结局，哲学的持续反思会带来应对这些灾祸的勇气和力量。“那些期待已久的事情，来时会更加温和”，无论遭遇何种不幸，他们都不会惊慌失措，更不会在惶恐和绝望中懦弱地向邪恶摇尾乞怜。即便烈火依次吞没正义者的肢体和身体，即便利刃让充溢美德的心滴下鲜血，“良心却仍会在烈火中欢欣，通过这火焰，良心的忠诚将烁烁生辉”。

    通过哲学的精神修习而勇敢直面死亡的人，“将超越任何外部力量的束缚，至少是超越死亡”，当一个人已经拥有了超脱生死的勇气和意志时，“监狱、镣铐和法庭又有什么可恐惧的呢”？对这些不甘沦为强权傀儡的自由灵魂来说，饱受折磨的身体也不过是一条锁住自由的链条。伤口可以穿透这种人的身体，但他们的灵魂不仅始终“沐浴在宁静的理智之光”中，而且依旧可以“自由自在地”翱翔于九天之上。

    四

    塞涅卡的生活艺术高度赞扬智者的自给自足，鼓吹面对现实的矛盾，智者“永远不会激发当权者的愤怒”，永远不会去积极采取行动争取自己的权利——所有这些华丽的论述客观上都可以被尼禄用来动摇和消解自己政治对手的反抗意志。塞涅卡所倡导的生活艺术能够成为罗马的官方哲学，显然并不纯粹是一种偶然。

    尽管由此获得了极高的殊荣，但塞涅卡本人经过多方面的观察，却对尼禄的邪恶本性有着越来越清醒的认识：不管一个哲学家有多么伟大和睿智，要从道德和信仰上驯服尼禄这样的君主，根本是不切实际的。塞涅卡只有在隐居和独处时，通过凝炼哲学的生活艺术追寻残存于内心的自由和尊严。

    塞涅卡亲自经历了尼禄的母亲阿格里皮娜之死的阴谋事件，尽管阿格里皮娜是尼禄登上罗马皇帝宝座的主要幕后推手，然而尼禄这个自恋到了疯狂地步的人并不懂得知恩图报。对这种心胸狭隘的掌权者来说，“接受恩惠可能意味着丢脸”，这“会招致仇恨而不是感激”。这种疯狂甚至达到这样的程度，即“给予一个人很大的恩惠都变得非常危险”。“只是因为他认为无法偿还是可耻的，所以，他宁愿他的恩人死去。……没有比接收恩惠时产生的仇恨更糟糕的仇恨了。”

    塞涅卡的这段评述也在某种程度上预言了他自己的悲剧性结局。公元65年，塞涅卡的侄子卢坎参与了谋刺尼禄的事件，尼禄借机以塞涅卡参与谋反的罪名，逼迫塞涅卡自杀。尽管遭受了种种迫害与诬陷，塞涅卡在自杀前依旧极力保持心灵的平静，并规劝周围的亲友不要对这个不公正的世界感到愤怒。塞涅卡冷静地宣读了他在自己的财富和权力如日中天的时候就写好的遗嘱，然后平和从容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可以说，他走向死亡的过程深刻展现了“个体在压抑社会中保持自身的尊严和自由”的最后手段，这为他的人生划上了一个可敬可佩的句号。

    然而，塞涅卡的人生结局也暴露出了他的哲学理念的一个致命缺陷。塞涅卡观察到，人类的心灵一旦陷入愤怒的激情，就没有机会抵抗各种非理性的冲动，因此，塞涅卡主张用理性“根除激情”。塞涅卡对愤怒的顾虑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正如尼采对此所做的评论：“消灭激情和欲望，仅仅是为了预防其愚蠢及其愚蠢的不快后果，就我们今天看来，这本身只是愚蠢的一种极端形式。我们不会对那些牙医表示赞同，倘若他们仅仅以拔掉牙齿的方式医治牙痛……。”彻底根除对不公正的愤怒的结果，只能是助长邪恶势力的嚣张气焰。

    许多现代政治家也提出了类似的论断。丘吉尔在晚年反思二战历史教训时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善者的软弱让恶者更加肆无忌惮。”罗纳德·里根则极力告诫热爱善良与和平的人们，在面对专制和野蛮的威胁时，不要消极无为，逆来顺受，而应当为了自身的自由和基本权利积极抗争。

    自由的消亡只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我们没有办法把自由通过血脉传给子孙，我们必须为它而战，保护它，将它交到后代手上，而我们的后代也必须做同样的事情。否则，终有一天，我们将用我们的暮年时光告诉我们的孩子与孩子的孩子，当人们还拥有自由的时候这个世界曾经是什么样的。

    虽然在阴暗腐朽的社会环境下，塞涅卡所倡导的超脱狂热野心，不屈从于强权的生活态度是值得珍视的，但超脱和冷漠是有缺陷的理想，“这种自由的理念并不是自由的活生生的现实”。不去致力于积极争取自身权利的自由理念，会以回避现实的方式，把自由的所有实际内容都逐渐丧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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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陈勋武 | 任重道远的儒学西传：读丁子江的《西方儒学史：对东学西传的阐述与审思》

    08.10.202635 Min.Als Nächstes

    编者按：加州州立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丁子江，于2025年推出最新著作《西方儒学史：对东学西传的阐述与审思》（孔学堂书局），从历史的缘起、概念的分析、论争的来源、批判的比较和实践的发展来阐释儒学西传的历史，必要性。本文为德州大学圣安东尼亚校区陈勋武教授为该书所写书评，文章本文深入探讨了丁子江教授的《西方儒学史：对东学西传的阐述与审思》的史学学术成就。它集中讨论了该书的六大成果。第一，它填补了一个巨大的学术空白。也纠正了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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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加州州立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丁子江，于2025年推出最新著作《西方儒学史：对东学西传的阐述与审思》（孔学堂书局），从历史的缘起、概念的分析、论争的来源、批判的比较和实践的发展来阐释儒学西传的历史，必要性。本文为德州大学圣安东尼亚校区陈勋武教授为该书所写书评，文章本文深入探讨了丁子江教授的《西方儒学史：对东学西传的阐述与审思》的史学学术成就。它集中讨论了该书的六大成果。第一，它填补了一个巨大的学术空白。也纠正了哲学史研究的一些偏见。对中学西传的研究不仅是一个具有极大意义的课题，而且大有可为。第二，它建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把哲史研究拉高一个新的水平。第三，它建立了一个新的视野，视角。为建立一个一个新的，更加系统，完整的哲学史平面版图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第四，它提供了新颖的，具有重大研究价值的历史研究资料。第五，它提供了一个解读儒学的新的范例，模型。第六，它展示了一段被人遗忘的历史，刻骨铭心的历史，醍醐灌顶的历史。

    本文原文刊发于《文化中国》2026年第一期，经授权，书评特别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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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波澜壮阔的诗篇，没有刀光剑影的剧情，只有平淡与真实叙述中不屈不饶，前赴后继与风雨兼程的负重前行。这就是几个世纪以来儒学西进的漫漫长征。在儒学西传的万里长征中，我们听到了学者们，传教者们坚定，坚实与坚毅的脚步声。不畏艰难困苦，不惧千山我独行，不论成功与失败，只顾风雨兼程，这就是儒学西传中负重前行的传播者们的风采。丁子江教授的《西方儒学史：对东学西传的阐述与审思》(以下简称《西方儒学史》)带着我们重新回顾这一儒学西进，东方智慧在西方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峥嵘岁月。这是丁教授继其近年大作《思想的再对话：东西方撞击与融合的新转向》《罗素与杜威:对直接影响中国的两位西方大哲之比较》《罗素与中华文化——东西方思想的一场直接对话》《罗素与分析哲学：现代西方主导思潮的再审思》与《罗素：所有哲学的哲学家》之后的又一部哲学力作。丁教授的这部儒学西进的思想史书史料丰富，视野开阔，结构清晰完美，审思高屋建筑，叙述层次分明，真知灼见独特，填补了哲学研究，尤其是思想史的一个巨大空白，展现了丁教授的博学多才的风格与扎实精深的学术造诣。其描绘的清晰的儒学西传路线图与版面图在目前学术界也无人能出其左右。它学术研究内容的深度与广度使《西方儒学史》的研究价值在当今哲学世界无以伦比。

