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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榮祖 |《清史論辯》自序

30.09.2026 · 25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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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6年9月,聯經出版推出美國維吉尼亞州立大學榮退教授(Professor Emeritus)汪榮祖最新著作《清史論辯》,直面「新清史」爭議、重探清代歷史定位。近年以來,「新清史」學派強調滿洲性格與帝國邊疆,主張清朝並非傳統中國王朝,而是一個有別於中國的多民族帝國,甚至否定其作為「中國朝代」的歷史定位。對此,作者以大量史料與制度分析提出系統性回應,主張清朝乃中國歷代王朝承續的一環,其統治成功,正在於對中華制度與漢文化的吸納與融合,非以「征服者」自居。書中不僅討論滿漢關係、中央集權、多民族帝國與漢化問題,更進一步觸及現代中國疆域、民族認同與歷史敘事等重大議題,為作者對清史研究的總結,也是一場關於「中國是什麼」的深刻歷史論辯。在歷史詮釋與身分認同爭議激烈的今日,本書談的不僅是清朝,更是一部回應當代中國史觀之爭的重要作品。

汪榮祖教授,1971年在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博士,美國維吉尼亞州立大學歷史系執教三十一年,獲榮退教授銜(Professor Emeritus)。曾獲美國維吉尼亞州社會科學院傑出學者榮譽(1993),全美研究型圖書館2001年年度傑出學術著作獎。主要學術著作有英文專書A Paradise Lost, the Imperial Garden Yuanming Yuan (Hawai‘i)、Beyond Confucian China: the Rival Discourses of Kang Youwei and Zhang Binglin (Routledge)等,中文專書《史家陳寅恪傳》、《史傳通說》、《史學九章》、《詩情史意》、《史義通說》等,以及中英文論文和書評多篇。

本文為《清史論辯》作者自序,經作者與出版社授權,書評特別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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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至清三千年來,中國朝代興替承先啟後,其中雖時有分合,但總歸一統,乃中國歷史的客觀現象,無涉高妙的理論。西方的希臘羅馬史為上古史,蠻族入侵與基督教崛起為中古史、文藝復興後進入近代,界限分明,未見異議,亦泰西史的客觀現象。西潮東漸,國人也要以上古、中古、近代作為中國歷史的分期,信手劃分,似是而非,莫衷一是,張冠李戴,端因有違客觀歷史現象之故。

宋元明清四朝為中華帝國史的晚期,多數的漢民族與少數民族交替執中國之政,而少數民族主政部分之中國,更屢見不鮮,故而神州大地原非漢族一家之天下。先秦之夷夏,漢唐之胡漢,更無論五胡之入主華北。將胡人政權視為「征服王朝」,是現代西方觀念,一個獨立的國家征服另一獨立國家,如大英帝國在十九世紀征服了印度,建立殖民政府。而中國之天下,非泰西列國態勢,漢人政權雖多,也有不少胡人與漢人爭天下,在中原建立中國政權,豈是殖民政府?指為征服王朝,乃是擬於不倫、魚目混珠,國人實不必盲目相從。蒙元取代趙宋,朱明取代蒙元,大清又取代朱明,非一朝征服另一朝代,而是延續三千年朝代之更替。少數民族入主中國,漸染漢文化而漢化,未嘗更改中華帝國基本的體制。南北朝處分裂之世,北魏拓跋族孝文帝之漢化尤其徹底,昭然於史冊。鮮卑與漢族共治組成「關隴集團」,經過長期分裂之後,隋唐重啟中華帝國的再生。唐太宗有鮮卑血統而不失為中國的英主,名曜青史。唐代許多宰相與軍隊,音韻學家如陸法言、詩人如李白、以及晚唐三大家都有胡人的血統,無不融入漢文化的洪流。滿族之漢化,誠事勢之必然,是即王夫之所謂:「胡馬北首數閱,而仍歸中國,內彊之效,亦可覩焉」。1在中國歷史上,清朝絕不是第一個多民族帝國,兩百八十九年的唐朝,豈非多民族、多文化的帝國?但清朝卻是以少數民族統治全中國最成功的案例,而其成功多因不以征服者自居,乾隆二十六年有上諭有言:「第念滿漢大臣中有年逾七旬者,雖神明不衰而筋力亦宜體恤,自後遇朕在養心殿召見時,俱令其內右門出入,以昭優眷」,固未有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分,又多歸功於漢化,而滿族的漢化,於今視之,已非常徹底。滿文化的要素,如薩滿教幾已在中國銷聲匿跡,如滿語已非絕大多數的滿人能說,如騎射早已成為古董。流傳的遺風如旗袍,也漸已式微,或非復原樣。滿人在文化上與漢人也難辨別。

滿族不可能單憑八旗武力「征服」明朝,更非勝利的關鍵。清朝得以取明朝代之,多歸功於漢人李自成,闖王攻陷京師,覆明於前,漢人吳三桂引敵入關,大清遂乘虛而得天下。愛新覺羅氏以少數族群成功統治中國長達近三百年,為傳統帝國所僅見,更多得助於漢將與漢臣。即使在入關之前,滿漢兩族的關係已很密切,貿易來往不輟,技術、政務,以及製造槍炮都有賴於漢族。皇太極尤起用漢人,有不少出任高位,如范文程早於一六一八就已出仕。滿洲在遼東的獲得全勝,若謂其戰力之強,毋寧說是明軍防禦之弱。最後入關得力於漢將吳三桂,清軍未必能打敗吳三桂與李自成的聯軍。清朝入關之後,西討南征也多有賴於如洪承疇等降將。建政之後,入境隨俗,建立帝制,政治與社會的漢化,可稱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所說理性化其統治的例子。美國學者墨子刻(Thomas Metzer)更闡釋新儒家對清朝官僚體制理性化的貢獻。然而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若干美國研究清史學者,別立異說,強調清朝的滿洲性格,以「滿洲為中心」的研究,取代以「中國為中心」的研究,將漢族等同中國,然後切割滿漢,視大清為中亞帝國,而非中華帝國,因而中國僅是清帝國的一部而已。按此邏輯,清朝就不是中國的朝代!此說新穎,儼然成為學派,號稱「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美國以外,也頗有風從者,如日本的杉山正明和上海復旦大學的姚大力。但是學說或理論不一定正確,錢鍾書先生有言:長篇理論往往是空言禁不起時間的推排銷蝕。錯誤的學理,更能吹皺一池春水,必須正本清源。

新清史論者以漢人等同中國人,以族群認同等同國家認同,於是滿、蒙、回、藏皆非中國人,視大清為中亞帝國,而中國乃清帝國一部分的奇論怪說。於是演為清帝國是一「多重人格的政體」(political schizophrenia),有異於中國的朝代,也就是說清朝不是中國的朝代,所以把清朝轉化為現代中國,乃現代中國民族主義者的「誣史」(ahistorical)!彼輩否認漢化、否認大清是中國朝代的事實,無視清朝十帝,不僅自認是中國的皇帝,而且強調是合法的中國皇帝,如康熙在遺詔中稱自己是自黃帝以來三百一帝之一,而且說「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北京無疑是清朝首屈一指的政治中心,而新清史卻要抬高奉天與熱河的政治地位,視為次京,以示有別於明朝;又強調清皇室未尊嫡長子繼承制以示有別於前朝;又將中央集權的清朝說成「分割而區域化的皇家制度」(the compartmentalization of imperial institutions)以示有別於前朝;以滿人信薩滿教來斷言清朝有自己的文化,而非漢文化,以示有別於前朝。按薩滿教始自金朝,滿人雖奉教惟謹,吉凶禍福依之,然薩滿教所主之神,因族而異,以愛新覺羅而言,春秋兩季大祭於堂子,所祀諸神包括釋迦摩尼、觀世音菩薩、關聖帝君等。努爾哈赤又於萬曆四十三年(一六一五)建佛寺、道觀、玉皇等七大廟於興京。至遲到皇太極時,已與藏傳佛教,民間稱之為喇嘛教,來往頻繁。滿洲所行者,乃極為包容而多元化的宗教政策,絕非如新清史所說,分割而區域化的情狀。清朝作為少數民族政權的成功正因其民族宗教政策的成功,勝過蒙元政權。清朝雖不是漢人的朝代,但基本上上繼中央集權的漢制,難以否認。更妙的是,新清史將慈禧違反祖制垂簾聽政,與恭親王合作,說成重複清初太后與親王作的滿洲傳統。最後圖窮匕見,在新清史眼裡,蒙古、回疆、西藏各自有其認同,都不應屬於今日之中國!罔顧歷史事實,大肆呼應大清承繼北元之說,妄想裂解中國之用心,不可謂不詭詐。

滿族原是女真族,女真曾建立中國的金朝,為蒙元所滅,明取元朝代之,女真臣屬於明朝,設建州女真於大明之邊疆,接受朝貢,原有臣屬關係,清朝興起後多諱之,實錄於此多有隱晦,如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實錄有上諭曰:「我朝之於明,則鄰國耳」,然殘存的《明清檔案》有天聰六年(一六三二)十月初十日就有上大明皇帝奏本,自稱「大明為君,而金國為臣」。清代明龍興之後,於前明的君臣關係,覺得很不光彩,故於實錄及相關文獻雖多所刪改,但文證未盡湮滅,青史沒有成灰,欲蓋反而彌彰。然則,明清代興乃中國朝代的更替,何來外國征服中國之謬說?