    一直以来，研究中西哲学与思想的交流，学者们只注重于西学东进的研究，而完全忽视了东学西进的研究。对于哲学史学者们来说，东学西进不属于研究的范围，也被误认为没什么可研究。这就造成目前了中西哲学交流研究上的片面情况。西学东进的研究硕果累累。东学西进的研究几乎一片空白。西学东进的研究如火如荼，东学西进的研究几乎无人问津。在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一部先行者与垦荒者的著作,丁教授的《西方儒学史》是一部里程碑式的大著。它不仅填补了哲学史研究的这一巨大，重大的空白，也是一部事实上的哲学“颠覆”的著作。这一哲学“颠覆”引领的将是一个哲学史研究上的划时代的进步，甚至革命。它记录，挽救与展示了被人无视，遗忘却又参与近代和现代思想革命的一段历史。它补充，完整了哲学史研究。它也为理解当今世界哲学的多元化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史学根据。它为理解儒学的世界化，时代化提供了丰富多彩，深刻精辟的解读。丁教授的《西方儒学史》的学术价值至少有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它填补了一个巨大的学术空白。也纠正了哲学史研究的一些偏见。对中学西传的研究不仅是一个具有极大意义的课题，而且大有可为。第二，它建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把史学研究拉高一个新的水平。第三，它建立了一个新的视野，视角。为建立一个一个新的，更加系统，完整的哲学史平面版图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第四，它提供了新颖的，具有重大研究价值的历史研究资料。第五，它提供了一个解读儒学的新的范例，模型。第六，它展示了一段被人遗忘的历史，刻骨铭心的历史，醍醐灌顶的历史。

    儒学西传，率势而生，寂兮寥兮，坚毅而不改，前行而不殆，乃至今夜星光灿烂。在今天的欧美哲学界，儒学也从19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黑格尔眼中的不入流，不值一谈的“店小二”成为当今西方主流哲学中的重要一部分。也从不入笛卡尔，洛克与卢梭等法眼的东方文化糟粕成为许多西方主流哲学家眼中重要的哲学体系，儒学西传，引领双向世界哲学变化。一方面，西方哲学本土学引进外学，革新自己。不仅仅是“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而且是真理不分东西，知识不分南北，如《史记》所称：浴不必江海，马不必骐骥。敢吃百家饭，敢吸万般营养，不断发展壮大与革新才能笑傲世界。另一方面，中国哲学，包括儒家哲学，也在儒学西传，西学东进中破除封闭自封，夜郎自大，与时俱进，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自己。这一切都要感谢数世纪以来那些学者，传道者们的千山我独行，不屈不挠，不畏艰难困苦的努力。所以，感谢丁教授为读者们忠实地记录下这一切。《西方儒学史》不仅是一部史书，而是一段历史，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在儒学西传中，没有掌声，没有鲜花，没有粉丝，没有被理解，只有寻道者，学者们汗水与辛勤的劳动。

    哲学家黑格尔把历史分为三类：历史为事实记载（原始历史），历史为文明进程叙述（反审历史），历史为绝对精神或普遍理性的旅程史 （哲学的历史），即历史为历史哲学，或用中国语境，历史为道的旅程史。丁教授的《西方儒学史》的是一部哲学史著作。它集黑格尔所说的历史为事实记载 （原始历史），历史为文明进程叙述（反审历史）与历史为绝对精神或道的旅程（哲学的历史）于一身。一方面，西方儒学史作为儒学西进的进程叙述与历史及反审历史，它清晰地绘画出儒学西进欧美各国各地的阶段演化与递进，各时期杰出人物的负重前行，付出与成就。作为儒学西进的原始历史，它忠实地记载，回顾了那些不能，也不应，被遗忘的历史事实。另一方面，西方儒学史作为绝对精神或普遍理性（即道与理）的旅程史，它精辟地审思，阐述了儒学这一道与理的运载体在西进历程中所展现的方方面面，它的保守性，开放性（或用丁教授的语言，它的“闭型”，“开型”）与中和行 (即“介型”，用丁教授的词汇)。《西方儒学史》阐述儒学西进的艰难困苦的历程。它也展示与审思在其世界化过程中作为道与理的运载体的真金成色。走万里路，讲万里理，撒万里种，照万里光。儒学勇敢地站在世界的舞台上。

    一、西方儒学史作为儒学西进的历史事实记载或原始历史。《西方儒学史》分为“上篇：儒学西传的缘起与初型（16-18世纪）”，“中篇：儒学西传的拓展与转型（18-19世纪）”与“儒学西传的兴盛与成型（19-21世纪初）”。它记录了了儒学西进16-17世纪垦荒者们孤勇的背影，18-19世纪拓展者们辛勤的身影，19-21世纪建设者们不倦的心影。读《西方儒学史》，读者们将被丁教授带进浩瀚的历史大海，厚重的历史高山，无边的历史天空，深广的历史境界，激扬的历史思考，如在儒学拓展欧洲的19-20世纪，“1814年，法国法兰西学院设立汉文及满文讲座，雷慕沙 (Jean-Pierre Abel-Rémusat, 1788-1832) 就任法国法兰西学院第一位汉学教授，甚至被抬上现代汉学首创者的地位。在德国，加倍伦茨 (Hans Gorg von der Gabelentz, 1840-1893) 于1878年担任莱比锡大学的远东语言教授，也是德国第一位汉语教授 …… 理雅各于1841年着手翻译中国经典，出版《中国经典》五卷一共八本，包括《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书经》，《诗经》及《左传》。1879-1891年又出版了《中国圣书》六卷，包括《书经》，《诗经》，《孝经》，《易经》，《礼记》，《道德经》，《庄子》等。他于1876年担任牛津大学第一位汉学教授，任职长达21年。“(《西方儒学史》，第193页) 在美国，“陈荣捷(Chan Wing-Tsit, 1901-1994) …… 1936年去夏威夷大学任教。1942年，任美国达特茅斯学院中国哲学与文化学院教授，荣誉教授。主要着作有《朱学论集》，《中国和西方对人的解说》，《西方对儒学的研究》以及《现代中国的宗教之势》等。“（同上，第297页）1963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陈荣捷的《中国哲学的渊源》(The Source Book of Chinese Philosophy) 现在依然是在美国翻译中国哲学典籍方面无法超越的经典。上世纪90年代与本世纪初，杜维明以哈佛大学东亚系为舞台，在世界哲学世界里独辟蹊径，引导了儒学全球化的潮流。上世纪90年代与本世纪初，余英时在普林大学文史哲领域全面译经教学，传播儒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信广来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设坛论经，教授儒学。

    “费正清不愧是美国儒学研究的真正开创者，他不仅建立了美国本土的儒学研究，而且还造就了一支专业学术团队，并以其鲜明的学术特色被称为‘哈佛学派’。在20世纪中后期，这个学派的儒学研究代表了美国儒学的实力与水平，而且甚至也渐渐引领了西方学界的儒学研究。 ‘哈佛学派’在其研究过程中，提出了几钟著名的儒学观：费正清提出了‘冲击一反应说’（impact-response model），列文森提出了‘传统—现代说’，后来， 柯文(P.A.Cohen, 1934-)又提出了‘中国中心论’。（同上，第238页）”“《美国与中国》是费正清的第一本‘中国学’专著，也是他多年研究所著的一部研究中国历史及中美关系的力作，它是美国汉学研究的代表作之一，其中第三章专门谈及孔孟之道。费正清将儒学概括为‘以环境为中心’，而非西方的‘个人主义’。”（同上）“在哈佛大学儒学研究的继任者中，也出现了虽然继承了费正清的研究成果，但又偏离其研究方向的，史华慈是比较典型的代表。”（同上，第245页）“在《儒教中国及现代命运》一书中，列文森阐释了现代中国历史及其内在过程，从古代儒家思想到共产党的胜利历史语境背景下的科学，艺术，哲学，宗教和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在其1970年出版的《明代思想中的自我与社会》 (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 1970)； “狄培理阐述了王阳明，王畿，陈献章，汤显祖，张居正，倪元璐等人”；在其1975年出版的《理学的展开》（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狄培理阐述了儒家思想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哲学的主流思想，这是因为 “儒家适应时代的变化”（同上，第248页）。总之，茫茫史海。无边汗水，儒学西传，步步皆艰辛。

    二、西方儒学史作为儒学西进的文明进程叙述或反思史。《西方儒学史》的 “上篇：儒学西传的缘起与初型（16-18世纪）”，“中篇：儒学西传的拓展与转型（18-19世纪）”与“儒学西传的兴盛与成型（19-21世纪初）”叙述了儒学西传的起源，成长与壮大。它展现了初期源起和雏形期儒学西进的星星之火，中间期拓展与转型期儒学西进的发展壮大 ，现在兴盛与成型期儒学西进的燎原之势。它展现了儒学西进一步步从初期的个别著作的翻译，经中期的系统思想与哲学的系统介绍，到现在的儒学思想与智慧的系统传播，即儒教作为以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并驾齐驱的世界三大教之一的传播，儒教作为与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印度教与佛教并驾齐驱的世界七大教之一的传播，儒家哲学作为亚洲哲学的代表，东亚哲学的化身与全球哲学的主要学派的传播。儒家哲学智慧作为放置于四海而皆准的人生智慧的传播。例如，”在2001年11月举行的第六届北京论坛上，赛义德-侯赛因-纳斯尔(Seyyed Hossein Nasr, 1933-)，杜维明和彼得-卡赞斯坦 (Peter J.Katzenstein)三位著名学者分别代表伊斯兰教，儒家与基督教进行公开对话，主题为 ‘对21世纪人类困境的回应与反思’。他们探讨了文化多元主义和文明之间的对话，传统的文明与现在性，人类的两难和传统与现代性的冲突，以及人类文明的展望等议题。“（同上，第317页）又如，南乐山提出儒家伦理为全球伦理的哲学勇气，杜维明与狄百瑞编著《儒家哲学与人权》的哲学自信，信广来对早期儒家与宋明理学哲学概念体系的现代价值与意义的哲学探讨，成中英构造儒家解释学本体论的哲学创造，贝淡宁传播《儒家政治伦理》的认真，以及数以百计的在欧美大学任教的学者们在大学课堂上讲解儒家哲学的执着，都展示了儒家哲学是当今哲学世界齐放的哲学百花中最灿烂的哲学之花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余英时发展了他所坚持的自由儒家价值观。…… 儒家价值观始终坚持对政治权力的批判，基于历史比较道德判断，人民在治理中的声音，政治任务的偶然性，公共话语，个人对社会的责任，甚至发展成为一种当代妇女权利观。“（同上，第312页）

    关于发展到今天，儒学已成为世界哲学的主角之一，杜维明强调，“儒学的包容，开放，多元化，有助于促进市民社会的出现。“（同上，第38页）值得注意的是，杜维明是”文化中国“理念的建造者与传播者。而他的”文化中国“概念本质上是儒家中国。”文化中国“这一理念在西方哲学界引起在西方哲学界引起强烈共鸣。”在与黄百锐 (David B. Wang)合编的《儒家伦理学：自我，自主性和社群对比研究》 (Confucian Ethic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elf, Autonomy, and Community, 2006)一书中，信广来在引言中强调，“近年来，东西方比较伦理学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特别是儒家伦理学与西方思想的比较讨论。”（同上，第326页）波斯顿派儒学，哈佛派儒学的腾空而起，脱颖而出，也标志著儒学西传的新阶段。总之，经过数世纪儒学西传的演化与发展，虽然世界化依然是任重而道远，在当今西方哲学世界，儒家哲学已不再是俏也不争春的配角，而是骏马齐飞的主角之一。起源，发展壮大到繁荣昌盛，儒学西传成就了一项伟大的工程。

    三、儒学西进历史作为儒学这一绝对精神或道的承载体的西进旅程史，是儒学作为思想实体的本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西进外化与实现过程的展现。根据黑格尔，最重要的世界历史是绝对精神的历史，即绝对精神在时空世界的外化与最中回归的历史。所以，理性是历史的本体，历史是理性这一本体在时空世界的历史。而绝对精神在时空中外化于不同文化载体中。儒学能够西进，并在欧美哲学世界生根，发芽，发展与昌盛，因为它是道的承载体，普遍真理的承载体，普遍人生智慧的承载体，又是一个具有特殊风格的思想实体或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第一本体。与此相适应，一部儒学西传史就是儒学所体载的普遍理性或道的西传史。在儒学西进艰难困苦的长征中，儒学这一思想本体的本体地位与属性也在不断地展现。古典儒家，宋明理学，新儒家，与当代儒家悉数登场。儒学的“开型”（开放性）， “闭型”（保守性）与“介型” （兼容性）的属性成色也不断地展露。《西方儒学史》带着我们一方面回顾儒学西进的艰难困苦的长征，另一方面阅读，审思与更加深入地理解这一西进的思想学派与思想主体（本体与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万里西传，显现儒学本体，本质与本色。

    西传的儒学展示了自己的“开型”（开放性）属性。儒学的“开型”（开放性）属性由八大方面组成：（1）“‘求谐’—开放型的关系观架构”；（2）“‘求俗’—开放型的社会观架构；（3）“‘求才’—开放型的用人观架构”；（4）“‘求行’—开放型的实践观架构”；（5）“‘求知’—开放型的知识观架构”；（6）“‘求思’—开放型的理性观架构”；（7）“‘求实’—开放型的真理观架构”；与（8）“‘求正’—开放型的正义观。”（同上，第30-38页）即儒学的开放性显示于其关系观，社会观，人才观，实践观，知识观，理性观，真理观与正义观。关于儒学的开放性，丁教授这里参考了侯外庐，张力文等学者的观点。（同上，第27页）根据侯外庐等人，“孔学体系的开放性表现在：1.从神权观到王权观；2.从神本观到人本观；3.从血统观到尚贤观；4.从崇仪观到崇礼观；5.从贵族观到平民观；6.从官学观到私学观；7.从遁世观到入世观；8.从形式观到现实观。”（同上）及儒家的开放性显示于其世界观，价值观，幸福观与教育观。

    与此同时，西传的儒学展示了自己的“闭型”（保守性）属性。儒学的“闭型”属性也体现于七个方面：（1）“守故—封闭型的历史观“；（2）”守命—封闭型的天命观“；（3）”守范—封闭型的行为架构“；（4）”守简—封闭型的经济观架构“；（5）”守虚—封闭型的价值观架构“；（6）”守内—封闭型的修养架构“；与”守静—封闭型的处世架构（同上，第24-25页）。”对费正清而言，儒家文化是一个闭型的系统，“事实上，中国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前一个半世纪，已经成为一个自我平衡的社会，有足以维持一个稳固国家的能力。”（同上，第240页）儒学的封闭性使儒学保持了自己的特色。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坦然以对。无论山高路远，我自本心不变。无论成功与失败，我自风雨兼程。儒学的“封闭性”是“一种静态，守恒，消极，内抑，自调与排他。”（同上，第23页）是儒学开放性的反面。儒学开放性 “是一种动态，转换，积极，外张，他调与容异。”（同上）而儒学的“兼容性（中和性）” 是一种‘非闭非开’，居于边缘状态的中间架构。它表现为中介，过渡，协调，互导，边际与整合。”（同上）“开放性是儒学更好地在不同的时空中与世界同行。封闭性是儒学能在不同的时空中守住自我。而兼容性（中和性）使儒学能在不同的时空中主观能动地挪腾旋转，长袖善舞，长歌一曲而跨越时空。儒学本体的这三种属性在数世纪的儒学西传相辅相成，互为条件，携手共舞又各领风骚，共同影映儒学的多元性。儒学的多元性不是多本体性，而是本体属性多元化。

    重要的还是，今天，儒学作为一个思想本体，实体或体系本身已生龙活虎地在包括欧美哲学世界在内的世界哲学世界里茁壮成长，通过数世纪，数代人的不断的努力，儒学作为一个杰出的思想本体，实体全面地在世界哲学世界展现自己，它的世界观，价值观，与幸福观全面地展现在世界舞台上。它的普遍性，特殊性不断地在世界舞台上得到检验。儒学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思想本体与实体，是不能替代，不能复制的思想本体与实体，是在当今世界哲学世界闪闪发光的思想本体与实体，而不是其他学派或主义的注脚或附属件。它的基本教义，它的传统，它的历史（包括西传史），它的思维等等构成了一个完整又不断自我更新的思想实体与体系。《西方儒学史》的特色之一是丁教授深入，详细地展示了一些儒家大师在儒学西传中对儒学基本教义与精神的解读。