滿族崛起於明屬遼東,始於努爾哈赤(Nurhachi),他首創八旗制度,由八王共治,初無意於帝制,其意在其身後,由八和碩貝勒,共議政務,庶免失誤;然以其本人的強勢,實已凌駕八王之上,其個人的中樞決策,諸如和戰、升黜、遷都等大計,無不獨斷,不免破壞自創的共議之制。皇太極改號曰清,更建旗辨色,其後歸附日眾,仍析為八,以本部為滿洲,蒙古部落為蒙古,明人為漢軍合為十二旗,制度始備。入關之前,八旗制度有利於各族之間的聯繫,滿漢雜居,同耕共食,恩養歸附漢人,不少漢戶編入漢軍八旗,無論生產或戰鬥都可發揮作用。自天聰八年(一六三四),歸降的蒙古人編入蒙古八旗,所以八旗制度非僅限於滿族。

努爾哈赤生前自領兩黃旗,皇太極領正白旗,但皇太極繼位後改領兩黃旗,將之據為己有,而由多鐸領正白旗。皇太極的改旗,意在改革八旗制度,增長其個人權勢,已有走向中央集權的跡象。入關之後,取代朱明帝國,仿效明制設文館,又將文館轉化為內三院,即內秘書院、內弘文院、內國史院,主三院事者即「內閣大學士」(滿語bithei da)。內閣設立六部,繼承明代的中央集權制,勢必與固有的八旗制度發生內部的緊張與矛盾。攝政王多爾袞重用漢臣,更加集中政權,不免漢化了努爾哈赤初創的舊制。洎乎明朝漸趨衰微,遂與關內的明朝爭奪中國之天下,以宣揚明廷之惡,為爭取而代之的合法性,不異於周武之取代商紂。順治入主中國稱帝,啟動有計劃的漢化工程,中華帝制愈來愈凌駕於滿洲舊制。皇帝獨尊,顯然已非八旗共治的局面。康熙平定三藩之亂,收復台灣,鞏固北疆,以中國名義與俄羅斯簽訂尼布楚條約,首次確定中俄國界,開創龐大而穩固的多民族國家,完成中華帝國的又一次的大一統。

順治已繼歷朝皇帝祀孔,尊為至聖先師,康熙重儒,特刊《十三經注疏》,頒布學宮,通行海內外,尤重理學。理學起於北宋周程張三氏,喜談性理,集大成於南宋朱熹。程朱與陸王分為兩宗,康熙重程朱而不重陸王,躋朱熹配祀十哲之類,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書》、《御批資治通鑒綱目》等書,意在砥礪廉隅,納天下士子於軌物之中,以綱常明教落實君臣大義。此非徒托空言,見諸行事,詔命保薦經術之士。康熙一朝,程朱理學名家如魏象樞、魏裔介、熊賜履、張伯行等輩出。魏象樞(環極)崇禎舉人,在順治朝第一批進士之列,官至康熙朝刑部尚書,樸誠如寒松,於明亡後,未以南明為合法政權,而認同新政權的理學家。魏裔介(石生)也是崇禎舉人,也是順治三年進士,專治理學,深受順治器重,裔介亦「敢不竭孤忠以報知遇之恩」,官至大學士,剛正不阿,到康熙十年才告老還鄉。熊賜履(敬修)則是順治十五年進士,曾疏請康熙「乞皇上申飭滿漢諸臣,虛衷酌理,實心任事,化情面為肝膽,轉推諉為擔當,漢官勿阿附滿官,堂官勿偏任司官」,以侍讀學士疏言朝政,為促康熙全面漢化之功臣。康熙十四年為翰林院掌院學士,授武英殿大學士。賜履直聲,不畏鰲拜權勢,直陳朝政弊端,提出應對方案,因深得康熙賞識。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南巡,「賜履迎駕,詔對良久」,康熙二十七年授禮部尚書,康熙四十八年,熊賜履病故,得報有硃批道:「知道了,再打聽用何醫藥?臨終曾有甚言語?兒子如何? 爾還送專禮去纔是」。至康熙五十五年,又宣聖旨要李煦與江南織造曹頫照看熊氏後人,曹頫親往熊家看視後奏報「長子熊志伊風痰時發,次子志契年九歲,志夔年八歲,現在攻書,俱閉門不交外事,家中粗可過活,奴才先送與銀兩百兩,為其家盤費之資,理合具摺奏聞,伏乞聖鑒」,康熙硃批說「好,知道了」,足見康熙對漢臣熊家關懷備至。誠如《孟子.離婁下》所言:「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仁臣忠,清帝施漢臣以禮,漢臣事清帝以忠,滿漢之界遂因儒家君臣大義而淡化。