    例如，本书详细解读了当代世界最著名，最有影响力，最有气场的新儒学大师杜维明眼中的儒家。在其“1979年出版的《仁与修身：儒家思想论集》(Humanity and Self-Cultivation: Essays in Confucian Thought)“，杜维明从三维次解读他眼中的儒家这一思想本体即儒家思想体系的本体构成：”1.古典儒家思想；2.新儒家（理学）的思维模式；3.现代儒家的符号主义。对于第一个维次，杜维明最先论及“仁与礼的创造型张力（creative tension）” 从而确立了“仁”在儒家哲学中的首要地位，并与“礼”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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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书讯|2026中期选举（下）：一场选举能够改变多少？

    07.10.20269 Min.Als Nächstes

    编者按：美国中期选举最直观的意义是重新分配政治权力。选民决定435个众议院席位以及部分参议院席位的归属，由此决定未来两年谁控制国会、总统的政策空间有多大，以及行政部门面对怎样的立法和调查环境。但美国政治从来不只发生在投票箱里。最高法院可以改变国会通过的法律；总统及行政部门可以通过行政权实施政策；移民制度可以决定非公民在美国享有哪些权利；大学、企业和社会组织也在政治冲突中扮演角色。与此同时，一些政治理论家甚至提出更加根本 …

    Shownotes

    编者按：美国中期选举最直观的意义是重新分配政治权力。选民决定435个众议院席位以及部分参议院席位的归属，由此决定未来两年谁控制国会、总统的政策空间有多大，以及行政部门面对怎样的立法和调查环境。

    但美国政治从来不只发生在投票箱里。最高法院可以改变国会通过的法律；总统及行政部门可以通过行政权实施政策；移民制度可以决定非公民在美国享有哪些权利；大学、企业和社会组织也在政治冲突中扮演角色。与此同时，一些政治理论家甚至提出更加根本的问题：如果选举越来越受到金钱、职业政治和党派组织影响，民主是否还应该寻找投票之外的公民参与方式？因此，如果上篇讨论的是“选民正在想什么”，下篇讨论的就是另一个问题：一场选举究竟能够改变多少？

    Nikolas Bowie和Daphna Renan从最高法院出发，挑战美国政治长期接受的“司法至上”；Hélène Landemore则从相反方向追问，为什么民主必须主要依靠职业政治家和选举运行。Mahmoud Khalil从自己的拘押经历讨论移民身份、政治表达与国家权力；Casey Gerald则把视线转向选举之外的社会抵抗。

    四本书的政治立场并不相同，也都存在可以争论的地方。但它们共同提醒我们：2026年中期选举决定的是美国政治权力的重要一部分，却不是全部。因此，观察这次选举，也需要同时观察那些不会直接出现在选票上的权力。

    《司法至上：法院之治如何取代民治》

    Supremacy: How Rule by the Court Replaced Government by the People

    Nikolas Bowie & Daphna Renan｜W. W. Norton｜2026年9月15日

    内容介绍：美国最高法院究竟是在限制政治权力，还是它本身已经拥有了过大的政治权力？这是 Supremacy 提出的核心问题。两位Harvard Law School学者Nikolas Bowie和Daphna Renan挑战的是美国宪政中一个已经被许多人视为理所当然的原则：最高法院有权解释宪法，并可以宣布国会或者行政部门的行为违宪。

    他们特别区分两种司法审查。第一种是vertical review——联邦法院审查州和地方政府的法律是否违反联邦宪法和法律；第二种是horizontal review——最高法院推翻作为同等联邦权力部门的国会或行政部门的决定。

    Bowie和Renan主要质疑第二种权力。他们通过美国历史上的废奴运动、劳工运动、妇女参政权和民权运动重新考察司法审查的历史，并主张美国宪法并没有像今天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明确规定最高法院拥有最终解释权。这是一个明确而且具有争议性的宪政主张。

    支持强司法审查的人会提出完全不同的论点：民主并不只是多数决定，还包括保护个人权利和少数群体；如果国会或者总统侵犯宪法权利，一个独立于选举政治的法院恰恰可能成为必要的制度制衡。美国历史也同时提供支持这种观点的案例，包括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等民权判决。

    因此，Supremacy 真正重要的地方也许不是告诉读者“最高法院应该更强还是更弱”，而是重新提出一个长期被忽略的问题：在一个民主制度里，究竟谁拥有解释宪法的最终权力？

    作者介绍：

    Nikolas Bowie是Harvard Law School Louis D. Brandeis Professor of Law，主要研究宪法、地方政府法以及美国法律史，曾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Sonia Sotomayor的法律助理。

    Daphna Renan是Harvard Law School Peter B. Munroe and Mary J. Munroe Professor of Law，主要研究总统权力、行政国家和美国政府制度，曾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Ruth Bader Ginsburg的法律助理。

    两人的研究背景使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关于当前最高法院的政治评论，也试图从美国宪政史重新解释法院、国会和民主授权之间的关系。

    《没有政治家的政治：为公民治理辩护》

    Politics Without Politicians: The Case for Citizen Rule

    Hélène Landemore｜Thesis｜2026年2月10日

    内容介绍：如果Bowie和Renan问“为什么最高法院拥有这么大的权力”，Hélène Landemore提出的问题更加激进：为什么民主一定要由职业政治家来运行？

    现代民主通常意味着选举。普通公民每隔几年投票，把权力交给总统、议员和其他民选官员，然后由这些职业政治人物代表公众作出决定。Landemore认为，这种制度可能把“民主”与“选举”过度等同起来。

    她提出扩大citizens’ assemblies（公民大会）以及sortition（抽签遴选）：从普通公民中随机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人群，让他们在获得信息、听取专家和进行讨论之后直接参与公共决策。她的核心理由是，选举天然倾向于选择那些拥有金钱、社会关系、政治野心和传播能力的人，而随机选择可能让那些从来不会竞选公职的人进入决策过程。Yale对本书的介绍因此把她的主张概括为让普通人拥有更加直接的治理角色。

    当然，这套制度同样面对明显问题。随机选择的公民是否具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没有通过选举获得授权的人为什么有权作出公共决定？如果他们作出错误决策，公众又应该如何追究责任？这些恰恰构成了本书最值得讨论的部分。

    在2026年中期选举即将到来之际，Landemore并不是告诉选民应该支持哪一个政党，而是在追问一个更基础的问题：投票本身是否足以构成民主？

    作者介绍：Hélène Landemore是Yale University政治学教授和政治理论家，主要研究民主理论、代表制、协商民主以及制度创新。她出生于法国，在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和Sciences Po学习，后来获得Harvard University博士学位。她此前出版的 Open Democracy 已经系统讨论如何让普通公民更加直接地进入政治决策过程；她也曾与欧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地区的政府和民主改革项目合作。

    《无立足之地：拘押笔记》

    No Land to Stand On：Notes From Detention

    Mahmoud Khalil｜Metropolitan Books｜2026年9月29日

    内容介绍：这是一本个人回忆录。Khalil是Palestinian-American、Columbia University毕业生和美国永久居民。2025年3月，他因特朗普政府针对其亲巴勒斯坦校园政治活动采取的移民执法行动而被拘押，随后被送往Louisiana的移民拘留设施。他在那里被拘押104天，并错过了儿子的出生。联邦法官后来裁定其继续拘押存在宪法问题并下令释放；与此同时，围绕其移民身份和政府试图将其驱逐出境的法律争议并未就此完全结束。

    No Land to Stand On 以这段经历为中心，同时讲述Khalil本人从巴勒斯坦家庭、叙利亚难民营到美国的经历。Khalil把自己的拘押理解为政府利用移民制度惩罚政治异议；特朗普政府则曾把针对他及其他部分外国学生的行动置于移民法、国家利益和校园政治的框架中。围绕这些行动的合法性和宪法边界，也一直是法院诉讼的对象。同时也提出一个重要的制度问题：当行政权、移民法和政治表达发生冲突时，一个人的法律身份会怎样改变他能够实际享有的政治权利？

    作者介绍：Mahmoud Khalil是巴勒斯坦裔美国永久居民，曾就读于Columbia University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并在2023—2024年的校园亲巴勒斯坦抗议活动中成为受到媒体广泛关注的人物。他出生于叙利亚的巴勒斯坦难民家庭，后来前往黎巴嫩并最终来到美国。

    《大拒绝：一种新的抵抗愿景》

    The Great Refusal: A New Vision of Resistance

    Casey Gerald｜2026年9月15日

    内容介绍：当一个人认为现有政治制度无法解决问题时，还可以做什么？Gerald把“refusal”——拒绝——作为全书的中心概念。他关注美国种族历史、贫困、社会流动以及个人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并试图重新理解“抵抗”究竟意味着什么。

    传统政治行动通常强调参与：投票、加入政党、竞选、游说、组织社会运动。但Gerald试图讨论另一种政治传统——当人们认为某种制度本身不值得继续服从时，退出、拒绝合作或者建立替代性的社会关系是否也可以成为政治行动？不过，批评者也可以问：如果越来越多人选择退出共同制度，而不是通过选举、法律和政治妥协改变制度，“拒绝”是否反而可能进一步削弱民主社会解决冲突的能力？

    作者介绍：Casey Gerald是美国作家和公共演说者，长期写作种族、阶层、贫困、社会流动以及美国公共生活。Gerald此前出版回忆录 There Will Be No Miracles Here，通过自己的家庭、教育和职业经历讨论美国关于成功、阶层流动和“美国梦”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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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书讯 | 2026中期选举（上）：选民正在想什么？

    06.10.202611 Min.Als Nächstes

    编者按：距离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越来越近，华盛顿最容易提出的问题当然是：共和党能否守住国会？民主党能否重新取得众议院或者参议院？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政策，又会如何改变选民的选择？但如果把视野稍微拉远，这次中期选举也提供了一个观察美国政治变化的窗口。过去十年，美国政治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传统的党派身份越来越难以完整解释选民。一个人在2024年投票支持特朗普，并不意味着他赞成特朗普政府的每一项政策；一个反对特朗普的选民，也未 …

    Shownotes

    编者按：距离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越来越近，华盛顿最容易提出的问题当然是：共和党能否守住国会？民主党能否重新取得众议院或者参议院？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政策，又会如何改变选民的选择？

    但如果把视野稍微拉远，这次中期选举也提供了一个观察美国政治变化的窗口。

    过去十年，美国政治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传统的党派身份越来越难以完整解释选民。一个人在2024年投票支持特朗普，并不意味着他赞成特朗普政府的每一项政策；一个反对特朗普的选民，也未必认同民主党的政治议程。教育、阶层、城乡、年龄、种族和文化认同正在以新的方式重新组合美国的选民联盟。

    与此同时，两党面对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怎样把一次选举中的支持转变为可以持续的政治多数？

    《纽约客》最近把Sarah Longwell的 How to Eat an Elephant 与Adam Jentleson的 Supermajority 放在一起讨论，很能说明这种变化。Longwell来自共和党政治世界，后来成为Never Trump运动的重要人物；Jentleson则长期在民主党内部工作。两人的政治立场和经验不同，却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从华盛顿的意识形态争论转向普通选民：他们究竟为什么投票？政党对他们的理解与他们对自己的理解之间，存在多大的距离？

    Utah州长Spencer Cox则把问题从选举策略推进到政治极化。当越来越多美国人首先把对方理解成需要击败的敌人，而不是可以共同生活的政治对手，选举还能否继续承担民主社会解决分歧的功能？

    Jacob Weisberg关注的又是另一个群体：不是普通选民，而是政治、商业、法律和媒体精英。他试图解释特朗普第二任期中，一些拥有制度资源的人为什么选择妥协、合作或者保持沉默。这显然是一种带有明确价值判断的解释；但它同时提出了一个超越特朗普个人的问题：在一个高度依赖机构规范的政治制度里，个人选择究竟能够产生多大的制度后果？

    因此，本篇选择的四本书并不提供一个统一的2026年中期选举答案。Longwell关心选民，Jentleson关心多数联盟，Cox关心政治极化，Weisberg关心精英与制度。把它们放在一起，也许更值得追问的是：2026年美国选民真正准备选择的，究竟只是下一届国会，还是美国政治未来几年重新组合的方式？

    《如何吃掉一头大象》与《超级多数》：谁真正理解美国选民？

    How to Eat an Elephant: One Voter at a Time

    Sarah Longwell｜St. Martin’s Press｜2026年9月8日

    Supermajority: How Democrats Can End Republican Dominance and Build Lasting Power

    Adam Jentleson｜W. W. Norton｜2026年6月9日

    内容介绍

    9月18日，《纽约客》把这两本政治背景颇为不同的书放在一起评论，标题非常直接：一个Never Trumper和一个民主党人如何思考击败MAGA。

    但如果暂时放下两位作者自己的政治目标，两本书最值得注意的共同问题其实是：美国政党是不是越来越不理解自己的选民？

    Sarah Longwell过去八年进行了数百场焦点小组，听取了数千名共和党人、民主党人、独立选民以及没有稳定党派归属者的意见。她发现，真实选民往往不像政治评论中描述的那样具有完整而一致的意识形态。有人投票支持特朗普，却反对他的某些政策；也有人在经济、移民、堕胎或外交政策上同时持有通常被归入不同党派的观点。《纽约客》举出的几个选民案例，正是为了说明这种看似“矛盾”的政治组合。

    Longwell本人具有明确的反MAGA立场。她提出建立一个能够吸收传统共和党人、独立选民和民主党人的“pro-democracy”联盟，并认为仅靠一次选举不足以完成这种政治重组。出版社也明确把本书定位为一套反对MAGA式政治的政治策略。

    Adam Jentleson则从民主党内部提出另一套答案。

    Supermajority 回顾20世纪美国政党政治，认为今天这种几乎每次总统选举都在几个百分点内决定胜负的状态，并不是美国政治不可改变的常态。从罗斯福新政联盟到后来不同阶段的党派重组，美国历史曾经出现过持续时间很长的政治多数。

    Jentleson的主张同样具有明确党派目标：他希望民主党扩大自己的社会联盟，并认为民主党必须更加重视公共舆论，而不能只由利益集团、活动人士或者党内高度政治化的群体决定议程。

    因此，两本书并不是中立的选举研究，而是分别从反MAGA联盟和民主党重建的角度提出政治策略。但恰恰因为如此，把它们放在一起阅读反而很有价值。2026年中期选举真正值得观察的，可能不仅是谁赢得更多席位，而是特朗普时代形成的选民重组是否正在固定下来，还是仍然处于流动之中？

    作者介绍

    Sarah Longwell长期从事共和党政治传播和选民研究，目前是 The Bulwark 的CEO兼出版人，并主持 The Focus Group 播客。她过去多年通过焦点小组研究特朗普支持者、共和党选民、摇摆选民以及政治独立人士的态度。出版社将她描述为长期从事定向政治传播和定性选民研究的政治策略人士。

    特朗普崛起后，Longwell成为Never Trump阵营较活跃的人物之一。因此，How to Eat an Elephant 既是一部关于选民的观察记录，也是一部具有明确政治目的的策略书。

    Adam Jentleson长期从事民主党国会政治，曾任参议员Harry Reid的副幕僚长、John Fetterman的幕僚长，目前担任Searchlight Institute创办人兼主席。他此前出版 Kill Switch，研究美国参议院、filibuster以及国会制度。

    如果Longwell的材料更多来自选民访谈，那么Jentleson的经验主要来自政党组织和国会政治。两人的共同点，是都认为美国目前的党派格局并非不可改变。

    《出口：如何在蔑视的时代成为和平缔造者》

    Off Ramp: How to Be a Peacemaker in an Age of Contempt

    Spencer Cox｜Penguin Press｜2026年9月8日

    内容介绍

    美国政治的问题究竟是分歧太大，还是美国人已经失去了处理分歧的方法？

    Utah州长Spencer Cox在 Off Ramp 中选择了后一个问题。

    “Off ramp”原本是高速公路上的出口。Cox把它作为政治隐喻：当政治冲突不断升级时，一个社会是否能够给彼此留下一条离开对抗的道路？

    这本书讨论的不是如何消灭党派差异。Cox本人是共和党州长，也并不主张共和党和民主党放弃各自政策立场。他关心的是另一件事：当政治竞争逐渐从“你的政策是错误的”转变成“你这个人或者你所属的群体本身就是问题”，民主制度还能否正常运行？