張伯行(孝先)康熙二十四(一六八五)年進士,任福建巡撫時,曾「疏請蠲免台灣、鳳山、諸羅三縣旱荒田地額賦」,最後官至禮部尚書,清廉耿介,深得康熙賞識。湯斌(孔伯)順治九年(一六五二)進士,十二年應詔陳言,「請廣搜野乘遺書,以修明史」,直言:「宋史修於元至正,特傳文天祥之忠,元史修於明洪武,亦著巴顏布哈之義」,希望亦傳「前明諸臣亦有抗節不屈,臨危致命者」,以「昭示綱常於萬世」。康熙時授翰林院侍講,參與修纂明史,官至工部尚書,以操守廉潔,狷潔如月聞名。陸隴其(稼書)康熙九年(一六七○)進士,歷任知縣,以愛民清操自守,革除陋規,務農重穀。主義理不離事物,所以尊朱闢王,強調居靜窮理,力求務實,庶免玩物喪志,始能經世致用。李光地(晉卿)出生後兩年清已建政,認同清朝,更無懸念,於康熙九年獲進士,授翰林院編修,行事慎重,在閩時逢三藩之亂,堅貞不屈,深得康熙信任,又力薦施琅收復台灣。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授翰林院掌院學士,任經筵講官,奉命續修《朱子全書》,以修得儒學無尚的正果,稱朱熹盡得先聖家法,雖推動朱學最力,但不廢陸王,以為可以攻錯,歸之務實。崇尚理學的儒生,自晚明入仕於清,為順康兩朝高官者,不下十六人之多,皆立身正直,認同新朝。後人多知清初勝國遺老,因夷夏之辨,不肯仕清,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尤著名於世,然有更多儒家學士,視李闖順朝為寇仇,而以崇儒之滿清為效忠之新朝,足見文化認同重於族群認同也。康熙開儒學一代風氣,以孝治天下,凡丁憂官皆不便留任,極重儒臣品藻,「理學因而昌明」。皇帝與士人、庶民一起以修身為本,御著《幾暇格物編》,與名儒碩學相較,不遑多讓。惟康熙不從理學家輕武備、詰邊功,而於武備與邊功,皆有大成。例如李光地薦施琅征台,收台後卻主張棄台,康熙固未從理學家之迂腐。雍乾儒學已甚篤信謹守,趨於一致,甚少爭辯,一如隋唐而後,行科舉制度,沿用明代八股取士之法,直到二十世紀之初。

康熙於十七世紀後半葉與十八世紀初,曾六巡江南,每到江寧必幸明孝陵,拜謁如儀,曾說:「明太祖一代人傑,不可褻慢,其他如遼金諸陵,亦皆如謁明陵制」,康熙四十二年(一七○三)又曾遣大學士馬齊祭明太祖陵,略見清帝遵禮前朝,並以遼金一視同仁為中國朝代之意,昭然若揭。大清宗室愛新覺羅昭槤直言:「列聖,萬機之暇,乙覽經史,爰命儒臣選擇簡編,親為裁定,頒行儒官,以為士子仿模規範」。雍正設軍機處,不假手內閣,以親信為軍機大臣,便於宮禁詔對,實由皇帝乾綱獨斷,更置中央集權於無可動搖之地。乾隆前期,清帝國如日中天,號稱康雍乾三朝盛世。乾隆晚期由盛而衰,要因內亂外患,與歷朝起落興滅的規律略同。道咸以降,晚清所遇之外患為中國三千年未遇之巨變,昧於應變要因西方列強乘工業革命之餘烈,以船堅利炮,殖民各地,中國亦承受其禍害。清廷喪權辱國,莫可奈何,難免被推翻的命運。章太炎反滿言論最為激烈,然其目的在宣揚革命,要因大清王朝無能抵禦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如不推翻大清,中國將隨之滅亡;然而清朝既傾之後,他即主張五族共和,並創中華民國為國號。清帝國的崩解並未如奧圖曼帝國或蘇聯帝國崩解後,不同的民族各自獨立成國,端因中國域內多民族歷經幾千年的衝突與融合,以漢族為主的歷史民族,在二十世紀之初成功形成中華民族,不僅因漢民族占全人口的絕大多數,且因絕大多數的漢人之中,由於與少數民族的互動,已有少數民族的血統,剩下絕對少數尚未漢化的少數民族,根本沒有立國的條件。中華五十六個民族之間,不免有矛盾,就像省籍之間也有會有矛盾,但總的來說,現代中國基本上已完成民族的「大熔爐」(melting pot),絕不似北美黑白種族矛盾之嚴重難解。美國是多民族的移民國家,文化與人種多元,熔爐不成,「色拉盤」(salad bowl)的比喻庶幾近之。