    这种问题在2026年中期选举中尤其值得观察。

    美国选举越来越依赖负面党派认同——选民投票未必因为喜欢自己的政党，也可能因为更加反感另一个政党。这样的政治动员在选举上可能有效，却也可能进一步强化身份对立。

    Cox提出的解决方式包括政治领袖主动降低语言温度、寻找有限合作领域，以及让政治对手公开展示“disagree better”的可能性。他担任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主席期间，也曾推动同名跨党派倡议。

    这些方法是否足以应对美国政治中的深层利益冲突，当然可以讨论。批评者也可以提出：当双方在堕胎、移民、总统权力或选举规则等问题上存在真实而重大的政策冲突时，强调礼貌和沟通是否会低估冲突本身？

    因此，Off Ramp 真正值得讨论的问题并不是“美国人应该彼此友善”，而是：一个民主制度需要多少政治冲突，又需要多少政治克制？

    作者介绍

    Spencer Cox是共和党政治人物、Utah州第18任州长。在成为州长之前，他曾担任市议员、市长、县委员、州议员和副州长。

    2023至2024年担任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主席期间，他推动“Disagree Better”项目，希望通过跨党派活动降低美国政治极化。

    本书由社会心理学家Jonathan Haidt作序。Cox的特殊之处也正在于，他不是从学术研究或者全国党派竞选角度讨论极化，而是从一个州长和地方政治实践者的经验出发。

    《懦弱者群像：特朗普时代的附和研究》

    Profiles in Cowardice: A Study of Collaboration in the Trump Era

    Jacob Weisberg｜Penguin Press｜2026年9月15日

    内容介绍

    1956年，John F. Kennedy出版 Profiles in Courage，讲述美国政治人物在巨大政治压力之下坚持个人判断的故事。

    七十年后，Jacob Weisberg有意把这个书名倒了过来。

    Profiles in Cowardice 选择八位来自政治、商业、法律及其他权力机构的人物，考察他们在特朗普政治影响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如何做出妥协、合作或者退让。出版社将其明确定位为一部关于特朗普时代精英和机构如何面对政治压力的批判性研究。

    9月18日，《金融时报》书评进一步把Weisberg的问题概括为：谁帮助特朗普获得并维持了这种权力？书评讨论的对象包括律师Brad Karp、Amazon创办人Jeff Bezos以及参议员Mitch McConnell等。

    这里必须区分事实与作者判断。

    这些人物为什么作出具体决定，可能涉及商业利益、政党策略、法律判断、机构责任或者个人政治立场。Weisberg把其中一些行为解释为恐惧、机会主义或者制度性的退让，这是作者的分析框架，而不是这些人物本人都接受的解释。

    但这也使本书与2026年中期选举产生了一个有意思的联系。

    选举通常把注意力集中在普通选民身上：谁投共和党，谁投民主党，谁改变了立场。但现代美国政治同时高度依赖政党领袖、企业、大学、律师事务所、媒体和其他机构。

    于是问题变成：美国政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由选票决定，又在多大程度上由选举之外拥有制度资源的人决定？

    作者介绍

    Jacob Weisberg是美国政治记者、编辑和作家，曾长期担任 Slate 编辑，也是播客公司Pushkin Industries的联合创办人，目前担任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主席。

    他此前著有 The Bush Tragedy、Ronald Reagan 等政治著作，并与前美国财政部长Robert Rubin合著 In an Uncertain World。

    Weisberg长期关注美国总统政治、媒体和政治精英，因此 Profiles in Cowardice 延续的也是他一直关心的问题：个人性格、制度和权力之间究竟如何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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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徐贲 | 从“人工智能”到“超级智能”：对人机共笔写作的可能冲击

    05.10.202623 Min.Als Nächstes

    编者按：9月底，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文件以“超级智能”取代“人工智能”，这一改名举措引发了社会关注。学者徐贲认为，无论“AI”是否改称“SI”，人文学界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仍然没有改变：在人与智能共同书写的时代，作者的判断究竟在哪里，由谁来承担责任。本文便是从“超级智能”这一概念，以及从“工具观”到“智能观”的变化出发，而不是从这次改名的政治含义出发，来讨论这一问题。2026年9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 …

    Shownotes

    编者按：9月底，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文件以“超级智能”取代“人工智能”，这一改名举措引发了社会关注。学者徐贲认为，无论“AI”是否改称“SI”，人文学界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仍然没有改变：在人与智能共同书写的时代，作者的判断究竟在哪里，由谁来承担责任。本文便是从“超级智能”这一概念，以及从“工具观”到“智能观”的变化出发，而不是从这次改名的政治含义出发，来讨论这一问题。

    2026年9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美国政府文件今后将以“超级智能”（Super Intelligence，简称SI）取代“人工智能”。他的理由是“人工”一词让这项技术听起来像是“假的”。此前一周，他还曾在社交平台上让追随者在“SUPER INTELLIGENCE”与“SUPERIOR INTELLIGENCE”之间投票。9月29日，他在白宫宴请主要人工智能企业的负责人，随后签署题为《开启超级智能时代》的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机构在官方函件、网站和政策文件等非法定文本中，一律以“超级智能”和“SI”取代“人工智能”和“AI”。命令并未改动法律中对AI的既有定义，只责成白宫科技顾问在六十天内提交关于联邦“超级智能”定义的立法建议。同日，谷歌、Anthropic、Meta、OpenAI、xAI和英伟达等公司的负责人签署了《白宫超级智能协议》。（Axios, “Trump and CEOs Try to Shed AI’s Toxic Branding”）

    这个提议是否事先征询过科技界领袖，甚至就出自他们的主意，目前尚无公开证据可以断言。可以确认的有三点。

    其一，这次改名与产业界的处境密切相关。Axios报道称，华盛顿与硅谷的决策者都担心公众对AI和数据中心的反感会拖累这项技术的发展，新名称正是扭转舆论的一部分。

    其二，部分企业家公开示好。英伟达的黄仁勋称数据中心如今应当叫作“超级智能工厂”，马斯克也转发了相关视频，并写下“Super Intelligence”。

    其三，行业并未整齐划一。Anthropic的阿莫迪与OpenAI的布罗克曼在发布会上仍然说“AI”，阿莫迪还强调这项技术“确有真实的风险”。报道还指出，特朗普暗示科技领袖签署了确立新名称的文件，但他们签署的是另一份只在标题里出现新词的两页协议，其中并无改名的声明。因此，更稳妥的判断是：这是一次政治权力与产业利益相互呼应的品牌行动，至于谁先提出，只能留待日后查证。

    这一改名的潜在意义，需要与它的概念混淆分开来看。在研究者那里，“超级智能”一词有特定含义，指在几乎所有领域都远超人类最优秀头脑的智能。而行政命令所指的“SI”，不过是现有AI系统的新标签。它在法律上仍指向既有的人工智能定义。业内人士也批评这是借用了研究者留给更大跃迁的名号，不太可能被行业普遍采用。民调同样显示，公众更偏爱旧名，选“人工智能”的占53%，选“超级智能”的只有9%。就语言本身的接受度而言，这个新词前景并不乐观。

    但它值得被认真对待，原因恰在于它与本文讨论的问题直接相关。命名不是中性的，它安排着人们把一种事物归入哪一类。把“人工”解释为“假”，等于预设了一个与本文第二节所分析的“工具”范畴相近的前提：既是人造之物，便只能是对真智能的模仿，借助它写出的文字，自然也近于“假”。

    改名的政治意图，是用“超级”取代“人工”，借此冲淡这种“假”的联想。无论这一意图出自政治家还是企业家，客观后果都是：先进AI被当作“智能”而不是“工具”的公共语境，因此多了一股来自权力中心的推力。在这条推力之下，AI辅助的 “人机共笔”写作的文化合法性，会随着人们对这项技术的范畴理解一起发生变化。

    然而，名称的升格并不等于能力的实现，从能力到正当性并没有直接的通道，从一个名称到正当性就更没有。当“超级智能”成为官方用语和产业公关的一部分，学界若是接受，很容易被视为对政治与商业话语的附和；若是拒绝，又可能把“拒绝AI写作”与“抵制某种政治叙事”捆绑在一起，使一个本应以学术伦理来讨论的问题，染上党派色彩。

    命名者提供的只是更体面的称呼，并不提供责任机制。因此，无论“AI”是否改称“SI”，人文学界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仍然没有改变：在人与智能共同书写的时代，作者的判断究竟在哪里，由谁来承担责任。我这里将从“超级智能”这一概念，以及从“工具观”到“智能观”的变化出发，而不是从这次改名的政治含义出发，来讨论这一问题。

    一、合法性之争背后的范畴之争

    我所说的“人机共笔”，指的是人类作者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写作中的深度协作：人提出问题、划定方向、取舍材料、质疑和修正机器的输出，机器则参与可能性的生产，包括提供论证的备选路径、指出被忽略的前提、在遥远的知识领域之间搭桥。与之相对的是“AI代写”，即机器给出智识上的终点，人只是把这个终点据为己有。这两种模式的区别，不在于机器参与的多少，而在于判断发生在哪里。

    当下围绕AI辅助写作的争论，大多集中在合法性问题上：这算不算作弊，算不算外包，署名是否诚实，学术规范能否容忍。我认为，这些争论的背后潜藏着一个更基础的范畴问题，即人们究竟把AI归入哪一类事物。范畴一旦改变，合法性的判断标准也会随之改变，而推动这种范畴变化的一个重要力量，正是“超级智能”（superintelligence）这一概念越来越具有公共可信度。

    出生于瑞典的牛津大学哲学家，尼克·波斯特洛姆（Nick Bostrom）在《超级智能》（Superintelligence: Paths, Dangers, Strategies, 2014）中将超级智能界定为：“在几乎所有具有认知价值的领域（包括科学创造力、通识智慧和社交技能），都远远超过人类最优秀头脑的智能”（Bostrom, 2014, p. 22）。这一概念此前长期停留在哲学思辨与科幻想象中，如今随着生成式 AI 的爆发性发展，已迅速渗入产业界、政策框架与公共话语体系。

    当社会不再仅仅将先进 AI 视作单纯的效率工具，而是逐渐赋予其某种“智能”地位时，知识生产与文化实践的底层逻辑便发生了深刻转变。这一转变并非意味着人类智识退场，而是将讨论的重心从工具性的“效率提升”引向了存在论层面的“主体建构”。在这一背景下，有关作者观（Authorship）、学术规范（Academic Norms）与人文教育（Humanities Education）的讨论，不再局限于技术层面的“是否使用 AI”，而是全面转向了“人类判断究竟在场与否”的核心命题。

    首先，作者观从传统的“独创文本产出”重塑为“主体判断与裁决的在场”——写作的价值不再体现在字符的生成速度，而体现于思想的设计、逻辑的审视与责任的担当；其次，学术规范的审查重心从机械的“行为阻断”转向了严肃的“智识责任归属”，明确了技术可作论证与对话的伙伴，却绝不能成为免除学者学术诚信的挡牌；最终，人文教育也必须顺应这一大势，从传授标准化技能的“知识输出”回归到培养审美鉴赏力、道德判断力以及临界体验中的“批判性思辨”。可以说，正是在这种从“工具”到“智能”的认知跨越中，人类智识的真正尊严得到了重新审视与定义。

    二、从“工具”到“智能”：范畴的迁移

    今天人们对AI写作的怀疑，多半建立在一个未经言明的前提上：AI是一种工具，一种高度复杂的自动补全系统，它替人生成语言，而真正的智力劳动应当由人来完成。在这个前提下，AI参与得越多，就越容易被看成外包、替代或欺骗。工具的比喻有它的逻辑：锤子不分担建筑师的构思，计算器也没有自己的问题意识，使用工具的人始终是唯一的思考者。

    “超级智能”这一概念动摇的，正是这个前提。如果人们开始把先进AI看作一种真正的智能形式，能够推理、发现关系、提出假说、批评论证，并在某些层面超出普通人的能力，那么AI参与写作就不再像使用一件工具，而更像与另一种智能共同工作。这个区别并不只是修辞上的。至少在强的意义上，一个超级智能系统可能拥有自己的问题视角：它可能发现作者忽略了一个前提，提出作者从未想到的概念区分，把相距遥远的领域联系起来，或者直接挑战作者的解释。到了这一步，说“作者使用了AI”就几乎没有信息量了，正如说“作者读了书”没有信息量一样。真正有信息量的问题是：人类究竟如何运用了自己可以获得的这种智能？

    在这个意义上，模型不再只是代写者或语言生产机器，而可能成为智识上的对谈者。人机共笔的合法性，也因此获得一个新的支点：对谈者的参与，在人文传统里从来不是污点。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书院里的问难、师友之间的往复论辩，都是思想借助他者而成形的方式。没有人会因为一部著作受益于与友人的长谈而否认它的作者身份。

    三、技术中介的历史与AI的特殊性

    每当一种新技术进入知识生产，最初的反应往往是把技术中介等同于智识上的不合法。柏拉图在《斐德若篇》中借苏格拉底之口，担心文字会使人依赖外在的符号而衰退记忆，带来的只是智慧的外表而非智慧本身。

    美国文化和宗教历史学家以及哲学家沃尔特·杰克逊·翁 (Walter Jackson Ong)在研究口传文化与书写文化时指出，书写重构了人的意识本身（Ong, Orality and Literacy）。印刷术改变了作者身份与学术活动的组织方式，图书馆把记忆外置，搜索引擎把检索外置，文字处理软件把机械性的书写劳动外置。每一次，人们都经历过类似的焦虑，也每一次都在适应之后，把原本令人不安的中介视为理所当然的基础设施。

    但AI与这些先例有一个关键差别，也正是它带来的不安格外深重的原因：以往的技术外置的是记忆、检索与抄写这类相对机械的环节，而AI开始外置一部分认知生产本身，包括综合、类比、论证与表达。因此，不能简单地以“历史上总是如此，终将适应”来化解今天的疑虑。适应是否发生，取决于我们能否在新的条件下重新划定“思考”的边界，而“超级智能”概念的作用，恰恰是迫使这种划界工作无法再被推迟。

    哲学上还有一条值得借助的资源。英国哲学家兼认知科学家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与当代知名意识哲学家大卫·查尔默斯（David Chalmers）在1998年发表于期刊《分析》（Analysis）的经典论文《延展心灵》（”The Extended Mind”）中提出，认知过程并不必然止于颅骨与皮肤；只要外部工具（如笔记本、智能手机等）能够稳定、可靠且随时为我们所调用，它们在功能上就与大脑内部的记忆与思维机制无异，同样属于认知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如果此说成立，那么把“纯粹由人完成”视为智识劳动的标准，本身就是一种值得质疑的理想化。人类的思考从来是关系性的，我们通过读过的书、教过我们的老师、质疑我们的同行、继承的档案、学会的语言和吸收的传统来思考。

    福柯在《什么是作者？》中早已提示，“作者”是一种历史地形成的功能，而非自然的事实（Foucault, “What Is an Author?”）；巴特（Roland Barthes）宣告“作者之死”，也是要瓦解那种把意义归于孤独天才的神话（Barthes,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AI只是使这种关系性中的一个维度变得异常显眼。因此，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智识生产是否“纯粹由人完成”，它从来都不是，而在于：在由各种智识影响构成的网络中，人类的能动性究竟位于何处？

    四、怀疑的转移：从“是不是AI写的”到“你有没有真正思考”

    超级智能会使AI的参与更容易被接受，但这并不意味着怀疑消失。更可能的情形是，怀疑发生了转移。今天人们追问的是“这是不是AI写的”。在一个成熟的AI文化中，更重要的问题会变成：“这个人究竟有没有足够的能力，去真正思考AI所产生的东西？”就像一个人坐进了一辆性能远超普通人的赛车，真正值得追问的已经不是“这辆车是不是替他跑的”，而是“他究竟会不会开这辆车，知不知道什么时候加速，什么时候刹车，什么时候转弯，以及什么时候明知道车还能继续跑，却必须踩下刹车。”