清帝國作為中華帝國,不是列寧所謂的「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也非泰西列強的殖民帝國,而是實施自嬴秦以來的郡縣制,也就是行中央集權主義。自秦漢至明清的中華帝國歷時三千年,乃帝制之國,清朝是中華帝國的尾聲,與近代西方殖民帝國截然異趣,歷朝所行皆秦制也。中國之疆域隨影響之遠近而有所伸縮,未嘗如泰西列國劃清國界。清代西征擴張到中亞,所用絕非西方殖民手法,而是以中原為根本的中央與藩邦關係,由理藩院掌管。中亞地區之外,東方的朝鮮與安南,亦是大清的藩邦。是以中華體制自贏秦至大清,一以貫之,也是本書內編清史十論的基調。

新清史論者最根本的錯誤,在於自知美國人並非都是白人,卻將中國人只等同漢人。彼輩專治清史一端,不知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的國家,入主中國的少數民族莫不自稱中國,執行中華官僚體制。新清史將清廷擁有中亞,歸功於數百萬之滿人,不悟清朝因擁有數億漢人之中國,才有能力納蒙古、新疆與西藏入中國版圖。褒滿貶漢未免主次顛倒,輕重易位!清朝於同光之際成立各國事務衙門,就已參與列國的世界,建立國與國的關係,皆自稱中國。辛亥革命後,清室將政權正式移交給中華民國首任大總統袁世凱,清朝是中國最後的皇朝,乃客觀之事實而非主觀的解釋。清廷詔書文證具在,怎能說民國不能承繼清朝的疆域?

二十世紀中國的疆域根據政權的移交,並非根據人種或文化。按文化,朝鮮與越南應入中國;按人種,西藏與蒙古,不應入中國。外蒙原屬大清,清亡後地位未定,北洋政府曾一度收入版圖,但二戰後因美蘇強權介入,國民政府屈從而使外蒙獨立。大一統清帝國崩解後,民國繼起,統一並非受阻於民族矛盾,而主要由於內亂外患,內亂因軍閥割據,政黨爭勝;外患因列強環伺,尤其是日帝先後占據東北與東南半壁,長達十四年之久。外患更激揚民族主義,足以凝聚欣欣向榮的中華民族。新清史論者的邏輯認為清朝是滿洲人的,擴張的疆域應為滿洲人所有,所以不應由漢人的民國來繼承。但事實上清朝不只有數百萬的滿族,更有數億的漢人。新清史論者又說清帝是各族的共主,清帝國崩解之後,滿蒙囘藏各族都應獨立成國。然而清帝國於一八六○年已經「參與列國之林」,已經是多民族的「國家」(nation-state)。清朝於一九一二年將政權交給民國,民國總統為何不能成為多民族的共主?民國繼承了「清之中國」(Qing China),成為五十六民族組成的中國。此一歷史事實不可能為新清史的理論而改變,而其所謂「種姓主權」論,未嘗聞美國的黑人、印第安人、奇卡諾等族群各有其主權而可獨立成國!新清史別立異說,視為創見,以見重於學界,在西方司空見慣,不足為異,但不少中國學者長期受到西學的影響,缺乏獨立判斷的能力,驚喜其說之新奇,不加細究,趨之若鶩,其應若響。楊念群提出「超越漢化論與滿洲特性的第三條路」,折中取長,強調滿洲特性以補漢化論之不足,怎奈新清史論者意在以滿洲特性取代漢化論,視漢化為錯誤的概念,甚至污衊為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產物,去之而後快,又明言清帝國不是中國的朝代,強行其話語權,毫無妥協的餘地,傲慢地宣稱:「漢化這個概念受民族主義激發,曾長期主導中國的清史研究,然而時至今日,西方大多數中國研究者,以及部分中國學者都接受了新的基本架構」。所謂「新的基本架構」,就是要弱化清史研究的中國色彩。西方學者大多接受此說,固不足為異,部分中國學者接受,未免太無自信,輕信外國新奇之說。海峽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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