    AI越强，这个问题就越重要：机器能够产生多少，不再是判断作者能力的主要尺度；真正稀缺的，是人能否理解、质疑、取舍和拒绝机器所产生的一切。

    这是一个有趣得多的问题，因为它把作者身份的重心从文本的生产转向了判断。设想一个人让先进AI生成一篇文章，然后原封不动地提交。在未来的眼光里，他未必被看作单纯的技术违规者，而更像是一个没有与如此强大的智识伙伴发生真实思想互动的人，他错过了对话，辜负了资源。

    反过来，另一个人大量使用AI，却不断质疑它的前提，拒绝它的措辞，重新引导它的论证，把它的建议与自己的经验和研究结合起来，并最终为全部内容承担责任，那么他越来越可能被视为完成了真正合法的智识劳动。“AI等于作弊”的等式，就这样被削弱了。

    随之而来的文化问题也发生了倒转。过去人们质问的是：“你为什么要让机器参与？”将来可能被追问的是：“如果一种可以获得的智能能够改善你的思考，你为什么不使用它？”这意味着学术规范的一次深刻变化：拒绝借助更强的智识资源，不再自动成为美德。有时候，它甚至可能不再意味着智力上的自立，而意味着对自身智力增强机会的不思进取——明明可以借助一种更强的智能拓展自己的认知边界，却主动拒绝这种可能性，以为“不借助”本身就证明了自己更有能力。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一个人有没有使用AI，而是他有没有认真使用一切可以使自己变得更有判断力的资源。

    五、一个需要警惕的反面：从“判断在场”到“判断让渡”

    不过，如果AI被广泛承认为在智力上优于人类，那么人类作者会面临一种新的诱惑，即以“它比我懂得多”为由，在每一个环节上服从它。心理学与人机交互研究中所说的“自动化偏见”，指的就是人们倾向于过度信任自动化系统的输出。在超级智能的文化氛围里，这种倾向可能被放大为一种近乎宗教性的顺从。所谓“判断在场”，届时有可能退化为形式：人在最后签上自己的名字，实质上的抉择却早已被机器悄悄做完。

    这一点对“人机共笔”概念提出了严峻的检验。共笔与代写之间的界线，不在于机器参与了多少，而在于人是否保持了拒绝的能力。一个只能说“是”的合作者，不是合作者。因此，超级智能时代对作者提出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要有足够的底子去分辨一个听起来无懈可击的回答是否真的无懈可击，要有足够的独立性在面对远比自己博学的对谈者时，仍然敢于说“我不同意”，并说出理由。判断力的来源，在于长期浸润于优秀作品，也在于亲身犯过类似的错误；倘若因为机器能够代劳而放弃这些训练，人类将失去与超级智能对话所需的资格。

    国际象棋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有启发的对照。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在败给深蓝之后推动了“人机联手”的比赛形式，一度人们发现，人加机器的组合强于单独的机器，这被称作“半人马”模式（Kasparov, Deep Thinking）。然而随着引擎继续进步，人在其中的增益越来越微小，最终几乎可以忽略。

    这个故事常被引来说明人类终将退场，但我认为恰恰要看到它的限度：国际象棋有一个明确的、可计算的目标，即赢棋，因此“更优”的含义是清晰的，人的贡献自然会随着机器能力的增长而被边缘化。写作和人文思考则没有这样的单一目标。什么问题值得提出，什么意义值得追寻，哪种表达忠实于某种经验，这些问题不能通过优化某个指标来回答，它们本身就是价值的选择。

    因此，即使机器在每一个可计量的维度上都超过人类，“人为何而写、为谁负责”仍然不会被机器取代。写作中人的位置，更像是方向的提出者与后果的承担者，而不是最强的计算者。

    六、新的等级秩序：AI素养作为文化资本

    超级智能还可能带来另一个后果，这与知识界的学术鄙视链直接相关。所谓“鄙视链”，是中国学界对学术共同体内部心照不宣的等级秩序的戏称：做古典文献的看不上做理论的，通晓多门外语的看不上依赖译本的，名校与权威刊物的出身则自然居高临下。这套秩序大体建立在稀缺之上，掌握某种能力的困难被默默当作该能力所产出之知识价值更高的证据，用布迪厄的话说，就是被制度认证的能力可以兑换成文化资本与地位。AI的出现冲击的正是这种稀缺：翻译、检索、文献比较乃至合格的学术文字，成本都在急剧下降，建立在稀缺之上的等级因而动摇。

    但等级秩序往往不是消失，而是改写。如果AI被普遍视为超级智能，那么“AI素养”本身就可能成为新的文化资本。过去的阶梯可能是希腊文、拉丁文、法文德文、专门方法、权威发表，正在形成的阶梯则可能是AI素养、高水平的人机协作、对AI的编排能力、对多个AI系统的输出加以比较和裁断的能力。这并不是等级的终结，只是学术等级的重新编码。

    这里还会出现一种有趣的代际逆转。资深学者拥有更多的制度资本、学科记忆与声望，年轻学者则可能更熟悉如何向新的智能提问。学术权威的传递方向，由此可能从单向变为双向：教授知道得更多，而年轻人更知道如何向新的智能发问。这会改变学术权威的性质，但也不应被浪漫化。如果“善用AI”成为新的门槛，而最好的模型、专有数据与算力集中在少数机构手中，那么新的等级就可能叠加在旧的不平等之上，使“人人都有工具”的表象遮蔽基础设施层面的差距。

    七、作者观的转型：从生产到判断与责任

    如果超级智能能够生成与优秀人类写作难以区分的文字，那么依靠文风去侦测AI痕迹，就会越来越成为一种肤浅、弱智的判断方式。检测式的监管本质上是一场猫鼠游戏，而且它把师生与同行预设为彼此怀疑的关系，而学术训练恰恰依赖信任。真正有意义的问题将变成：谁提出了问题，谁决定什么值得关注，谁在不同的解释之间作出选择，谁检验了证据，谁拒绝了机器的错误，谁把结果整合进更大的思想工程，谁愿意公开为这个结论辩护，以及，如果结论最终被证明错误，谁来承担后果。

    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作者观，它把作者身份从“生产”转向“判断与责任”。我认为，这是为AI辅助写作争取更大合法性的最有力的哲学理由，也是对“作者”这一概念最忠实的继承，因为“作者”（author）一词与“权威”（authority）、“担保”同出一源，它从来不只意味着动手写，更意味着为所写之物作保。就此而言，责任还有一个AI无法分担的维度：无论机器多么智能，它既不能在论证失败后承受名誉的损失，也不能在公共争论中被追问和问责。伦理学与法学讨论中所说的“责任缺口”，在写作领域有一个朴素的对应：能够署名并为之负责的，始终只能是人。

    由此可以推出一个重要的操作性结论：关于AI的使用，学术诚信的重心应当从“披露是否用了工具”进一步推进到“明确责任归属”。披露是起点，担责才是实质。同时，评价方式也应相应转向，以口头答辩、过程性提问、对话式考察和长期工作轨迹来替代对孤立文本的鉴定，因为这些方式考察的是人，而不是文本。

    八、文字中“人的贡献”必须被重新定位

    于是出现了一个奇特的历史反转：AI越智能，就越难以坚持这样一种对人类作者身份的定义，即每一个句子都必须在没有AI参与的情况下由人亲手生产。如果AI始终只是工具，这种坚持尚有道理；但如果AI成为智识上的合作伙伴，乃至最终可以合理地称作“超级智能”，那么把人类作者身份界定为“不与AI合作”，反而会显得奇怪。

    人的贡献必须被重新定位：不是亲手敲出每一个字，不是亲自完成每一次检索，也不是拒绝一切帮助，而是拥有一个问题，行使判断，规定方向，辨认意义，拒绝应当被拒绝的东西，并对最终说出的内容承担责任。这也是我所说的“判断在场”会在超级智能的时代变得更有文化说服力的原因。它并不削弱人类作者，反而迫使我们在更深的层次上重新定义何为人类作者。

    超级智能本身并不会自动赋予AI使用以合法性。人们可能越来越接受AI的参与，同时要求更严格的披露、来源追踪、责任机制与证据标准。真正的合法性，不会来自“AI是智能的，所以使用AI是正当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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